紫禁城的黄昏txt-6

第19章 西苑更新时间:2005-2-2 14:17:00字数:6229今年的春天特别热,太后很想回西苑。然而,俄日已经宣战,所以转念一想,还是留在紫禁城、静观待变比较好。对于这场战争,太后甚觉忧虑,大部分时间都用来焚香祷告,祈求各路神仙保佑中国。自然,我们也要跟着她一起祷告。这段时间,没什么特别的事情发生,真是百无聊赖。到了二月初,太后再也不能忍受继续留在紫禁城了,说,不管发生什么事情都要搬到西苑去,在那儿卡尔小姐也正好可以把画像完成,此事拖拖拉拉前后快有一年了。于是,二月初六我们重又回到了西苑。这儿的一切都是那么清新可爱,绿意盎然,有些树都已经开始开花了。太后领着我们绕湖而行,每个人都兴致盎然,太后说我们就好像是一群从动物园里跑出来的野兽。她今天也非常快乐,但她又说,要是回到颐和园就更快乐了。卡尔小姐被召到宫中,太后接见了她,并说要去看看她的画。太后再次问我还要多长时间才能完成,我告诉她除非她能够多给出一点点时间来摆姿势,否则完工的时间将可能比较长。太后沉吟良久,终于同意每天早朝后来坐五分钟,但她希望只有在画面部时才叫她来,其他时间不要指望她会来。这样坐了两个早晨,第三天便借口不舒服,再也不肯来了。我告诉她如果她不来坐,卡尔小姐就没法继续进行了。虽然她似乎很生气,但好歹又接着坐了几天,直到脸部画完。至此,她说什么也不肯再坐了,完得成也好完不成也好,总之她不会为画像再做任何事。余下的事情只好由我代劳,也就是为太后的衣服、珠宝等等做模特儿,这样,画像终于一天天接近完工了。当太后得知画像快完工时,很是高兴。我觉得这是一个重提报酬问题的好时机。太后问我,付钱是不是真的合适?要付的话付多少?我告诉她,画画是卡尔小姐的职业,这些日子她要不是忙于替太后画像,别处也会有很多类似的工作机会,能挣不少钱。所以酬金应该更丰厚些才是。要让太后懂得这些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她又问我是否真的有把握,卡尔小姐不会因此而生气,那康格夫人呢,她会不会不高兴?我向她解释,在美国和欧洲,妇女们通过画画、教书或其他的职业挣钱养活自己,是相当普通的事,她们非但不觉丢脸,反会以此为荣。听了这些,太后似乎很是惊讶,问我,卡尔小姐的哥哥为什么不养她?我说她自己不愿意靠哥哥供养,况且她哥哥也成了家,有一大家子人要养活。太后对此大发感慨,说这真是一种古怪的文明。在中国,父母死了,做儿子的就有责任供养他的姐妹,直到她们出嫁。她又说,中国的女子如果要自己工作谋生,人家是要说闲话的。最后,太后答应跟大臣们商量一下,我这才稍稍放了些心,此事好歹有了几分着落。二月十二日又是一个有趣的节日,名为“花朝节”,据说是百花的生日。早朝后,我们全都来到御花园,太监们早已拿着大匹的红丝绸等在那儿。我们把这些丝绸剪成二英寸宽,三英寸长的小丝带。等剪到差不多了,太后便拿了一条红绸带,另外还有一条黄绸带,系到一棵牡丹的干茎上(在中国,牡丹花被认为是百花之王)。于是所有的女官、太监和丫头们纷纷拿起红绸带,照着太后的样子去装饰园子里的花草树木。忙活了整整一个早晨,将整个花园装扮得美丽如画。女官们鲜艳的衣裙,绿意葱茏的树木,绚烂的鲜花,相映成趣。然后我们就去听戏。这回演的是树神花神祝贺生日的故事。中国人相信,一花一木皆有自己特别的神,树神为男,花神为女。舞台上的服装,都很漂亮,红花绿树,栩栩如生。荷花仙子的衣服是用粉红丝绸做的,状如莲花;裙子则是用绿绸做的,形似荷叶。款移仙步,衣袂飘飘,一如风摆娇荷。其余装束,大多例此。背景为一森林幽谷,山石环绕,岩穴层层。从岩穴中走出众多小仙女,手持细颈酒瓶。这些小仙女所扮演的,是一些小花小草,雏菊、石榴之类。其效果之神奇,只能会意,不可言传。所有的神仙聚集在一起,先是喝酒,继而唱歌,丝竹之音,轻柔曼妙。最后一幕是个圆满的结局,一弯虹彩从天而降,停在岩石上,众神仙依次骑上彩虹,慢慢上升,穿过云层,带着她们重返天庭。这一天的仪式就此结束,我们全都回了各自的房间。二月十四日(1904年3月2日),我进宫刚好满一周年。我完全忘了,直到太后提醒我才想起此事。太后问是否已经适应宫里的生活,在这儿过得是否快乐,想不想再回巴黎。我老实回答,在法国我虽然也很快活,但我还是更喜欢宫里,这里真的很有趣,除此以外,还能和自己的亲友们共同生活在自己的国土上,自然要胜过生活在陌生的外国。太后笑着说,她担心我迟早会对宫里的生活感到厌倦,到那时,我就会再渡重洋,远走高飞。她说唯一的办法是赶快把我嫁出去。她再次问到我为什么反对嫁人,是不是怕婆婆,还是别有原因。要真是这样,叫我不必担心,只要她还在世,就没什么可怕的。太后又说,我即使是嫁了人,也不必一天到晚呆在家里,仍旧可以像从前一样到宫里来玩,她接着说:“去年我跟你提起出嫁之事时,我曾答应容你再考虑考虑,因为你受的教育毕竟跟其他女官有些不同,但不要以为我已忘记了此事。我其实一直在留心,要帮你找一个般配的夫君。”我只是像从前一样的回答她—我不愿嫁人,只要太后不嫌弃,我愿意一直留在宫里伺候她。她说我现在这样固执,用不了多久没准就会改变主意。二月下旬,卡尔小姐工作很辛苦,画像终于快要完成了。太后又翻起了她的皇历,为的是择定一个吉日验收画像,最后定在1904年4月19日,卡尔小姐也及时地得到了通知。卡尔小姐很郑重地对我说,在太后指定的这个日子,画像无论如何也完成不了。于是我把卡尔小姐的话转告给了太后,跟她解释说还有许多细节之处需要添加修饰,建议最好宽限数日。太后说,必须在4月19日四点钟之前全部完工,因此我也就没敢再说什么。完成的前一周,太后最后一次来到卡尔小姐的工作室,打算看看画像。她看来还比较满意,但还是对把她的脸画得一半暗一半白表示了不同意见。我跟她解释说,暗的部分其实是阴影,但她还是坚持要我告诉卡尔小姐,叫她把两边的脸改得一样。这使得我和卡尔小姐之间发生了一场热烈的争论,但她最终还是认识到,跟太后作对无济于事,于是答应稍作修改。太后偶然瞥见画像下方几个外国字,问我是什么意思。我说那不过是卡尔小姐的签名而已。太后说:“哦,是这样。我也知道外国人做事总有些奇怪,但还从未听说过比这更奇怪的事。竟古怪到把她的名字写到我的画像上。人家看了,自然要认为这是卡尔小姐的画像,而根本不是我的。”我又只好向她解释,说这是外国画家一径就有的习惯,任何一幅他们画好的画上,都要签上自己的名字,无论是肖像画还是别的画,都是如此。太后说那只好这样了,就算她对吧。但看来对此还是很不满意。经过没日没夜的工作,卡尔小姐总算在规定时间完成了画像,太后特意安排康格夫人和其他外交使节的夫人来宫里看画。这回完全是私人会见,太后便在她的一间小殿里接见了她们。常规的外交礼节之后,太后吩咐我们领夫人们去画室,太后与她们道过别,就回自己的寝宫去了。皇后奉太后懿旨,以主人的身份陪来宾参观画室。每个人都对画像赞叹不已,一致认为画得惟妙惟肖。看完画,大家便去了膳厅。皇后坐了首席,叫我坐在她的旁边。很快大家都落了座,一个太监进来,请皇后转告客人,说皇上龙体欠安,不能出来见大家。我作了翻译,大家似乎都很满意。其实,皇上的身体好得很,但我们都把他给忘了。因此客人们这回没有见到皇帝,便告别走了。照例我们又要向太后报告一切,太后问客人们认为那画像怎样,我们回说,客人们都赞不绝口。太后说:“她们自然要说好,这是外国人画的嘛。”看来太后对于画像仍不很欢喜,有些地方总让她不满意。这使我很是失望,毕竟卡尔小姐费了这许多苦心,才完成此画。太后又说卡尔小姐为作此画花的时间太长了,又问怎么没人提醒她让皇上也参加会见,她尤其生李总管的气。太后说,她一记起此事,就立刻就派了太监去说明,要不然客人肯定要猜测皇帝出了什么事,然后还要到处议论。我告诉她说,我向客人解释说皇帝有病不能来的时候,发现她们好像并没有往旁的方面想。第二天,宫里的木匠已把画框做好了,装好后,太后吩咐我哥哥给照一张相。照片效果很不错,以至于太后说这照片反而比原画要好多了。画像既然已经完成,几天之后,卡尔小姐就告辞了,太后给了她一笔很丰厚的酬金,此外还有一枚勋章和一些别的礼物。卡尔小姐离去后的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我觉得很是寂寞,和她相处的这段日子,我发现她是个很好的伙伴,我们之间有很多共同语言。太后也注意到了我有些落落寡合,便问:“我猜想,现在你开始想念你的画家朋友了吧?”我不想向她承认这点,怕她会认为我忘思负义,况且我知道她不愿意我和外国人大亲近。于是,我向她解释,身边每有熟识的人离去,我总会有些怅然,但很快也就没什么了。太后对此很满意,说她倒没觉着有什么伤感,还说等我到了她这个年纪,对待事情就能更达观一些。卡尔小姐离宫后,一天,太后问我:“她曾向你问起过1900年拳乱的事吗?”我告诉她,拳乱那会儿我正在巴黎,所以对这事我自己也不是很清楚,自然也就说不出什么。我向她保证,卡尔小姐从未对我谈起过这个话题。太后说:“我最不愿提起那次事件,也不喜欢外国人向我们的人打听这方面的问题。你知道,我常常认为自己是有史以来最聪明的女人,谁也不能和我比。虽然我曾听说过许多关于维多利亚女王的事,也读过她的一些传记—当然是中译本,但我还是认为,她一生所经历的大事和趣事,还不到我的一半。我的一生尚未完结,没人知道未来会发生什么。或许总有那么一天,我要用一些非同寻常的事,或是做一些和我过去所作所为完全相反的事,叫洋人大吃一惊。英国是世界上的强国,但这不是维多利亚女王一个人统治所造就成的。她有国会里的才俊之士一直在做她的后盾,他们讨论所有的事情,直到得出最好的结果,她只要在文件上签个名就行,国家大事也用不着她说什么话。再回过头看看我,我有四万万的人民,所有的事都要靠我一个人判断。虽然我也有军机大臣可以商量,但他们只关心开缺候补,逢到重大的事情,还是要由我亲自决定。皇上他知道什么?我一直都很成功,但我做梦也没有想到庚子拳乱会给中国造成这样严重的后果。这是我一生中唯一的过失。我本可以及时颁布诏令,阻止拳匪的妖言惑众,但是端王、澜公二人信誓旦旦地跟我说,这些拳民是上天派来的,能使中国摆脱一切我们所痛恨的洋人。当然他们指的主要是传教士,你也知道我有多恨这些传教士,我一直是个多么虔诚的佛教徒,所以我寻思自己先不忙开口,等等看会发生些什么。我的确也感觉到了,他们太过火了。有一天,端王带着拳民头领到颐和园,把所有太监召集到大殿的院子里,逐一检查每个太监,看看他们的头上是不是有一个十字。那个头领说:‘这些十字平常人看不到,但我能凭着他头上有没有十字来判定他是不是基督徒。’然后端王又到我的宫里来,说那个拳民头领正在宫门口,他已查出了两个太监是基督徒,问我如何处置。我当即大怒,告诉他:没有我的许可,他无权把任何拳民带到宫里来。然而他却说,这个头领法力无边,能杀尽洋人,刀枪不入,所有天神都保护他。端王告诉我,这些都是他亲眼所见。曾经有一个拳民用火枪向另一个射击,子弹打中了,但那人却毫发无损。端王建议我把这两个被认为是基督徒的太监交给拳民头领去处理,我只好答应他。后来我听说这两个太监就在附近的村子里被他们杀了。第二天,端王、澜公又领着这个拳民头领到宫里来,叫所有的太监都焚香祭拜,以此证明他们不信基督教。这之后,端王又建议,最好让拳民头领每天来宫里教太监们各种法术,整个北京城差不多都在学拳民的法术呢。第三天,太监们都换上了拳民的装束,使我大吃一惊。他们穿着红马甲、红头巾、黄裤子。我看见我所有的仆从们都脱下了朝服,换上这身滑稽的装束,心里很是难过。澜公还送了我一套拳民的衣服。那会儿荣禄是军机大臣,正在生病,请了一个月假。每天我都要派一个太监去看他,这天太监回来禀报,荣禄的病已经完全好了,明天就要进宫,而当时他还有15天的假。我不免有些困惑,他为什么要放弃这么多天没休完的假呢。虽说如此,我还是很想见到他,因为我急着要和他商量拳民的事。荣禄来了,当听说了宫里发生的这些事,神色凝重。他说这些拳民都是不中用的,只不过是些革命党和煽动者。他们鼓动老百姓帮着他们去杀洋人,他很担心这会给朝廷招来祸患。我对他说,他的话或许是对的,问他应该怎么办?荣禄说他这就去找端王。然而第二天端王对我说,他昨天因拳民的事跟荣禄吵了一架,他说现在全北京都成了义和团,如果我们要驱散他们,他们就会杀尽北京人,连宫中也不能免,他们已定好日子杀尽外国的代表。那个董福祥,是个保守的将领,已和一个拳民商量好,答应领着他的骑兵去帮拳民攻打外国使馆。我听了这话大惊,预感到要坏事了,于是立刻差人去叫荣禄来,又留住端王。荣禄来了,看上去很是着急,我告诉他拳民正要去攻打外国使馆,他听了更忧虑,建议我立刻下谕,就说拳民是一个地下帮会,叫百姓不可信他们说的话,并饬令九门提督,立即驱散京内拳匪。端王闻此大怒,正告荣禄,说此谕一下,拳民必杀进宫来,无人能免。听端王这么一说,我心想不如把所有的事全都交由他去处理。端王离宫后,荣禄就说端王丧心病狂,必将闯下大祸。又说端王此去.必定帮助拳民攻打使馆。这些拳民都是乌合之众,又没读过书,以为世界上的洋人只有在中国的这么几个,杀了他们,便算斩草除根了。却不知道外国是如何强大,中国的洋人被杀了,数以千计的外国人就会来为他们死去的同胞报仇。荣禄信誓旦旦地告诉我,一个洋兵可以毫不费力地杀死一百个拳民。他请求我谕令聂将军率部保护外国使馆(聂将军后被拳民所杀)。我自然立即发布了诏令,同时又叫人马上去找端王和澜公,告诉他们事态严重,不可冒失,最好依荣禄的计划行事。然而事态已经一发而不可收,而且只有荣禄一人反对拳民,奈何寡不敌众,无力回天。一天端王和澜公来了,叫我颁布诏谕,令义和团先杀了使馆里所有的洋人,再杀尽剩下的洋人。我非常生气,拒绝下诏。我们商议了好半天,端王说事不宜迟,义和团已经做好了攻打使馆的准备,明天就要动手。我大怒,叫几个太监把他赶了出去。他临走时对我说:‘如果太后拒绝下诏,不管你愿不愿意,我终究是要替你去做的。’他果然这样做了。以后的发生事你也知道,他瞒着我发布了诏令,害死多少性命。后来,他见计划不能实行,又听说洋人已兵临城下,不免惊慌失措起来,迫使我们不得不离开京城。”太后说完这些,不觉哭了起来。我对她说,我也为她感到很难过。她说:“你不必为我过去经历的这些磨难感到难过,但应该为我的声名就这样给毁了而感到伤心。这是我整个一生当中唯一的一次失误,由于一时的软弱,终成大错。从前我就好比是一块无暇的白玉,我为国家所做的一切,人人都钦佩赞赏,但自从拳乱之后,白璧其污,终生莫濯。我也时时为此懊悔不已,想我平日也是个极有主见的人,这回却听信了那该死的端王,这一切全是由他而起。”三月底,太后在西苑住得有些不耐烦了,全宫人马于是又搬回了颐和园。这一次天气很好,我们乘船返回。及抵园中的水门,只见万物葱茏,桃花盛开。重回旧宫,太后显得非常高兴,暂时忘却了一切伤心往事,甚至包括战争。第20章 尾声更新时间:2005-2-2 14:18:00字数:7060我在宫中的第二年,情形和第一年并无不同。各种庆典和节日自然和从前一样,要如此这般地庆贺一番。每天例行的早朝由太后主持,之后,这一天剩下的时间就被用来享乐。其他事情中,太后对她的菜园情有独钟,亲自指挥种植五花八门的种子。蔬果成熟的时节,所有女官都分得一把小剪枝刀,收割这些作物。太后似乎很喜欢观看我们在地里劳作,心血来潮的时候也下地帮我们干活。为了鼓励我们多干活,太后会拿出一些小礼品赏给那些表现好的人,所以大家自然都很卖力,为的是让太后高兴,当然也为了得到奖赏。太后的另一爱好,就是养鸡,分配给每个女官同样多的鸡雏儿,让大家亲自照料,所生的鸡蛋必须每天早上拿给太后过目。我一直搞不懂,为什么我的鸡蛋总是比其他女官的少?直到有一天,我的太监向我报告,他看见另一个太监从我的鸡舍里偷鸡蛋,为的是帮他的主子夺标。太后最反感宫里的女官毛手毛脚或者大手大脚。有一回,太后叫我打开她房里的一个包裹,当我正要把绳子剪断的时候,太后阻止了我,叫我把它解开。我只得照她说的去做,费了许多手脚,才把它解开。太后接着叫我把纸折得整整齐齐,连同绳子一起放进抽屉里,这样,今后再要用的时候,就知道在哪儿可以找到它。有时候,太后会给我们每个人一些零花钱,如果我们想买什么东西,比方说头花、手帕、鞋子、丝带,以及诸如此类,都可向丫鬟们购买,她们在宫里常常做这些小玩意儿。每一笔支出项目都必须记在一本太后专门发给的小本儿上。到月底,太后要检查我们的账簿,要是她认为我们过于浪费,少不了一顿责骂,另一方面,如果我们控制得当而颇有节余,她就会表扬我们善于持家。因此,在太后的教导下,我们都学会了处事细密、有条有理,堪称持家有道。这些日子,父亲的病情每况愈下,便请求开缺。太后不听,决定再给他六个月的病假。而父亲真正的意图,是想到上海去看他的私人医生,但太后很不以为然,认为她的太医比任何洋医都要高明。就这样,那段时期就由太医们给父亲看病,他们每天都要开出彼此不同的各种处方。这样又过了一些时日,看上去似稍觉有些起色,但因为患有慢性风湿,所以仍然不能走动。我们因此再次请求太后,准许父亲到上海去看他自己的医生,因为他对父亲的病情更熟悉一些。然而太后终究是不同意这个观点。她说:“你们怎么连这么一点点耐心都没有,中国的医生或许比较慢,但他们可靠,我相信他们一定会很快根治父亲的病。”究其实,太后是担心父亲到了上海,我们也要跟他一起去,这绝对不是她愿意接受的结果。于是我们决定,只要父亲的病情不恶化,我们就仍旧留在北京。招待外国使节的春季游园会如期而至。照例,第一天是公使、参赞及使馆随员,第二天是他们的夫人等等。这一年参加游园会的来宾很少,其中还有几个是第一次来。有五六个日本公使馆的夫人陪着内田夫人一起来。太后一直喜欢内田夫人,因为她优雅有礼,深为太后所赞赏。常规的外交礼节之后,我们就领着夫人们去用餐,带着她们到宫里的各处参观游览,这之后,就是告别、启程、离宫。我们再向太后报告一切,她照例问了许多问题。来宾当中有一位女士(我想她应该是英国人),穿着笨重的斜纹软呢旅行装,衣服上有许多大口袋,她把双手插在口袋里,好像怕冷的样子。头戴一顶和衣服相同质料的帽子。太后问我是否注意到了这个穿“米袋子”衣服的女士,并说,穿着这身行头出现在宫里是不是过于惊世骇俗了呢?太后很想知道她是谁,从哪里来。我回答道,这人一定不是使馆里的人,因为使馆里的人我都认识。太后说,不管她是什么人,这个样子混迹于上流社交场所,总归是没规没矩,在欧洲宫廷也必不能容忍这种装束。“我一看就知道。”太后补充着说,“这些人当中,有哪些人是不是真心实意要对我表示尊重,又有哪些人认为我不配得到他们的尊重。外国人似乎都有样一种观念,以为中国人都很无知,因此他们不必像在欧洲的社交场合那样注重礼节。我想今后最好明白规定一下,在不同的宫廷仪式上,应该穿什么样的衣服,同时在发布邀请的时候也要掂量掂量。这样我就可以把那些教会分子排除在外,当然还有其他不受欢迎的人。我愿意会见任何来中国访问的高贵的洋人,但不愿在我的宫里看到任何一个平头百姓。”我说,日本人的习惯值得效法,那就是:发布适当的请柬,在请柬的末尾注明每一个特定的场合该穿什么样的衣服。太后认为这个法子很管用,决定在中国引入类似的规则。只要天气许可,太后就到户外看太监们在园子里劳作,藉此打发大把的时光。人们通常在早春时节移栽荷花,太后对这项工作颇有兴致。所有的老根必须剪去,再把新生的球茎种到新鲜的泥土里。荷花虽然生长在湖里的水浅之处(在湖的西边),但太监们也不时地要走到齐腰深的水里,以便清除老茎,植入新根。太后坐在她喜欢的玉带桥上,一坐就是几个小时,指挥太监们工作,对于如何栽植球茎,还时不时提点建议。这项工作通常需要三到四天的时间,女官们侍立在她的身旁,或为太后的垫子编织奇奇怪怪的穗子,借此打发时光,事实上,干什么都行,只要不闲着。时值春天,袁世凯又一次进宫觐见,讨论的话题之一就是俄日战事。他告诉太后,事态正朝着非常严重的方向发展,他担心,到最后中国将成为主要的受害国。这个消息让太后很是心烦意乱,她提到,有一个御史建议我们送一些大米给日本,但她已做出决定,暂不采取任何行动。对此,袁世凯表示大力支持。我还是每天为太后翻译各种关于战事的报道和电稿。一天早晨,看到一则消息,大意是康有为(1898年维新运动的领袖)从巴达维亚抵达新加坡。我想太后没准对这个感兴趣,便和其他消息一同译了出来。太后听了突然情绪激昂,把我吓了一大跳,不知出了什么事。太后告诉我,这个人给中国惹了各种各样的麻烦。在见康有为之前,皇上一直是中国传统的热心追随者,但自从那次召见之后,便明显地表现得热衷于维新,甚至宣扬基督教。“有一回,”太后接着说,“他竟怂恿皇上下诏,要兵围颐和园,把我关起来,直至新政施行。幸亏军机大臣荣禄和直隶总督袁世凯的忠诚,这个阴谋才被挫败了。我即刻赶到紫禁城,皇上正在那儿,我们就这个问题进行讨论之后,皇上认了错,请求我继续代他执掌朝政。”(此事的结果,当然是皇上下一道诏书,恭请太后训政。)太后立即下令抓捕康有为及其同党,但他却设法跑掉了,从此太后再也没听到更多关于他的消息,直到我给她翻译这则报道。知道了康有为现在何处,太后似乎稍稍放了心,但她还很想知道他正在干些什么。她忽然又一次大发脾气,问我,外国政府为什么要给中国的政治煽动者和罪犯提供保护?他们为什么不肯让中国处理自己的臣民,为什么不可以稍稍多花些精力管好他们自己的事呢?太后命令我时时留心,一有这位先生的消息,就马上向她报告。但我打定了主意,无论如何,再也不提起关于此人的任何事了。渐渐地,这事也就无声无息、不了了之了。有一次我们游览西苑时,太后指着一大块荒地说:从前这儿有一座大殿,拳乱那年给烧毁了。她又解释说,这完全是一次意外,倒并不是叫洋兵给烧掉的。她说自己一直不喜欢这座大殿,因为它实在太难看了。现已决定在原址重修一座大殿,因为目前的大殿太小了,每到新年,外国客人来贺年的时候都快容纳不下了。她于是命令工部照她的意思,预备新建筑的模型,然后报她核准。到这时候为止,宫里的建筑都是典型的中国式,这座新殿要或多或少地参照外国设计,各方面都要做到最新。模型很快做好了,并且提交到了太后这里。它虽然只是个小木头模型,但每一个细节都很完备,就连窗格的图案以及天花板和镶嵌板上的雕刻无不历历可观。然而,我从不知道有任何东西能完全符合太后的意愿,这一回自然也不例外。她从各个方面把这座模型批得体无完肤,这间屋子要更大一点,那间屋子要更小一些,这个窗户应该移到那个地方去,等等等等,不一而足。不消说,模型拿回去重做。当它再拿回来让太后过目时,每个人都说比第一个模型大有改观,就连太后也表示很满意。接下来的事,就是要给新建筑取个好听的名字,经过严肃充分的讨论之后,决定取名“海晏堂”。建筑很快就动工了,太后对工程的进展很是关切,殿内的一切陈设全部采用西式,这是早就定了的,只有御座例外,毫无疑问,御座仍旧要保留满族的特色。太后根据我们从法国带来的图录,逐一比较不同的家具款式,最终决定选用路易十五式,但每件家具都漆上明黄色,窗帘地毯之类也都是同样的颜色。当所选择的样式都令太后感到满意之后,我母亲就请求太后恩准,让她来支付这些家具的费用,作为献给太后的礼物。太后恩准了母亲的请求,于是,订单便被寄到了巴黎一家我们从前定做过家具的著名公司。大殿完工的同时,家具也送到了,并很快就安装好了。太后巡视了大殿,并且(那是当然)挑出了不少的毛病。她对这一次实验的结果,似乎不是很满意,并说,一幢中国建筑毕竟还是应该像它们从前的样子,更庄严肃穆一点才好。然而事已至此,所谓木已成舟,现在也不好过于挑剔,怎么说它也没法改了。夏天的这几个月里,我有比较多的空闲时间,每天拿出一个小时来帮助皇上学习英文。他很聪明,记忆力惊人,学得很快,但发音不很准确。没多久,他就能够阅读普通英文学校课本中的短篇故事了,并且,听写相当不错。他的英文书法更是出手不凡,在描摹古体字和花体字方面,堪称专家。皇上这样专心学习,太后似乎也很高兴,说她自己也想学,并且完全相信自己很快就能学会。然而学了两课之后,她就再也没耐心学下去了,并且,从此再也不提此事。毫无疑问,这样的教学活动,给了我很多和皇上谈话的机会。有一次,皇上冒险和我谈起维新的事,说我从前曾答应劝太后推行新政,似乎没什么进展。我对他说,自我进宫以来,完成的事情亦颇不少,并以新大殿的事作为一个例证。他对这些显然不屑一顾,并叫我不用再为此费心了。他说,到适当的时候,总有用得着我的一天,当然,前提是真有这么个时候,对这一点,他自己似乎也毫无把握。他又询问了我父亲的病情,我告诉他,如果父亲的身体不能尽快好起来,我们恐怕不得不离开宫里(至少暂时)。皇上说,虽说他对此将会感到遗憾,但他相信这也是出于好意。他又说,他敢肯定,我在外国度过了这么多年,决不可能安于宫里的这种生活,如果我打算要离宫,在他这方面将不会有任何障碍。太后恩准我每月出宫探视父亲两次,一切如常,直到有一天,一个丫鬟来告诉我,太后又在为我安排另一桩婚事了。一开始我并没有太在意,然而过后不久,太后通知我,一切都安排好了,要我嫁给一个她为我挑选的王爷。我能看出太后是在等我说些什么。于是就告诉她,在这种时候,父亲的病又是这个样子,我非常忧虑,请求太后无论如何把这事稍稍搁一搁。听了这话,太后非常生气,说,她为我操了这么多心,而我却这样忘恩负义。我没吱声,此时太后也不再说什么。我努力想把这事忘掉。接下来的一次回家探视,我就把这些告诉了父亲,像从前一样,父亲坚决反对这桩婚事。他建议,等我回了宫,就去找李莲英,把这些事全都告诉他,向他解释我目前的处境,因为任何人都不能使太后改变主意,只有他能做到。因此,我一回到宫里便去拜访李莲英,起先他显得很是为难,还说我应该服从太后的懿旨,但我再三陈情,说我根本不想结婚,甘愿留在宫里伺候太后,他这才答应尽力为我去想法子。后来我再也没听到太后或李莲英提起过此事,于是就推测,大概总管已经把这事给码平了。这个夏天没什么更重要的事情发生,就这么平平淡淡地过去了。转眼到了八月,竹子已被砍下,此时,女官们又一次被叫来帮忙。我们的工作就是在砍下的竹杆上雕刻文字和图案,太后也帮着我们刻。然后,这些竹子就被做成椅子、桌子以及其他日常用品,被摆放在太后的茶室里。在漫长的秋夜,太后就教我们中国历史和诗词,每隔十天考试一次,以检验我们到底学会了多少,成绩好的颁发奖金。那些年轻的太监,也参加这些课程,他们回答太后的问题时,很是有趣。如果太后的心情好,她也会跟我们大家一起哈哈大笑;赶上她不高兴,便会下令责罚他们,以警戒他们的愚蠢无知。然而对这样的责罚,他们早已习惯了,所以并不很在意,转瞬就忘得一干二净。太后七十大寿的日子近了,皇上提议,要举办一次盛大的庆典,但太后没有恩准,说是国家不太平,恐怕百姓要议论。这次万寿庆典与往年唯一的不同,就是除送礼受礼之外,太后还要特赏封衔,晋级加俸。在太后所恩授的封衔中,我和妹妹被授郡主衔,这一封衔只有宫人才可以封授,是太后的特恩。外臣的晋官授爵都是由皇上封赏。万寿大典本拟在紫禁城举行,因为那里更适合操办大事。然而太后根本不喜欢这个主意,谕令要等到十月初十万寿前三天才搬到城里去。这样一来,不得不多做好多事,因为颐和园和紫禁城两处都要布置。到处都是忙忙碌碌,更加添乱的是,初十的前几天,竟纷纷扬扬下起雪来。太后却来了兴致,她最喜欢在雪天外出,而且希望在山坡上照几张相。于是,我哥哥就又挎上他的照相机,给太后照了几张很好的相片。初七那天,我们全都搬到了紫禁城,庆典就开始了。宫里装饰得富丽堂皇,院子被玻璃屋顶所覆盖着,为的是遮风挡雪。戏院里,每天高潮迭起。初十的万寿大典与以前的并无不同。一切都在波澜不惊地进行,完了以后全宫又搬回了西苑。在西苑我们得到了父亲病重的消息,他再一次向太后递了辞呈。太后便派了太监前往探视,为的是要打听虚实。当她得知父亲真的病重后,便恩准他开缺养病,并同意他前往上海找外国医生看看。她说,她认为我母亲陪着他前往上海还是必要的,但她相信还不至于严重到了我和我妹妹也要陪侍的那种程度。我努力向她解释,说陪侍父亲是我们的责任,而且父亲的病势可能转危,万一生命不保,我们姐妹将抱憾终生,请求太后开恩放行。她先是提出各种反对的理由,到最后,见我们去意已决,便说:“好了,他是你父亲,我当然也知道你应当去陪侍他,但你们要时时记住,尽可能快地回宫。”太后又坚持为我们做衣服及准备其他事情,直到十一月中旬才放我们走。当然,我们除了等太后高兴放行,也别无它法。一切都准备停当,太后又翻起了她的皇历,要为我们的启程择定吉日良辰,最后选定十三日最吉利。于是,我们在十二日就离开皇宫回自己的家。我们向太后磕头告辞,感谢她这两年来对我们的思宠。大家都哭了,太后也哭了。接着又向皇上皇后道别,皇上只是摆摆手,用英文祝我们幸福。眼见着我们就要离开,每个人都很伤感。我呆立良久,太后说,多等也没甚益处,还是早些动身吧。在门口李总管也来送别。我们进了马车就直接回了家中,我们自己的太监一直陪着我们进了家门。我们发现旅行的一切物品都已准备好了,第二天一大早我们就乘火车至天津,正好赶上这个季节最后一班开往上海的轮船。一到上海,父亲就立刻去看他的医生,检查病情,开出药方。此次旅行似乎对父亲颇有益处。很快,我就怀念起宫里的生活来,虽然在上海我有许多朋友,她们经常邀我参加宴会和舞会,但我还是没法快乐起来。似乎一切都和我在北京已经习惯的大不相同,我一心只想能够尽快回到太后的身边。我们到上海两星期之后,太后就派了一位特使到上海来,看我们过得怎么样。他带来许多漂亮的礼物,还给父亲带来了一些药。我们见到他都非常高兴,他告诉我们,宫里的人都很想念我们,希望我们能够尽快回去。这时父亲的病已有好转,他说我再留在上海已没有太大的必要,建议我最好还是回京,履行我在宫里的职责。于是,我就在新年的一大早就动身了。这时河道正值封冻期,我只好乘船到秦皇岛,由那儿乘火车回北京。这是一趟最为艰苦的旅行,所以到达北京的时候,我感到非常高兴。太后已派了我的太监到车站接我,我一下车立刻就往宫里进发。见到太后,我们都欢喜得哭了起来。我告诉太后,父亲的病已有起色,我希望能永远留在宫里伺候她老人家。我重又开始了先前的工作,然而此时,既没有妹妹和我作伴,也没有母亲跟我聊天了,一切全都变了。虽说太后对我还是一样的慈爱,但我还是不很快乐,并且又很想再回上海。我留在宫里,每日几乎做着同样的事情,就这样平平淡淡地又过了许多时日,直到这年的二月(1905年3月),我接到一封电报,叫我速回上海,因为父亲病危,已在弥留之际,想见我。我把电报给太后看,等候她的决定。太后对我说:“你父亲年事已高,自然比不得年轻人,那样容易复原。”并恩准我即刻动身回上海。我再一次向宫里的每个人道别,他们全都希望我能很快回来。然而,这一次却不可能了。此时,父亲已到了最后的关头,弥留至1905年12月18日,终告不治,辞别人世。我们自然要为父亲守孝百日,终于再也不能回到宫里去了。在上海,我结交了许多新朋友,也认识了不少人,慢慢地,我开始认识到:宫廷生活的吸引力,毕竟不能根除我在欧洲时所受到的影响。在内心里,我是个外国人,在国外受的教育,并且,现在又遇到了我的丈夫,这就注定要使我成为一个美国公民了。然而,我常常追忆起在太后身边所度过的两年时光,那是我少女时代最重要也最幸福的时光。虽然在推行革新方面,我没能给太后更多积极的影响,但我还是希望能在有生之年看到这一天:中国能够警醒自励,在世界强国中取得自己应有的位置。译后记更新时间:2005-2-2 14:18:00字数:1609宫闱秘闻,从来都是闾巷之间、茶酒之后的绝好谈资,所谓“白头宫女在,闲坐说玄宗。”铜驼荆棘,浮云沧桑,前尘旧影,娓娓道来。言之者或可无稽,闻之者亦足解颐。古往今来,以此为题材的大小写家,亦在数不少。或旁搜博采,或道听途说,妙笔生花,汗牛充栋。但这些作品,大多是局外人、后代人所撰写,虽不能说是向壁虚构,但隔靴搔痒之讥,总还是免不了的。真正以亲历者的身份,老老实实担当历史记录者的写作者,则少之又少。这也难怪,不要说宫闱之间,能秉笔为文的本就不多,即或有之,也难免不噤若寒蝉。想想看,事关禁地,有哪个敢太岁头上动土,为逞一时之快,而招杀身之祸。从这个意义上讲,德龄公主的写作,就可算是一个异数,而尤为难得了。德龄(1886-1944),满州汉军正白旗人,原籍广东香山,出生于武昌,在荆州、沙市度过了她的童年时代。父亲裕庚是清末三品外交使臣,历任驻日、法等国公使,母亲是法国人。德龄兄妹五人,大哥早逝,二哥勋龄被认为是为慈禧的御用摄影师,德龄行三,四弟馨龄,德龄进宫后,慈禧安排他在万寿山轮船处工作,英年早逝,容龄行五,中国第一代舞蹈家,1973年去世。1895年裕庚奉旨出使日本,德龄随全家在日本呆了四年,期间学习了英文、日文。1899年,裕庚出使法国,德龄又在法国学习了法语。这期间有两件事颇值一提:一是德龄兄妹和父亲一起协助朱迪·戈迪叶(Judith Gautier 1845-1917)翻译出版了在西方影响极其深远的中国诗选《玉书》(Le livre de Jade)。另一件事是,德龄与容龄一起被“现代舞之母”伊莎朵拉·邓肯(Isadora Duncan 1877-1927 )免费收为弟子,学了三年舞蹈。1903年,裕庚任期届满,率全家回到中国。是年,德龄17岁。在庆亲王的引荐下,德龄和妹妹容龄一起进宫,成为慈禧太后的御前女官。接下来,宫里的两年生活,在本书中有着详尽的记录。1905年3月,裕庚在上海病重,德龄出宫,12月,裕庚病故,德龄以“百日孝”为由从此没再回宫。在上海期间,德龄认识了美国驻沪领事馆的副领事撒迪厄斯·怀特,1907年两人结婚。怀特从领事馆卸任之后,留在中国做新闻记者。德龄则在亲友的要求和敦促之下,写下了她在宫中陪侍慈禧太后两年的所见所闻。本书是德龄出版的第一部著作,用英文写成,出版于大清王朝终结的1911年,署名“德龄公主”(Derling Princess)。甫一出版,就立即引起西方社会各阶层人士的广泛关注。关于“德龄公主”这个署名,一时间还闹得沸沸扬扬。有人认为德龄根本不是什么“公主”,这样署名就有欺世盗名之嫌了。其实,根据宫中旧人的回忆,慈禧70岁万寿节期间,的确曾懿封德龄、容龄为郡主(即和硕格格),只是英语中没有公主、郡主之分,一律都叫做Princess,误会就是这样产生的。德龄从此一发而不可收,定居美国后,先后用英文撰写并出版了《御香缥缈录》、《瀛台泣血记》等多部描写晚清宫廷生活的著作,在海内外有着广泛而持久的影响。1927-1928年间,德龄在回国逗留期间,还亲自扮演慈禧,演出英语清宫戏。同时又找到小德张等宫中旧人,回忆收集清宫资料。抗战期间,宋庆龄在香港发起组织保卫中国同盟,发动海外华人华侨同仇敌忾,共御外辱。德龄曾追随左右,为给抗日军民筹集经费和物资做出了贡献。1944年11月22日,德龄在加拿大死于车祸。德龄的作品,其最大的特点,就在于它是历史亲历者的记述,换句话说,这是一份当事人的证词。作者的胸次襟抱、历史视野,或不免有所局限,但作为第一手材料,终是弥足珍贵。书中的注释,均为译者所加,错谬亦或不免,读者幸祈正之。秦传安2004.7.5北京花家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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