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同样的原因，农民(实际上是所有臣民)不想花力气改善土地，这土地是否归他使用都取决于统治者的意愿。弗朗索瓦·伯尼埃，17世纪曾在印度工作过10来年的法国医生，曾经写道，在印度谈不上“你的和我的”，也就是说，人们没有财产权或产业观念。没有人敢于露富，因为害怕敲诈勒索和没收。没有人留心于改善生产方式或生产工具。伯尼埃指出，只有很少数人富贵奢靡，而多数人贫苦，房屋破旧，民众蒙屈受辱，没有学习和自我改善的劲头，这贫富两面形成鲜明的对照。在这种情况下，信贷以及信贷所能提供的商业机会也受到严重的限制。人们用不少笔墨形容过印度洋的商贸在欧洲人到达以前就很热闹；还形容过印度高利贷者的富有，农民和商人都受他们高利盘剥。可是高利率意味着高风险。借钱的人能提供多大的安全保障?在人们需要隐瞒资产、因而信息量减少的情况下，贷款的人又能贷出多少?印度当时的商业活动远远低于它的潜力。然而，印度那些商人、银行家以及高利贷者是怎么致富的?答案是，他们在下金蛋。他们做买卖、行贿受贿，聚敛和分红；当他们去世时，家族已隐藏了尽可能多的财富。下面是一位英国人在1689年的评述：他们(商人)的财富只有两种形式，那就是现金和珠宝，在印度，分不清个人财产和不动产之间的区别，他们尽可能地隐藏自己的财产，以防莫卧儿帝国国库抢走他们的财富。这克制了他们的消费，也使他们在贸易中一直都保守着自己的秘密……紧张状态无所不在——对于统治者来说，既要对老百姓巧取豪夺，又要对他们适度照应；对于老百姓来说，既要隐藏自己的钱财，又要设法过好日子。但归根结底，还是专制君主及其代理人控制着黎民百姓。在这方面，来印度的欧洲人享有很大优势。他们不会受到那样的虐待，他们甚至还能将当地的商人和工人置于自己的保护之下。长此以往，这就构成了侵占主权。有人也许会说这是篡权，可是在专制社会中，所有的权力转移都可称为篡权。社会最底层的佃农和贱民怎样呢?他们所能依赖的就是自己的忍耐、顽强和韧力，即被压迫者所能采取的对应方式。他们在忍受不了虐待时也常常逃亡，尽管当时印度的村庄仍是公社式的社会，而且逃到另一个村庄也不见得会好过一点，但逃亡现象之多仍是一般人所料想不到的。在中世纪的欧洲，逃亡或以逃亡相威胁，可以起到遏制虐待的作用，在城市化地区和边疆地区尤其如此，出逃有收效。而在印度，逃亡大概只是从一个不幸陷入另一个不幸。尽管这样，它还是可以促进和缓，因为任何一个捕猎者都不希望失去他的猎物。在印度仍然有财富可捞——据一位学者估计，印度的盈余约相当于农业产值的一半。有这么多的财富可以攫取，这就必然促使英国东印度公司把主要精力从商业活动转向政治活动，因为通过拉政治关系可以比做生意捞到更多的钱。此外，印度各地冲突和暴力蔓延，促使(迫使)东印度公司动员军事力量以保卫自己的利益，而有了军事力量，就乐于干预当地的一些争端。《国富国穷》　第四部分 第十一章 大财源(4)来自伦敦的贤明告诫，未能阻止东印度公司驻在印度的人们沿着这条光滑的斜坡走下去。公司派驻印度的总督们以荷兰人为榜样来训导他们手下的人，并且为他们的所作所为作辩护。最后他们的主张占了上风，伦敦方面作了让步。1689年，公司在印度的活动按三大“管区”改组，伦敦的公司董事会依照荷兰人的形象，通过了一项决议来重新明确公司的使命：增加收入是我们关心的主题，如同我们的贸易是为了增加收入一样；在20来起事件就会打断我们的生意的情况下，有必要保持我们的武力；我们必须成为印度国中之国；否则我们就不过是凭国王陛下特许状而联合起来的一大群商贩，只能跑贸易，而掌权的人谁也想不到该照顾我们的利益……使命扩宽了，但目的还不是像荷兰人在印度尼西亚那样搞垄断。英国东印度公司当时并不打算阻止别国商人进入印度市场——大概只有法国人除外，因为法国人决心在政治上向英国人提出挑战。然而，在印度这片貌似平坦的商场上，英国东印度公司凭借自己的实力和特权，而占有决定性的优势。公司的雇员们及时抓住了这一机会，不但自己做买卖，还把自己的牌子和名声贷给为他们效劳的印度办事员和生意合伙人，谁为此付钱就贷给谁。在人们满怀穆斯林自豪和仇外心理的这样一个世界里，英国人如此专横，使印度上上下下，从海关的收税员直到宫殿里的王公，莫不感到屈辱。异教徒敢于如此我行我素，损害了当地总督衙门的尊严和合法地位，导致了孟加拉总督(地方行政长官)和东印度公司之间的争斗，而争斗总是积下愤懑和仇恨。因此，年轻的总督西拉吉·乌德·多拉决心给英国人一个教训，在1756年派兵攻占了英国人的加尔各答要塞，只遇到微不足道的抵抗。接着，他犯下“大罪，其无比残暴令人难忘，它们受到的重大报复亦令人难忘”。这罪行是指“黑洞”大屠杀：孟加拉总督的士兵把146名俘虏——其中既有军人也有平民，还有几名妇女——硬塞进一间只有18英尺长、15英尺宽的狭小牢房，牢房只有两个小窗，还被堵塞住。那是6月间一个闷热酷暑的夜晚，牢房里的人呼喊哀求和抗议。可是总督大人安寝了，不得打搅。呼喊声渐渐微弱了。到第二天清早，俘虏中只剩下23个活人。这一罪行激起了报复，东印度公司驻印度的代表们自然十分乐意放手大干一场。他们很快就装备起一支舰队，载着由英国军人和印度雇佣兵组成的一支分遣队，在罗伯特·克莱武的指挥下，由马德拉斯启航。克莱武本是公司的一名年轻的职员，但富有军事才干。由于逆风行驶，舰队花了差不多两个月的时间，才抵达孟加拉湾，进入胡格利河口。英国人轻而易举地收复了加尔各答，逼西拉吉·乌德·多拉付出一大笔赔款，还迫使他恢复了公司的全部特权。对那位地方行政长官来说，那一夜安眠的代价可真不小。但是故事到这里还没有完。英法两国在欧洲打仗，也在孟加拉引起回响。西拉吉·乌德·多拉向法国人献殷勤，他这样做当然很有道理——要报仇，还想争取赖掉他向英国人赔款的义务。可是这一次又打错了算盘。英国人获悉这些花招，就由克莱武率兵攻打和占领了法国人在孟加拉的商站金德讷格尔，打掉了这个商业竞争对手，拔除了眼中钉。西拉吉·乌德·多拉咽不下这口气：这些英国商人怎敢在他的领地之内对别国商人动武?此外，他像埃及法老一样，也悔恨自己太软弱，觉得自己可以来个第二次，干得漂亮一些；毕竟他的军队比英军占压倒优势。这一次，英国人决心要搞掉西拉吉·乌德·多拉。他们设法从印度当局内部找出怀有贰心的官员作同盟军——“如果有一个效忠于东印度公司的人来当总督，该多么美好啊!”——他们找到了米尔·伽法，这个人是西拉吉·乌德·多拉的内叔，是孟加拉的一位司令官。当地有的是可以收买、用来牵线搭桥的官员和商人。英国人利用了一个名叫阿明·昌德的精明印度教商人做中介，买通了米尔·伽法，许诺事成之后让他当孟加拉总督。米尔·伽法则答应在他升官之后以重金酬谢英国人。最后，1757年6月23日，战斗打响，地点在加尔各答以北90英里的一个村庄普拉西。英国人和他们收买的同盟军为一方，西拉吉·乌德·多拉和他的僚属为另一方。英国人打赢了，这一个胜仗改写了印度的历史。大英帝国的诗人们歌颂克莱武这位公司职员出身的将军如何英勇善战，善于策反，还描述一些细节有多么了不起——例如在雨季怎样遮盖大炮，等等。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崇拜偶像的文人则对此嗤之以鼻，说根本谈不上什么英雄事迹(人人都是勇敢的)，还叹惜那些印度大小官员对国不忠，轻易让人收买。然而，这最后一点当然是莫卧儿之类专制帝国的致命弱点。有什么忠心可言?交战双方的兵力对比是：那位孟加拉总督手下有大军50000人，而英军方面不过3000人。总督的50000人当中，实际为他打仗的只有12000人，而这些人也是一触即溃，刚刚伤亡500人就赶紧撤退了。英军方面的损失是仅仅阵亡4名欧洲人和14名印度雇佣兵。这就是历史上具有决定性意义的交战之一。胜利之后随之而来的就是清点胜利果实。公司所获得的战争赔款总数最后达到1000万卢比(按照714285卢比等于1英镑的汇率折算，相当于140万英镑)；给居住在加尔各答的商人做出赔偿(英国人500万卢比；亚美尼亚人200万；印度人100万)；赔偿英国海军中队和陆战部队500万卢比；还加上给公司理事会成员的私人赔偿，按规定是每人25万卢比。这所有的总合起来达234万英镑，是“圣母号”船所载战利品的5倍——这个数字相当于现在的1亿英镑以上。这种折算是以当时技术工人的平均工资(一年50英镑)等价于现代工人工资的25万美元为基础的。在这类涉及长时期的折算法中，最好的比较标准就是劳动力价格。米尔·伽法才不在乎呢。反正钱又不是从他的口袋掏出的。但是，以孟加拉的财政状况，它是不可能满足这一庞大的开支的。最后，约一半的赔偿金是以金银硬币或珠宝支付的。剩下的则被一次又一次地延期；而伴随着每一次的推迟，公司都获得了某些特权、土地和其他收入等形式的补偿。但是英国东印度公司的理事会成员们却得到了全部赔款——要体现轻重缓急嘛。克莱武所得到的现金报酬相当于现在的14亿美元。一些人认为这都是敲诈勒索得来的，但麦考利说克莱武可以很轻易地得到两倍于此的钱，“他得到了200万卢比，只要他的一句话就可以使200万变成400万”——Macaulay，“Clive”，第243页。这自然是克莱武让别人得到的印象。参阅Keay，HonourableCompany，第320页。麦考利的确提出了问题：对于英国人来说，从一个外国统治者那里接受巨额礼金是否合适呢。是的，这不违反法律；但他又问道，如果威灵顿在击败拿破仑之后，从法国的路易十八那里也得到相同的礼物，那人们又会怎么说?《国富国穷》　第四部分 第十一章 大财源(5)这些敲诈勒索还附带有一笔相当可观的额外财富：公司被赋予加尔各答周围很大一片土地的田赋征收权。这些土地每年向地方行政长官所交纳的代役税是23万英镑，而它每年实收田赋却是53万英镑——净剩3万英镑，多么可观的数字。随着加尔各答的日渐繁荣，它周围土地的租金也水涨船高，没过几年，租金已涨至146万英镑。而且自从任命了克莱武为公司孟加拉居留地的总督后，印度的地方行政长官就把他的征收代役税的权力转让给克莱武，这样一来，雇员倒变成了雇主的地主。克莱武还获得了一项特权，即指挥莫卧儿帝国军队中6000名步兵和5000匹战马的权力。公司的这种政治与商业的混淆使它的代理人也具有了双重身分。在印度，如同在印度尼西亚一样，权即是钱，钱即是权。印度国民生产的盈余原先被刮到莫卧儿国库和藩臣账下，此时则转移到了英国东印度公司及其职员和代理人的手中。商人和公务员都乐意到公司领取并不丰厚的薪金，以此为私下拉买卖和公开贪污受贿打掩护。一些野心勃勃的年轻人花钱买公司的职位。英国议员及其他有权势的人想方设法把亲朋好友安插到公司，以各自的方式为此而付钱。公司总部成了“一座彩票房，诱惑每个人去碰运气，让幸运的少数人……发大财”。但显而易见的是，幸运只是故事的一部分。要知道，印度当时是一个疫病蔓延的地方。许多发了财的新贵是一去不复返，再也没有回到英国。即使是健康存活下来的人如何把他们的资产变成现金，也是一个问题；而死去的人就只得依靠代理人，代理人会为自己牟利，往往还变成无人负责。就这样，从印度这张大餐桌上纷纷掉下一些面包屑，养肥一批经纪人、律师、掮客、珠宝商、证券中间人、走私者、骗子和投机商。克莱武——他此时已受封为爱尔兰勋爵，而且有望得到英国爵位——在这方面碰到的问题比一般人更大，因为他要弄回去的钱财比别人多得多。他将18万英镑汇到阿姆斯特丹的荷属东印度公司，然后经过打折扣，再用来买英镑汇单。有4万多英镑是通过英国东印度公司转回去，还有相当可观的数额是通过私商走不知名的账户。他还将大笔钱投资于珠宝——仅在马德拉斯一地采购的钻石就价值25万英镑——再把珠宝弄回英国倒卖。英国历史学家麦考利写道：“我们完全可以肯定，无论在哪个行业，再也没有一个别的英国人能白手起家，刚到34岁的时候就拥有这么多的财富。”克莱武回英国后，把他的财富用于“体面的”项目。他把大笔的钱送给了他的姐妹们、别的亲戚以及一些贫穷的朋友；给他的父母安排了每年800英镑——相当于现今的40万美元——的收入，同时坚持他们要有一辆马车；给“收入菲薄”的一位军队老上司安排了每年500英镑的收入。在如此慷慨地花掉大约5万英镑之后，他为自己以及他的一小批帮手购置地产，以确保在英国下议院拥有席位。他还买下了东印度公司的一大笔股票，把它们分摊给那些为他打掩护的人，以便形成一个在公司拉选票的小集团。在当时，所谓的有产者理事会的会议都是“人多，争论激烈，迹近骚乱……有人大规模地操纵虚假的选票”。罗伯特·克莱武是应对此负责的一个人。从短期影响来看，像这样将财富和政治权力从神秘的东方转移到英国各郡县和议会大厅，令人难以忍受——太快了，也太新鲜。这些在印度发了大财的“总督老爷”是什么人，怎能购置大片地产，摇身一变成为社会名流，败坏英国的政治?这就必不可免地引起了对此进行官方调查和议会质询的呼声，结果导出了沃伦·黑斯廷斯唱主角的臭名昭著的审讯，促成了东印度公司章程的重大修改。这些新的安排加强了国家对东印度公司在孟加拉的经营运作的监督，使得“发赃财”比较困难了，然而在印度混几年捞到的钱，仍有可能超过在英国干一辈子的收入。从长远来看，英国人在印度攫取了帝国的权力，就在政治谋略和伦理方面产生了严重的问题。东印度公司把它的收获视为永久性的——“人的明智能使之保持多久就会有多久”(1766)。因此，它要“保护和珍爱居民……他们的利益和福祉如今已是我们关注的首要事情”——这也是为了公司自身的利益。印度被比作一座庄园，庄园的佃户和地主的利益是一致的。很明智，也很合英国典型；但做起来并不简单。即使是在改革以后，发展的任务依然艰巨，而由于英国人为稳妥起见不去轻易变动印度的社会体制和文化体制，发展的问题就更加复杂化了。随着新技术，尤其是铁路，从国外传入印度，印度的经济有所改变和增长。然而，除了充当棉花原料供应者以外，印度经济对工业革命的反应是迟缓的。曾经在世界上独领风骚的印度棉纺织业，已日益萎缩，几乎消失。印度历史学家将这种情形归罪于殖民压迫者，指责英国人不仅取消了印度的保护性关税(自由贸易万岁)，而且对印度出口产品课税，使它们与英国的棉纱棉布价格拉平。可是问题并不在此。印度企业家和英国企业家都可以在印度自由地兴办现代制造业，他们在19世纪50年代就开始这样做了。如果说他们不曾更早地这样做，那一定是自有缘故。我们怎么知道?历史文献的性质关于印度历史的某些最重要的著述，是由印度学者完成的，然而，颇具讽刺意味的是，这些著述几乎无例外地都是以欧洲人的记载和报道为依据。从印度方面几乎没有什么文献流传下来。举例而言，关于16至18世纪的印度洋贸易，尤其是当时的纺织业，我们所知道的情形几乎完全是来自欧洲各特许贸易公司及其本国政府的档案，还有欧洲旅行者的报道及其来往信函。因此，这些记载只反映出事情的外在一面。然而，它们内容丰富，能说明问题——其中还包括有相当数量的本地材料——足以为相当不错的历史研究提供依据。为什么会出现这种不对称，这是文化史上的一个有趣的问题。印度人是有文化的(尽管他们在当时缺乏印刷术)，而莫卧儿这样的帝国，若没有文件和通信，是不可能运转的。印度商人也一样，若没有备忘记录和信函，他们也不可能活跃于国际贸易之中。是不是在文件保存方面出了问题?如果是那样，东印度公司在马德拉斯、孟买和加尔各答的文件怎么又保存了下来?是不是在商业组织形式上有重大差异?欧洲各特许公司是依赖于一整套官僚机构，有官僚机构就有文牍。也许，问题是在于连续性和文件保管制度。印度的政治单位当时都是短命的，它们的文件也就一起湮没了。也许，它们本来应该把事情记载在黏土板或石板上面。有一点是清楚的：那个时候的欧洲人已经热心于作记载。要注意到当时各社会之间的一大差别：有的是只有社会上等人才有文化，有的则是一般人均识字通文。欧洲当时尽管还有不少文盲，但却属于后一范畴。中等以上的人都能阅读，还能写作和出版自己的作品，不但官员如此，老百姓亦如此。在欧洲人以外的社会中，最与欧洲人相近的就只有日本人和犹太人了。欧洲人还对其他民族和社会抱有热心的好奇心：当时的游记当中，绝大部分是欧洲人写给欧洲人看的。这种好奇心是欧洲人对外扩张和占领的一个重要因素。不论是有心还是无意(应是二者兼有)，它为对外侦察和开拓指引了道路。近年来，反殖民主义的评论家就西方人好奇心的所谓的恶劣作用大做文章，把学者、间谍和外交官全看做一丘之貉。在这方面攻击最为详尽的，莫过于爱德华·赛义德那一部备受关注的著作《东方学》(1978)。(本书在第24章中将更多地述及赛义德这部影响力很大的著作。)这位评论家认为只有一个社会内部的人才能真正了解自己的社会，这种说法是不对的。根据这一论点而贬斥学术对手的研究成果，是很成问题和反科学的。然而该书指出信息很有价值和很有力量，能起很大作用——不论是好的作用还是坏的作用——这一点却是十分中肯的。《国富国穷》　第四部分 第十一章 大财源(6)饮食、收入和生活水准在印度沦为英国殖民地以前，其“民众”境况如何?欧洲旅行者和访问者报道了那里的普遍贫穷，甚至是悲惨，而印度对话者也表示同意。为什么印度南方有那么多庙宇?“……那里土地肥沃无比，而居民的生活必需品却十分少。”英国一位旅行者拜见当地一位王公时，那王公把他管辖下的农民说成是“赤身裸体、忍饥挨饿的群氓”。他们的需求呢?“钱对他们来说是不方便的，让他们有饭可吃有屎可拉，就够了。”某些历史学家会争辩说，这些外来者所见所闻并不全面，或者说他们是有意给印度抹黑以抬高欧洲人。有人甚至断言，按照食品摄入量的估算数字计算，当时印度佃农的生活水准还高于英国农场的劳工。鉴于欧洲和亚洲当时在技术上的巨大差距，我觉得这种对比卡路里的计量历史学结论是不足信的。我也不相信某些人把20世纪收入对比的估计数字推回到18世纪的做法。这种计算结果歪曲事实的可能性可以说是无止境的，即使是一点小的误差伸展到两百年前就会把事情弄得面目全非。在这类推测性的计算中，数字只有与历史背景相符时，才是可信的。而历史背景，就印度而言，是财产权利受限制，技术落后；就西欧而言，则是正在大步迈向工业革命，发明和改进各种精巧的、节省劳力的装置，尤其是用人力以及用动力驱动的机械。它当时已远远超过了亚洲。更有效的技术会带来更高的收入，事情就是这样简单。阿明·昌德怎么啦?英国人和米尔·伽法之间的谈判是由两个代理人来进行的，其中一个就是孟加拉商人阿明·昌德，他为接受东印度公司保护的好处而居住于加尔各答，因此在孟加拉地方行政长官攻打和占领加尔各答时蒙受了巨大损失。英国历史学家麦考利这样坦率地评价阿明·昌德：他没有政治上的是非概念，只是凭着灵活的商业头脑和丰富的经验周旋于英国人和地方行政长官之间。“他的民族对他产生很大的影响，他身上具备着印度人的智慧、敏锐的观察力、手腕圆通、机智灵活、坚韧不拔的性格。也不乏印度人的缺点：贪婪、奴性和叛逆。”欺骗和安抚地方行政长官是阿明·昌德的工作。他成功地完成了自己的任务。多亏他的胡编乱造的能力和丰富的想象力，计划进展得非常顺利；但这走得越远，事情的成败就越发依赖于阿明·昌德的举动。他随便的一句话都可能摧毁整个计划。恰恰就在此刻，克莱武开始听到一些令人不安的消息，说阿明·昌德准备背叛英国人，除非英国人能给他以巨额报酬。多大呢?他要求30万英镑(也就相当于如今的15亿美元)，另外，他还要求把这个承诺写进保证米尔·伽法担任孟加拉行政长官的协议里。克莱武气极了。这是明目张胆的敲诈，也太贪婪了。克莱武决定以牙还牙，准备了两份协议——一份是真的，写在白纸上，压根就没有提及阿明·昌德；另一份是假的，写在红纸上，其中有满足那位商人要求的条款。并不是所有的英国人都甘心参与这一骗局。海军代表沃森将军拒绝在红纸协议上签字。白纸协议的这一缺漏若被阿明·昌德看到，他肯定会起疑心。于是，一不做，二不休，克莱武就伪造了沃森的签名。行动的时刻到了。自负的孟加拉地方行政长官西拉吉·乌德·多拉起兵进攻。克莱武指挥他的英军部队——按照他的说法，都是勇往直前的战士——在普拉西大获全胜(1757)。西拉吉·乌德·多拉落荒而逃，地方行政长官的宝座也就丢了。胜利者聚会分享胜利果实。阿明·昌德满怀期望地到会，因为克莱武始终对他体贴备至，直到最后一分钟。这时宣读了白纸协议。一个字也没有提到阿明·昌德。他问克莱武这是怎么一回事，得到的回答是：“那红纸协议是个圈套。你一无所获。”这个可怜的人当即昏厥过去，虽然又苏醒过来了，但从此再也没有恢复理智。他逐渐变得思维混乱和行动呆滞。他原先是那样一个机智敏捷而又衣着俭朴的人，这时却变得身穿布满珠宝饰物的华丽服装，漫无目的地四处逛游。没出几个月他就死了。总的说来对克莱武持同情态度的麦考利，写到这场骗局时说：“……这个人在他一生的其他时期是一位可尊敬的英国绅士和军人，可是一遇到一个印度阴谋家要加以对付，就自己也变成一个印度式的阴谋家，肆无忌惮地堕落到假仁假义，调换文件，冒充别人的笔迹。”然而，麦考利的落脚点不在谴责。在指出克莱武道义上的瑕疵以后，麦考利又为他辩解说这是不得已而为之的权宜之计，“马基雅弗利也许同样会采用这种手法”。关键在于克莱武的行为“不单是犯罪，而且是大错特错”。麦考利指出，个人可以背信弃义而致富，国家却不行。办公事时，诚实的信誉比勇敢和智慧更重要。而在一个充满着尔虞我诈的世界里，尤其是这样。英国之所以能在印度以如此小的代价维持其帝国，靠的就是无条件的诚实，而不是别的；之所以能把印度人明里暗里贮藏的财富都弄出来，靠的也不是别的任何东西。麦考利说，东方最强有力的君主也不能说服他们的臣民把财富交出来放高利贷，可是英国人以4%的利率相许诺，就让印度人拿出了几千万卢比。这是麦考利的见解。他有他的道理。可是，克莱武的后继者们是比克莱武更顾及道义吗?抑或是那些帝国主义分子及其政治家不过是学会了撒谎更高明一些?或者是在某些事情上撒谎，而在另一些事情上不撒谎?是在钱的事情上守信用，其余的则见鬼去吧?那就会是一种嘲讽。事实是：即使是在麦考利那个讲正义的时代，诚实也是追求国家利益的一种手段。甚至在钱的事情上——应该说尤其在钱的事情上，亦是如此。的确，印度投资者相信了英国的承诺，购买了利率为4%的英国政府债券，英国也从未让他们失望……直到20世纪为止，这时战争和财政赤字破坏了英镑的购买力，毁了金本位。通货膨胀是一种非人格化的谎言吗?《国富国穷》　第四部分 第十一章 大财源(7)注释1见Sainsbury主编的CalendarofStatePapers，EastIndies，第321节，转引自Masselman，CradleofColonialism，第281页。2英国人依靠莫卧儿帝国的一道敕令得以免除关税，遂将各类商人置于他们的保护之下，发卖通行证，同时还在他们控制的地区内向孟加拉地方行政长官的代表和代理人征税，就连土地所有权的转换和婚姻也要交税。结果是：孟加拉不断地发出抗议的呼声，使战争成为不可避免——Edwardes，BattleofPlassey，第23—24页。3引自Bhattacharya，EastIndiaCompany，第19页。4同上，第22页。5Edwardes，BattleofPlassey，第24页。6Chaudhuri，TradingWorldofAsia，第195页。7所有这些，见Steensgaard，“TradeofEngland”，第123—126页，他列表展示了欧洲在1651—1760年间通过荷属东印度公司和英属东印度公司进口的印度(包括部分中国)纺织品的估算数量。这些数据表明，即使是在普拉西之战以前，英属东印度公司的实力已居于其对手之上。Steensgaard认为，原因之一在于英国公司的权力下放以及能够充分发挥驻印度当地的公司职员的积极性和主动性。8JournaloftheHouseofCommons，1704年2月14日，第14篇，第336页，转引自Chaudhuri，TradingWorldofAsia，第277页。9Moreland，IndiaattheDeathofAkbar，第9—22页；转引自Habib：“Potentialities”，第54页，注释4。10Habib，“Population”，第167页提出了牲畜的一个大致数字，“在1600年将近15亿头”。Habib，“Potentialities”，第34—35页，拿1600年与1900年相比，Habib说道，权衡早期过剩的土地资源(比较肥沃)与后期的社会资本的投入(英国投资建设水利灌溉和公路等设施)，再加上其间农业技术的停滞不前，可以推断出印度早期人均农业产值至少也是和后期相当。他还认为，莫卧儿帝国的人均产值“不可能低于那些同时代的国家，其中也包括西欧”。我对此看法不同。有关类似的评论见Parthasarathi，“RethinkingWages”。11Kautsky，Politics，第188页，引自Lybyer，TheGovernmentoftheOttomanEmpire，第295页。同时Kautsky还指出，因为这些数据都是以第一次世界大战时的美元比价来统计的，所以要把它乘以10才等于1981年的价格。我认为要乘以20或25才等于1994年的价格。12Lybyer，Government，第293页，引用AlexanderDow，TheHistoryofHindostan，第3卷(伦敦，1770—1772)：在莫卧儿帝国“生为王子”可谓是“陷入最大不幸和进退两难的境地。他如果不是死于宽厚仁慈，那就是双手沾满其亲人鲜血，来保证自己和帝国的安全。”转引自Kautsky，Politics，第240页。13关于莫卧儿帝国统治阶级的巨额个人财富以及他们系统地存贮钱财所造成的结果，见Raychaudhuri，“TheMughalEmpire”，第183页。最终的受益者是英国，除了用一笔年金打发当地统治者们以外，还剩有许多钱留给英国在印度的殖民政府和当权的英国人自己。14Chaudhury，“Trade，BullionandConquest”。别的一些著作中也谈到这一点。这涉及一个更大的问题：这个地区本来已经很繁荣，欧洲人来，起什么作用?为什么会对这个问题争论不休?谁需要他们?15参阅Root，“Lemarchedesdroitsdepropriete”，第299页。16JOvington，AVoyagetoSuratintheYear1689，edHGRawlinson(伦敦，1929年)，转引自Raychaudhuri，“TheMughalEmpire”，第185页。17Macaulay，“LordClive”，第222页。18关于公司和职员的商业利益(他们中的大部分都参与了私人企业)，以及英国人很希望让当地政府落入友好人士之手的想法，见Chaudhury，“Trade，BullionandConquest”，第27—30页。19出自1757年4月9日LukeScrafton写给“克莱武的心腹”JohnWalsh的一封信——Chaudhury，“Trade，BullionandConquest”，第28页。20Adas，“HighImperialismandthe‘NewHistory’”，第9—10页；亦见Edwards，BattleofPlassey。21Keay，Honourablecompany，第318—319页。22Macaulay，“Clive”，第253页。23同上，第250页。24Marshall，ProblemsofEmpire，第60页。25Pearson，“IndiaandtheIndianOcean”，第72页：“关于16世纪，我们很无奈地依赖于欧洲的信息资源。”26Habib，AgrarianSystem，第90页，350页，390页。后一句话源自JohnFryer，ANewAccountofEastIndiaandPersiabeingNineYearsTravels，1672—1681。这些都转引自Kautsky，PoliticsofAristocraticEmpires，第103页，注释14。27例如，AndreWink声称“在工业革命初始阶段，亚洲许多地方的人均收入可能要高于欧洲”——Wink，AlHind，第65页。Bairoch，“Ecartsinternationaux”和“TheMainTrendsinNationalEconomicDisparities”，第7页，亦见Parthasarathi，“RethinkingWages”。28Alam，“HowRichWeretheAdvancedCountriesin1760Afterall?”。29Macaulay，“Clive”，第228页。《国富国穷》　第四部分 第十二章 帝国之资产负债表(1)第十二章胜利者与失败者：帝国之资产负债表18世纪末既是结束又是开始。斯时，荷兰东印度公司停业清理；英国大西洋奴隶贸易被禁止(但奴隶制并未结束)；在加勒比诸岛，当地奴隶不能靠自然繁殖维持其人数，新的奴隶供应若被截断，就会扼杀旧的种植园体系。蔗糖富源从盛到衰(包括圣多明各即今日之海地。革命运动及种植业和种植人口衰落)；法国旧制度终结；旧帝国时代终结。新时代伊始，欧洲丧失了对海外一些领土的正式控制权(西班牙损失巨大)，但得到了更为广泛的经济主导权。欧洲强行进入原本遥不可及和无缘接触的地方(中国、日本)，同时在其他地方(印度、印度尼西亚)创立了独特的统治形式。这一巨大变迁的转折点即工业革命，它开始于18世纪的英国，随后为全世界所仿效。工业革命使得一些国家更加富有而其他国家(相对)更为贫穷；或更确切地说，有的国家发生了工业革命，变得更加富有；有的国家没有发生工业革命，则依旧贫穷。这一选择的过程实际上很早就开始了，可追溯到地理大发现的时代。对某些国家来说，比如西班牙，地理大发现招致财富、腐化和矫饰——这依然是旧方式的延续，但规模更为宏大。对英国、荷兰等另几个国家而言，却意味着用新方式处理新事物，抓住技术进步潮流的机会。对其余人比如美洲印第安人和澳洲塔斯马尼亚人来说，它是大灾变，是外部强加的悲惨命运。地理大发现首先带来了两个生物圈生命形式的交换——所谓哥伦布式的交换。欧洲人在新大陆发现了新民族、新动物，尤其是新的种植物——一些食物(玉米、可可、土豆、白薯)，某些引人上瘾和有害的种植物(烟草、古柯)，某些有利于工业的种植物(新硬木、橡胶)。这些产品被引入旧大陆，有的引进早些，有的则晚些(橡胶直到19世纪才显示出其重要性)。新食物改变全世界的饮食。例如，玉米成为意大利和巴尔干的一种主要食物(作玉蜀黍粥)；土豆成为阿尔卑斯山脉和比利牛斯山脉以北欧洲地区的主要淀粉类食物，在某些地区(爱尔兰、弗兰德斯)甚至代替了面包。土豆如此重要，甚至有的历史学家视之为19世纪欧洲人口“爆炸”的根源和秘密。①并非仅仅欧洲如此。生长在贫瘠丘陵地的土豆，与花生、白薯和山药一起，给18世纪中国人提供的饮食营养已经超过了稻米。同时，欧洲给新大陆带去了种植物——甘蔗、谷物，也带去了动物——马、带角的牛、绵羊、新品种的狗。其中，有的成为征服的武器；有的如牛群和绵羊占据了当地居民的大片土地。更为恶劣的是，欧洲人以及他们从非洲带来的黑奴给新大陆带来了肮脏而微小的行李：天花、麻疹、黄热病的病毒，疟疾的原生物寄生虫，白喉杆菌，斑疹伤寒的立克次氏体属微生物，雅司病螺旋体，肺结核细菌。对于这些病原体，生活在欧亚大陆的人已接触过千百年，能生存下来的人们已有了程度高低不一的抵抗力。然而美洲印第安人却在这些疫病的袭击下大量死去，有的地方人都死光了，结果是幸存者寥寥无几，为数不多的人群幸运地获得了抵抗力才存活了下来。为什么欧亚大陆生物圈远比美洲生物圈毒性大?这个问题不易回答。人口密度更大和传染频率更高?病原体的机遇分布?美洲印第安人的疾病在哪里?他们只有一种疾病传染给我们——这就是梅毒，法国人称之为意大利病，德国人称之为法国病，如此等等。该病从海港传布到欧洲其他地区。有的疾病民族学者对梅毒发源于美洲表示怀疑，他们指出，哥伦布以前的欧洲性病有相似的传染过程和后果。但是，相似不等于相同，梅毒在16世纪才成为一种传染疾病是确定无疑的。不妨比较一下艾滋病，它的出现也许比我们知道的更早，但直到20世纪80年代才呈现出传染性疾病的迹象。然而，入侵者也有自己的弱点。到墨西哥的美国游客把旅游者的腹泻称为“蒙提祖马蒙提祖马二世(1466?—1520)，墨西哥阿兹特克皇帝，抗击西班牙入侵者，后被俘遇害。——译注的报复”；那些到印度的人称之为“德里腹痛”。这些诨名听起来有些滑稽，但实际上，早期移居这些陌生地区的欧洲人很容易成为当地病原体和传染病的受害者，“像苍蝇一样”死掉了。②这种事情的发生依地区而定。气候与卫生条件——粪便和废物处理的方式、供水和排水、个人习惯、社会风俗——可以改变一切。例如，印度洋地区的传染率是温带地区的3到4倍；西印度群岛和美洲热带地区则达10倍以上；而西非则是通往死亡之门的单行道，死亡率高出50倍之多。③在这些地区的内部，人口密度越高，传染率越大：如印度的孟买、印度尼西亚的巴达维亚雅加达的旧称。——译注。费尔南德·布劳德尔的三部曲(《物质文明》等)描述了在印度果阿的一个富有的葡萄牙家庭如何进餐的情景：房间为水环绕，桌子在水里，他们将脚伸在水里。显然，这样可以防止与爬虫一同进餐，但却会邀来水中的游虫，还有苍蝇。那时在海洋上的人口流动，不论是自愿还是不自愿的(奴隶)，都给世界带来了更高的死亡率和更大的悲伤，但也给欧洲人带来了财富和机会，不论他们留下来还是离去。这是市场社会的人口流动之法则：人们外出追求境遇的改善，这样会给留下的人增加讨价还价的能力；而在他们的新家，他们创造或攫取财富(食物、木材、矿物或制成品)，并将它们运回或带回祖国。这些受益是缓慢实现的，直到19世纪，由于交通的发展，美国中西部才开始出现商品农业。同样的进展使得移民便宜、容易，正是这种发展才促进了欧洲人口的增长。但即使早期人口流动不大，在殖民地种植园及其母国的粮食供应方面，北美洲仍作出了实质性贡献；其余的进展则前景在望。欧洲18和19世纪人口和经济的增长既有限制又有痛苦；但是任何大陆的现代化都不如欧洲那样顺当。欧洲的现代化在很大程度上是靠了新大陆——是踏在美洲印第安人、非洲奴隶和契约仆役的脊背上实现的。如果西班牙没有钱、没有金银，那是因为它拥有这些；如果西班牙贫穷，那是因为它富有……有人也许想使这一共和国着了魔的人民生活在自然法则之外。——马丁·冈萨雷斯·德·塞洛里戈1600年④在农业和制造业之前是抢劫与掠夺。哥伦布式的交换重新分配了财富以及动物群和植物群——从旧富转变为新富一步到位。然而，海外财富的注入促成了初期的经济繁荣，其影响却是不平衡的。有的人致富之后只知道消费，而有的则储蓄和用于投资。国家也是这样：有的国家最后只比起初富裕一点；而有的国家擅用新财富，获利更多。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致富最早的国家——西班牙和葡萄牙——都以失败而告终。这成为经济史和经济理论研究的重大课题之一。毕竟，各种增长模式都强调经济增长的必要性和资本的力量——即资本可作为劳工的替代，使信贷易于得到，使项目受损后不致慌神，可以赎回错误，给大企业提供第二次机会，是经济繁荣的主要营养。资本可以带动一切。由于西班牙和葡萄牙都建立了帝国，所以他们不乏资本。西班牙尤其如此。西班牙的新财富自然而来，可以投资或消费。西班牙选择了消费一途——用于奢华与战争。战争耗费最大：它毁灭而非建设；没有理由也无限制；不可避免的不平衡与资源的匮乏导致残酷的非理性，增加开支势在必然。西班牙使用资金更为随便，因为这是意外之财，不是劳动所得。花掉横财总是一件容易事。谁得到了钱?无论如何，不事储蓄的话，钱总会用掉的，随手而来，随手而去。西班牙在意大利和弗兰德斯的战场上耗费了自己的大量财富。西班牙要支付军人和武器费用，包括从间歇性敌人英国进口铁炮的费用；支付供应品的费用，其中有许多是从间歇性敌人荷兰和佛兰德斯进口的；还要支付马匹和船只的费用。《国富国穷》　第四部分 第十二章 帝国之资产负债表(2)同时，西印度群岛财富对西班牙工业的意义越来越小，因为西班牙人不再需要制造什么了，他们可以购买。⑤1545年，西班牙制造商已积压了新大陆长达6年之久的未交货订单。那时，从原则上讲，要求海外帝国用户只能购买西班牙自己生产的商品。但是，顾客和利润唾手可得，西班牙商人转向国外供应商，购买他们的商品，然后用自己的名号打掩护，倒卖出去。这就是原则。美洲的财宝也没有促进西班牙的农业；西班牙可以购买食物。正如一位西班牙人在1675年所说，整个世界在为我们工作：让伦敦满意地生产纤维吧；让荷兰满意地生产条纹布吧；让佛罗伦萨满意地生产衣服吧；让西印度群岛生产海狸皮和驮马吧；让米兰满意地生产织锦吧；让意大利和弗兰德斯生产它们的亚麻布吧，我们的资本会满足他们的。唯一可以证明的是，所有的国家都在为马德里训练熟练工人，而马德里是所有议会的女王，整个世界服侍她，而她无需为任何人服务。⑥即使今天，我们还会听到这种在比较优势和新经典贸易理论幌子下的蠢话。我曾听认真的学者说，美国无需为巨大的对日贸易逆差而担心。毕竟，日本人提供给我们有用的物品，不过是来换取印着华盛顿头像的纸片。这听起来不错，但却是非常有害的。财富不会比工作好，富裕莫过于劳动所得。摩洛哥1690年至1691年驻马德里的大使清楚地认识到问题之所在：……今天，在基督教诸国中，西班牙人财富最多、收入最高。但是对奢华的热衷和文明的舒适征服了他们。你很少发现西班牙人像荷兰人、英国人、法国人、热那亚人那样为从事商业奔走海外。类似地，这个国家蔑视社会下层和普通民众从事的手工艺行业，它自视比其他基督教国家高出一等。在西班牙从事手工业的多是逃到西班牙寻找工作的法国人……(而且)很短时间就发了大财。⑦依靠外来者，这证明无力推动技术和企业的进步。换句话说，因为西班牙有了太多的钱，它变得贫穷，或者说保持了贫穷。那些从事工作的民族学到和保持着良好的习惯，寻求把事情做得更好、更快的新方法。而西班牙人却沉溺于社会地位、休闲和娱乐的嗜好之中——卡洛·西波拉称之为“普遍存在的西班牙下级贵族心理状态”。他们并非世界上独一无二的。在欧洲各地，绅士生活被称誉，而手工劳动者遭受白眼；但在西班牙更是如此，部分因为一个处于欧洲边缘而又好斗的国度不会教导人民容忍和勤劳；部分因为工农业的工艺和劳动长期以来是与遭受歧视的少数民族如犹太人和穆斯林相联系。正如编年史学者贝纳尔德斯在描述15世纪末的犹太人时所说的：……他们都是商人、经纪人、税款包收人，他们是贵族的管家和熟练的剪羊毛工人，他们是裁缝、鞋匠、制革工人、编带工、编织工、杂货商、小贩、丝织工、铁匠、金匠，或从事类似的职业。他们从不种地，也不做农场工人、木匠或泥瓦匠。他们都寻求轻松的行业或寻找少做工作就能糊口的生活方式。剩下来受诅咒的就是贱民；贱民从事的行当都受诅咒。⑧贫穷和失业倒是更好一些。西班牙的穷人起了一种重要的作用：让富人有机会出钱济贫，而帮助他们求得灵魂的拯救。⑨到17世纪中叶，大批金条的流入终止了，西班牙王室债台高筑，经历了1557年、1575年、1597年数次破产。国家进入长期衰落。了解这个故事，我们引出的寓意是：意外之财对人有害无利。它表明，短期暴富将导致立即发生畸变，以后更会悔恨不已。具有讽刺意义的是，今天的经济学家用“荷兰病”一词来描述这种综合征，他们是从荷兰开发利用北海的天然气资源得到启示的。好像荷兰人不知道如何善为利用这些新资源似的。北欧诸国也许会同意这种说法。他们因地理大发现而繁荣。他们捕鱼，提取和精炼鲸油，种植、购买和转卖粮食，织布，锻铸铁器，伐木和开采煤矿。他们赢得了自己的帝国，但幸运的是他们并未轻易捞到金银。机会允许，他们就进行掠夺。但是，这些帝国确实主要建立在可更新的收获和持续的产业(包括奴隶产业，但那是消极的)基础之上，而不是依赖终会枯竭的矿物。它们建立在工作之上。欧洲经济重心北移的影响不仅仅在于令西班牙蒙羞的残败。昔日意大利伟大的商业和工业城邦——威尼斯、佛罗伦萨、热那亚——也都如黄花败落。意大利曾是欧洲中世纪商业革命的先驱，率先从闭关自守走向国际贸易和劳动分工。迟至16世纪，意大利还是一个重要角色，它的制造业繁荣，在向西班牙和北欧诸国提供商业和银行服务方面成就卓越。然而，意大利从未抓住地理大发现提供的机遇：意大利的船舶不曾出现于印度洋或横渡大西洋。意大利只关注于地中海。意大利同样受制于旧式结构：行会控制束缚着工业，很难适应时代的变化。因为制造业主要限于城市作坊，劳动力成本依旧高，这些作坊雇佣的是成年的男工匠，他们从学徒时就在这里工作。北欧比南欧发达，引起了人们的注意。18世纪，观察家已经从心理学角度评论二者的不同。他们称，北方人顽强、鲁钝、勤奋，他们勤劳工作，成绩卓著，但不会享受生活；相比而言，南方人性情愉悦，热情而善于观察，热衷休闲而非工作。这种对照与地理和气候有关：阴雨连绵与阳光普照；寒冷与温暖。有人甚至发现了各国内部的类似区别：伦巴第人与那不勒斯人之间；加泰罗尼亚人与卡斯蒂利亚人之间；佛兰芒人与法国南方人之间；苏格兰人与肯特郡人之间，等等。这种思维定式有若干真理的成分，但绝大多数是思维惰性的表现。驳倒它们非常容易。但仍有未解决的问题存在：为什么有的人从财产万贯而败落，有的人却从一贫如洗而振兴?西班牙的“衰落”与罗马帝国相似：它提供了一个成功与失败的令人迷惑的问题，学者从不厌倦地探讨它。也许最引起争议的就是德国社会科学家马克斯·韦伯的解释了。韦伯起初研究古代世界历史，以后逐渐成为精通多样化的社会科学的奇才，在1904—1905年出版了他影响最大和引起争论最多的论文之一《基督教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其主题是，新教教义——更确切地说，加尔文教派教义——促进了现代资本主义的兴盛，即他从自己的祖国德国了解到的工业资本主义的兴盛。他说，新教做到这一点，并不是通过减轻或祛除罗马信仰中那些阻止或妨碍自由经济活动的条规(例如，禁止高利贷等)，也不是通过鼓励、更不用说创造对财富的追求。新教是通过确定和支持日常行为的伦理促进商业成功的。韦伯认为，新教加尔文派教义之所以做到这一点，首先是因为确认了得救预定论。这一论点认为，人不能靠信仰或行为而得救；这个问题在起初就已经为每一个人预定了，人不能更改自己的命运。这样一种信念似乎容易鼓励宿命论的态度。如果行为和信仰不能改变什么，为什么不纵欲求欢呢?为什么要为善?这是因为，按照加尔文教派，善是似乎可能的上帝选择的迹象。每一个人都可能被选中，但唯一理智的假定是，大多数被选中的人会通过自己的性格和行为表现心灵的质量和他们命运的本质。这种含蓄的确认有力地鼓励了恰当的思想和行为。1689年，一位英国妇人伊丽莎白·沃克尔写信给她的孙子，提到上帝恩惠的一个不那么重要却又比较重要的迹象：“爱清洁的人不全都是善人，但善人几乎没有不爱清洁的。”死硬的得救预定论信念只持续了不过一两代人的时间(这样的教条不会有持久的吸引力)，然而它最终转化为一种世俗的行为准则：勤奋、诚实、严肃、节约金钱和时间(都是上帝借给我们的)。对韦伯模式最好的分析仍是帕森斯的《社会行为的结构》。帕森斯评论该范式，将行为分为三种：理性行为(与结果相符)、无理性行为(与结果无关)和非理性行为(行为自成结果)。后一类最好的事例为：“父亲，我不能撒谎；是我砍倒了樱桃树。”韦伯的加尔文伦理属于非理性领域。“时间苦短”，清教牧师理查德·巴克斯特劝告说，“而工作却长。”《国富国穷》　第四部分 第十二章 帝国之资产负债表(3)所有这些价值观有助于商业和资本积累，但韦伯强调真正的加尔文派教徒不以致富为目的。(然而，他也许容易相信，诚实致富是上帝恩赐的标志。)欧洲无须等待新教改革来发现要求致富的人。韦伯的观点是，新教教义产生了一种新型商人，一种不同的人，其目标是按照一定的方式生活和工作。这种方式非常重要，而财富充其量不过是副产品。一个真正的加尔文派教徒也许会说出西班牙错误之所在：轻易得来的财富，不劳而获的财富。比较一下16世纪左右新教与天主教对赌博的态度。二者都谴责赌博，但天主教徒是因为一个人也许会失败而谴责赌博，理智的人不应赌博而危害自己和他人的幸福；新教徒则是因为一个人也许会赢而谴责赌博，因为这样对人性有害。很久以后，新教伦理才蜕化为一套物质成功的准则和关于财富价值的自满而一味讨好的布道。韦伯的论点引起了方方面面的反驳。罗马天主教徒不知道是应该作为赞扬而接受它，还是作为批判而谴责它。唯物主义历史学家否认抽象的概念——例如价值观和态度，更不用说宗教激起的信念——能促进和塑造生产模式。由于韦伯在这一点上试图明确、不敬地反驳马克思，唯物主义者对韦伯的驳斥就更加强烈。有些人争辩说，不应本末倒置：是资本主义的兴起造就了新教；或者说，觉得新教有吸引力的那些人——商人，工匠——本来就已经有了促使他们勤奋工作和争取事业成功的个人价值观。英国社会历史学家理查德·亨利·(“哈利”)·托尼在他影响颇大的著作《宗教与资本主义的兴起》中认为，新教与经济增长不存在必然的联系。他说，英国经济在16世纪起飞，是在宗教影响减弱并被世俗态度代替后才出现的。不过他承认那些不信奉国教的清教徒的伦理起了一种作用：它保护了商人和制造商以抵挡那些歧视他们的上流社会士绅的明枪暗箭。在当时反商业偏见盛行的环境中，这一伦理使他们得以保持尊严和正义感，等于披上了盔甲。这样，真正的加尔文派教徒不受奢华享受的诱惑，一代代坚持自己的任务，一路上积累着财富和经验。社会学家罗伯特·金·默顿的衍生论点，即新教教义与现代科学的兴起二者之间有着直接的联系，也引起了同样的争论。其实，默顿并不是提出这一论点的第一个人。在19世纪，出生于日内瓦一个胡格诺派教徒家庭的植物学家阿方斯·德·康多尔作过如下统计：1666年至1866年期间，入选法国科学院的92名外籍院士中，有71人是新教徒，16人是天主教徒，另5人是犹太教徒或宗教倾向不明者。这些外籍院士所属的外国的人口，则为天主教徒107亿人，新教徒6800万人。还有一个类似的统计：1829年和1869年伦敦皇家学会的外籍会员中，天主教徒和新教徒人数相等，但他们所属的外国人口中，天主教徒却比新教徒多两倍以上。无疑，这在很大程度上反映出一个情况，即天主教国家中的天主教徒更容易从事一些较老的自由职业或从政，因此他们更愿意接受与自然科学不同的教育。但也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即教会上层对自然科学感到恐惧，讨厌那些否定了宗教教义的科学发现和科学范式。正如英国化学家和“一位论”派牧师约瑟夫·普里斯特里所说，教皇对科学摆出恩主的姿态时，“是在抚摸一个化了装的敌人”，因为他“有理由一看见气泵或电动机就发抖”。一位学者反对这些说法，明确断言这些所谓的联系没有经验上的基础；认为韦伯关于19—20世纪之交德国天主教徒和新教徒教育差别的数据(新教徒更倾向于商业和科学科目)计算不周；认为天主教徒和非加尔文派教徒商人的工作与韦伯理想的加尔文派教徒一样出色；认为我们可以用地理和人种因素来解释南北欧的区别；认为韦伯就像为中国皇帝作新衣的裁缝，他强调新教为无事自扰。实际上，今天的大多数历史学家都认为韦伯的论点站不住脚，不可接受：它曾经轰动一时，但那已成过去。我不同意这种说法。即使从经验水准来看，也不能同意，记录表明，新教商人和制造商在贸易、银行业和工业扮演了领先者的角色。在法国和西德的制造业中心，雇主通常是新教徒，而天主教徒多是雇员。在瑞士，新教州当时是出口商品(钟表，机械和纺织品)制造业中心，而天主教州当时主要是农业区。英格兰到16世纪末时绝大多数人口已是新教徒，其中的不信国教者(意即加尔文派教徒)在方兴未艾的工业革命中格外活跃，在工厂和锻铁工场尤有影响。从理论上看，也不能同意。问题的核心实际上在于塑造一种新人——理性的、有条理的、勤奋的、讲求实效的人。在新教出现之前，这些品德并不是不存在，但未必常见。新教使这些品德在它的信徒中间普遍化，新教徒彼此之间以它们作为衡量的标准。这是自然形成的一个过程，韦伯其实并没有对它起什么作用，起作用的是群体的压力和相互监督，以确保取得成绩——人人都彼此相观察，相关注。新教徒的两个特点反映出并证实着这一联系。其一是强调教育和文化水平，对男孩女孩都一样。这是读《圣经》的副产品。好的新教徒应能自己阅读《圣经》。(相比之下，天主教徒当时以教理答问的方式传教，但不一定要自己阅读，教会明显地不鼓励他们读《圣经》。)结果是：新教徒识字率较高，而且有较多的人进一步受教育；这一点还较能保证文化代代相传。有文化的母亲是重要的。其二是重视时间。在这一点上，我们有社会学家所谓的不引人注目的证据：时钟和手表的制造和购买。即使在法国和巴伐利亚这样的天主教地区，大多数钟表制造者也是新教徒；从这种时间测量仪器的使用和向农村地区的推广上看，英国和荷兰远比天主教国家先进得多。没有比时间的敏感性更能促进农村社会的“城市化”了，它包含着价值观和品位的迅速传播。这并不是说，韦伯的资本家“理想类型”只能存在于加尔文教派或由它演化而成的其他教派之中。所有民族的人，不论有无宗教信仰，都可以成长为理性、勤奋、有条理、讲实效、整洁和严肃的人。他们也并不一定是商人。他们在从事各种工作中都会展现这些品德并因此获益。在我看来，韦伯的观点是，在那个特定的时间和地点(16和17世纪的北欧)，宗教鼓励了以前曾是少有的、冒险的这类人的大量出现；这类人创造了我们称之为(工业)资本主义的新型经济(一种新的生产方式)。这一生产方式带来了工业部门对固定资本(设备和厂房)日益增长的需求。这就使得持续性成为关键，因为必须有持续的维修和改进，必须持续地积累知识和经验。在这一点上，制造业企业大大不同于商业企业，因为商业企业的运作方式往往是专为一桩生意而动员资本和劳力，完成一段贩运或投机，然后就散伙。(英国的东印度公司早期就是这样运作的，尽管它不久就看出了持续动员的必要性。)《国富国穷》　第四部分 第十二章 帝国之资产负债表(4)对这种新型经济的需求而言，韦伯式企业家的气质和习惯尤为适合；而托尼强调自尊与持续性之间的联系也是非常恰当的。并非偶然的是，法国王室一直准备和愿意给予有社会野心的布尔乔亚(尤其是法律界人士)贵族头衔的荣誉——当然要有代价，而从17世纪开始，又允许贵族从事批发(与零售相对)贸易；18世纪将持续条件强加于工业界人士。新封为贵族的批发商和制造商被要求留在“本行业”——一个曾一度被视为显然不体面的条件，与他们崇高的社会地位不相符合。就像一个真正的加尔文派教徒意识到的，问题在于，贵族头衔和虚荣与账房、工厂的人士不相适宜。他们工作勤苦，业绩卓著，但却身穿黑色呢绒服，没有丝织品、花边和假发。这种新型实业人才的扩散尽管重要，但毕竟只是经济力量和财富由南向北转移的一个方面。移动的不只是钱，还有知识；而正是知识，尤其是科学知识，支配了经济的可能性。在宗教改革之前的几百年期间，南欧曾是学术和知识探索的中心。它包括西班牙和葡萄牙，因为它们位于基督教文明和伊斯兰文明的交汇前缘，而且受惠于犹太人的中介；还包括意大利，它也有自己的联系。西班牙和葡萄牙早就衰落了，因为宗教激情和军事征伐赶走了外来者(犹太教徒，接着是被迫改信基督教的犹太“改宗者”)，挫伤了人们对新奇思想和可能被视为异端的思想的追求；可是意大利继续造就了一些在欧洲领先的数学家和科学家。第一座科学院成立于意大利(即1603年成立于罗马的猞猁科学院)猞猁科学院原文为AccademiadeiLincei，科学院以猞猁命名，系取其目光锐利之意。，这并非偶然。然而，导致新教出现的宗教改革，使规则改变。它有力地促进了识字率，孕育出不同政见和异端主张，推动了怀疑论和否认权威的潮流，这恰是科学奋进的核心。天主教国家没有迎接这一挑战，而是相反地作出了封闭和非难的反应。哈布斯堡王朝的各片领地，包括低地国家在内，在马丁·路德受谴责之后马上就作出了反应。由于那里还有一些马拉诺难民(即那些在西班牙被迫皈依基督教而后又逃出西班牙的犹太人)，哈布斯堡王朝当局对这些人又怕又恨，把他们看做是真正教会的敌人，指责他们蓄意传播新教信条，歇斯底里的气氛进一步恶化。随后(从1521年起)，各国当局接二连三地颁布禁令，不仅禁止出版任何文字的异端著述，而且还禁止阅读它们。西班牙当局，包括世俗当局和教会当局，对路德宗教徒(当时所有的新教徒均被视为路德宗成员)的态度表现为，不是把他们看做基督教内部的异议者，而是把他们看做非基督教徒，如同基督教的敌人犹太教徒和穆斯林一样。任何关于结束宗教裁判的想法都被束之高阁，教会和民政当局联合起来控制思想、知识和信念。1558年的法令规定，未经批准进口外国图书和印刷未经审定的出版物者，处以死刑。大学的作用沦为充当灌输中心。非正统的和有危险性的图书被列入《禁书目录》(在罗马为1557年，在西班牙为1559年)，而安全的图书在出版时均标有官方“准予印刷”的字样。在西班牙的禁书清单中，有一些是科学著作，仅仅因为其作者是新教徒而遭到查禁。尽管还有人冒险走私，但从整个社会来看，新思想的传播减慢成涓涓细流。(不妨回想一下《堂吉诃德》刚出版时所遇到的书评和清洗。问题不只是出在这部小说中的奇情异想，还有荒唐的理由——在一个受幻想支配、知识贫乏的社会里，那些零碎琐事也带来了危险。)西班牙人还被禁止出国留学，以免受到颠覆性学说的影响。在颁布《禁书目录》的同一年(1559年)，王国政府规定，除了罗马、博洛尼亚和那不勒斯这几个安全的学术中心以外，禁止到其他外国大学念书。后果是严重的。在这之前的很长时期中，西班牙学生都到法国蒙彼利埃大学学医，而在这之后，却几乎停止了——从1510年到1559年，去那里学医的有248人，而从1560年到1599年，就只有12人了。(人们倒是奇怪这12个人怎么会自行其是。)有颠覆性见解的科学家被压制得沉默了，还被迫谴责自己。力图控制思想和强行维持正统的当局是从来不会满足于禁令和惩罚的。被认定有过错的人必须坦白认罪和忏悔——既是为了拯救自己，也是为了拯救他人。宗教迫害导致没完没了的“抓坏人”，还引起一些人为了拿钱而告密，邻里间窥探，还有种族主义的血统狂。被迫皈依基督教的犹太人只要被告密者发现以下迹象，表明他们仍保持犹太教摩西律法的习惯，就会被抓住，这些迹象是：不吃猪肉，星期五穿干净的亚麻布衬衣，被偷听到作祈祷，到教堂不经常以及说错话。爱干净尤其会遭到怀疑，洗澡被视为叛教的证据，对于被迫皈依基督教的犹太人和摩尔人来说都是如此。“宗教法庭记录中常见的一句话，就是‘据悉被告洗澡……’”当时的见解是：肮脏是遗传的，而干净的人不需要洗澡。凡此种种恰恰是使西班牙和葡萄牙人贬损了自己的人格，降低了自己的身分。容不得异教而进行迫害，可以使迫害者受到的损害更甚于受害者的损失。就这样，伊比利亚半岛，事实上还有整个地中海沿岸欧洲地区，错过了所谓的科学革命的列车。在17世纪80年代，巴伦西亚的一位医生胡安·德·卡夫里亚达曾试图说服马德里的大夫们接受哈维发现的血液循环原理而放弃古希腊学者盖伦创始的肝脏造血论，他为此而进行了长期论战，仍徒劳无功。他不禁发问：西班牙到底怎么啦?在学习新知识方面，“似乎我们成了印第安人，总要拖到最后”。英国历史学家休·特雷弗-罗珀认为，决定南欧此后300年命运的，与其说是新教，不如说是上面所谈到的这种反动的、反新教的强烈反应。这样的倒退既不是命中注定的，也不是教义所要求的。但是，以真理保管人和卫道士自居的教会一旦走上了这条路，就很难再承认错误，改弦易辙。有多难呢?直到如今，我们才听说罗马教廷终于在将近400年之后勉强给伽利略恢复了名誉。罗马教廷于1983年承认宗教裁判所1633年对伽利略的审判是错误的。——译注难到了如此地步。对伽利略的谴责伽利略不是圣徒，但却是佛罗伦萨、意大利、欧洲乃至全世界的天才和瑰宝。他是实验科学的先驱，敏锐的观察家(适宜作为猞猁科学院的院士)和思想家、雄辩家。然而，1633年，罗马教会却谴责他为蔑视权威和异端：“认为太阳是世界的中心、是不动的，这是荒谬的，在哲学上是错误的，在形式上是异端邪说，因为它明确违反《圣经》。”(伽利略不是第一个也不是最后一个。1600年2月罗马教会烧死布鲁诺，此事虽然不大为人所记，却同样重要。布鲁诺是前多明我会修道士、哲学家，他想象到的宇宙概念比哥白尼和伽利略更接近我们今天所想象的：无垠的空间，闪烁着数以亿计的星星，地球围绕着太阳旋转，物质由原子组成，等等。所有这些都被视为异端邪说，是与神秘和魔术有关。实际上，罗马教会烧死布鲁诺，宣布了控制科学和想象力、将它们束缚在罗马淫威之下的意图。但是，当伽利略工作和发表演讲时，尚有自由活动的余地。)这就是对伽利略的判决。他本人认错的忏悔大约比这长14倍。问题的关键不在宣扬教义，而是谴责异端和极其详尽地承认自己的罪行，认可和接受圣教的权威，真诚地宣誓忏悔，并保证不再重犯。这是一贯正确的体系进行思想控制的本质：他们的目标不在使罪犯认罪，而在于要让他和体系内的其他人信服。为什么教会坚持地球中心说，仍然是一个未揭开的谜。《圣经》上似乎并未要求这样的信仰。诚然，《圣经》中谈到太阳穿行于天空或停止运行的形象，但不难将它们解释为地球上人眼所见情景的表述，有时还是譬喻性的表述。罗马教廷本来可以不理睬这方面的问题，不必撕破信仰和顺从的面纱。然而任何教会都想要把自己的权威建立于教义和信条之上，因为教义和信条是统治的标志和工具，在动荡不安的时候尤其是这样。《国富国穷》　第四部分 第十二章 帝国之资产负债表(5)而伽利略出于他的秉性和学者人品，喜欢争论。他是一位令人敬畏的辩论家，容忍不了蠢人，而他发现教会里蠢人多得是。可是，这在罗马那样一个环境中却是一种危险的游戏，因为教廷权力几乎无限，人们勾心斗角，诽谤和叛卖成风。罗马堪称台伯河畔的一座拜占庭：那些争权夺利者最高兴的事莫过于教皇的早亡，因为教皇的每一次更替都会带来权力与地位的重新组合。今天在，明天就不在；此刻是朋友，不久后就是仇敌。伽利略靠不了任何一个人。更糟的一点也许就是，当有人向伽利略暗示和警告说教廷不赞成他的言行时，他作出的反应竟然是公开亮出自己的观点，用意大利文而不是用拉丁文出版自己的著作。这样就超越了内部人小圈子，而诉诸广大公众。这就等于是把他的异端邪说加以通俗化，当局是无法容忍的。可以比较一下意大利关于色情出版物的规定：只要这类图书价格昂贵而且印数有限，就可以通融；但不许出版廉价版本，因为当局担心那会腐蚀那些头脑简单、没有文化根基而抵挡不住诱惑和犯罪的普通老百姓。关于教会害怕用本国文字出版图书，可参阅贾姆巴蒂斯塔·德拉·波尔塔在16世纪80年代遇到的麻烦，见Eamon，“FromtheSecretsofNature”，第361页，注41。所以，伽利略认罪了；据说他作了最后一次顽强的抗辩(“不管怎么说，它在运动”)，但教廷还是判他软禁，使他失去活动能力，结束了他作为一位卓有成就、不断创新的科学家的生涯。当这位伟人从事工作和旺盛创造的时候，意大利的科学曾勇敢地站起来，与反宗教改革运动所包含的种种限制作抗争；伽利略科学创造生涯的结束，使意大利科学蒙受了灾难性的损失。别国的科学境况如何呢?教廷对伽利略的谴责在新教国家没有什么意义。如果说有什么意义的话，那就是它证实了新教造反派反对教廷权威、蔑视罗马迷信，是正确的。法国科学家、普罗旺斯地区艾克斯的教授、杰出的天文现象观察家伽桑狄神甫于1632年到荷兰后，给他的法国同事写信时谈到荷兰人对哥白尼定律的态度，指出“所有的人都赞同它”。这话也许有点夸张，但却抓住了荷兰与法国学术界态度形成的对照。荷兰、英格兰以及其他新教国家当时是有另一种心态。在法国，学者们摇摆于理智和情感、正直与服从之间。就是那个伽桑狄曾写信给伽利略，恳请他跟罗马讲和，同时也求得良心的安宁：“我极其担心您面临的命运。您是本世纪的伟大荣耀!如果教廷作出了反对您的见解的决定，请以一位智者应有的风度忍受吧。您只要确信您所寻求的仅仅是真理，即足以问心无愧而坦然处之。”仅仅是真理。但什么是真理?哥白尼在他那个时代所能利用的知识有限，还留下了不少有待解决的问题。哥白尼—开普勒范式更有用于观察，可是它证明了地球是围绕着太阳转吗?比较好也比较安全的做法，是坚持做实验而不问为什么。这就是继续观察而否认后果，这种躲躲闪闪的做法受到了法国当时某些居领先地位的科学家的欢迎。意大利亦是如此。那里有过一座短命的科学院，即托斯卡纳公爵利奥波德资助建立的奇门托科学院(AccademiadelCimento)，该科学院惟公爵之命是从，在公爵离开到罗马另谋高就不久，该科学院就解散了。没有学术自治：院士们汇报他们的实验，如此而已。——科学，换句话说，没有科学。例如，当时为欧洲各国学者之间保持通信联络作出了首要贡献的法国学者梅森，曾于1634年写道，所有人关于地球运动的说法都尚未得到证实，所以他放弃了写作一本书论述日心论的计划。伽桑狄的态度也是一样。笛卡尔也一样。伟大的笛卡尔提出了他自己的新说法：天体的运动并不是受控于某种引力，即无形的、神奇的吸引力，而是受控于一路支承它们的力的漩涡。吸引力带有迷信的味道，而力漩涡怎么说来是科学的。笛卡尔说，地球就是由它的力场载运的，好比是乘客坐船行进。船在运动，乘客并不运动。所以地球不动。证讫。尽管笛卡尔如此聪明，仍感到很难生活在法国的诡秘狡诈的气氛之中。他迁居荷兰，除了梅森以外，他没有给任何别的人留下转信地址。这时，法国人慢慢地、勉强地接受了他的宇宙论，而一旦接受了，他们就坚持笛卡尔体系，而拒绝牛顿的运动和万有引力理论。推比拉好。何况牛顿是英国人。法国人在当时也跟现在一样，觉得很难向别人学习，而英国人是宿敌，有百年战争期间1346年克雷西战役和1415年阿让库尔战役的旧仇，就更难向他们学习了。这种知识上的沙文主义的一个令人气愤的事例，发生于20世纪80年代：法国血库中发现有污染，可是法国卫生当局坚持给医院分发有污染的血，而不肯购买美国的检测和消除污染的设备。(美国如今代替英国，成了高卢人厌恶的对象，由于在两次世界大战中帮助过法国，而变得更糟。)就这样，法国当局使得成百的人，也许是成千的人，不幸罹致艾滋病和死亡。当法国人最终接受了牛顿数学和物理学时，他们做得很好。他们有的是才华和天赋。可是他们却因为骄傲而失去了几代人的时间。不容异说和偏见的固执15世纪的西西里不幸效忠于卡斯蒂利亚王室。所以，当1492年费迪南德和伊莎贝拉下令驱逐或强迫归化西班牙的犹太人时，西西里只得唯命是从。早期一些针对犹太人的集体迫害表明，该岛不乏反犹情绪。但是，犹太人数世纪以来居住在这里，在西西里的贸易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更不用说，在医生和药剂师方面，他们占了绝大多数。西西里的总督犹豫不决，不愿意发布这个影响重大的法令；但是发布了一系列准备性的命令：禁止犹太人出售资产，强迫他们偿还所有的欠款，而最具有征兆性质的是禁止他们拥有武器。不需要再详加叙述了。西西里岛上的犹太人赢得了短暂的迟延时间；他们被仁慈地允许带走自己的衣服、一床床垫、一件羊毛或哔叽毛毯、一床被单、一些零钱，加上路上用的食物。据说，许多西西里人对犹太人离开感到遗憾。这是有理由的。犹太人走后，西西里的商业衰微几尽；一些房子甚至一些街区都无人居住；我们能估计到，当时一定有人感到羞愧。很久以后，在17世纪末，许多西西里人要求国王促进贸易的发展。查理二世赋予墨西拿以自由港的特权，并授权犹太人在那里经商——条件是他们必须睡在城外，并且穿着带有醒目标志的衣服。这种模棱两可的邀请未能鼓励犹太人回来。所以，1728年，犹太人被授权可以在岛上任何地方从事贸易，住在墨西拿，可以建立犹太教堂和墓地，并有权拥有和处置财产。这也没有多大作用。所以，1740年，国王明确邀请犹太人回来。一些犹太家庭接受了邀请，但是发现自己仍然受到有偏见的民众的歧视。碰巧王后未能生育王子来继承王位，教会人士向国王夫妇进谗言说，只要他们允许犹太人居住就不能生儿子。所以，7年之后，出现了再一次驱逐。不容异说，迷信，无知——这些都容易养成，却难以根除。很久以前外国(西班牙)统治者犯下的罪过，直到今天仍是促成西西里落后的一个原因。《国富国穷》　第四部分 第十二章 帝国之资产负债表(6)注释1Salaman，HistoryandSocialInfluence；Langer，“EuropesInitialPopulationExplosion”。2这种事情并不仅仅发生在早期。参见SKColl，“Anti-MalariaDrugsPostHardChoiceforParents”，InternationalHerald-Tribune，1996年10月18日，第11页。3Curtin，“EpidemiologyandtheSlaveTrade”，Table1，第203页，引自Sheridan，DoctorsandSlaves，第12页。这些数字以英国1817年到1836年派驻世界各地的白人和黑人军人的死亡率为基础。据某些研究的判断，该死亡率大概低于17和18世纪。4引自EdwyPlenel，“LeConquerantOublie”，LeMonde，1991年9月1—2日，第2页。我们可以看到，20世纪下半叶石油生产国出现类似的毁灭性自我放纵。5西班牙工业落后于意大利或西北欧洲国家，但在16世纪时，西班牙工业并非微不足道。参见Peyfitte，Societe，第134页。关于17世纪西班牙工业的衰微，参见Lynch，HispanicWorld，第210页及其后诸页。6AlfonsoNunezdeCastro，引用于Cipolla，BeforetheIndustrialRevolution，第251页。7引自Lewis，MuslimDiscovery，第197页。意大利历史学家和政治家弗朗西斯科·圭恰迪尼对此评述甚多，参见Guicciardini，RelazionediSpagna，第131页，引用于Cipolla，BeforetheIndustrialRevolution，第250页。8Bernaldez，第257页，引用于BernandandGruzinski，Histoiredunouveaumonde，第1页，第78—79页,第643页。注意：在一些民族的文化中，制革和皮革生意传统上被视为肮脏和低下的，遭受蔑视。所以日本将这些工人划为“刿多”——即贱民阶级，殡仪员和掘墓人也如此。奥斯曼土耳其则是一个像西班牙一样从事艺术与战争的社会，工业技艺主要掌握在宗教上占少数的民族尤其是亚美尼亚人手里。9参见Peyrefitte，Societe，第141—142页。10关于北大西洋的财富和贸易，参见Axtell，“AttheWatersEdge：TradingintheSixteenthCentury”，inhisAfterColumbus，第144—181页。关于鲸油，作者写道(第146页)，鲸油“利润高，如同液体黄金”(但海盗对它无大兴趣)，因为“鲸油点亮了欧洲的灯，被用来制造肥皂和熬汤，润滑煎锅、钟表等各种物什。由于鲸在当时被划分为鱼类，可以充当大斋期间的肉食，而大斋期间是禁止吃兽肉的”。11关于意大利纺织业的衰落(不再是工业生产的主要部门)，参见Cipolla，BeforetheIndustrialRevolution，第253—263页。要了解在小城镇和乡村发展起来的新工业，参阅Ciriacono，“TheVenetianEconomy”and“Veniseet1aVenetie”。但是，旧城市中心好像运用经济和政治权力将新工业控制在较低下的地位。见Sella，CrisisandContinuity；Moioli，“De-industrializationinLombardy”。12〔AnthonyWalker〕，TheHolylifeofMrsElizabethWalke(1690)，引用于Thomas，“CleaninessandGodliness”，第56页。托马斯在该著作出版前惠允引用。13Baxter，“OfRedeemingTime”，PracticalWorks，第228页。再次感谢托马斯惠予引用。14参见HMRobertson，AspectsoftheRiseofEconomicIndividualism。15关于上流社会陈旧的防范性的伦理，参见以下重要文章：ArthurLivingston，“Gentleman，Theoryofthe”，intheEncyclopediaoftheSocialSciences；Kautsky，PoliticsofAristocraticEmpires，第177—197页。16Candolle，HistoiredesSciencesetdessavants。有人认为，康多尔的统计没有什么意义，因为它开始于17世纪60年代，那时科学革命已经开始了。参见Smith，ScienceandSociety，第48页。这种异议当然不能排除对更早时期做类似的调查会得出类似的结论；但是其隐含意义是这样做不会得出类似的结论。问题在于，康多尔统计的是科学院成立后的数据。如果仅仅因为在那一时期新教的科学领先地位已成事实，就说康多尔的统计没有意义，那似乎是毫无道理。至于如何解释这一统计结果，是将它归因于新教，还是归因于天主教对新科学的敌视，或者二者兼而有之，则是另一个问题。17引自Mason，“ScientificRevolution”。18这是瑞典历史学家库尔特·萨穆埃尔松在一篇较短的专题文章中说的话，该文章名为《宗教与经济行动》。19例如，萨穆埃尔松对韦伯关于巴登的数据之统计意义上的批评是没有说服力的，尽管他指出新教徒更喜欢在城市生活，因为技术学校都集中于城市，在这一点上，他是正确的。但是这一点也并非偶然。20Landes，RevolutioninTime，第92—93页。请参阅Vries，DutchRuralEconomy，第219页，关于家庭财产的基础，吕伐登地区钟表的拥有率从1677—1686年的2%升至1711—1750年的705%。当然，这些家庭非常富有，在主人死后可以制作家庭财产目录。21参阅Michaud，“OrleansauXlllSiecle”，第11页。尽管如此，有些骑士勋章禁止授予这些新人，这种做法是与褒奖商业成功背道而驰的。为提高这些不被欣赏的成功人士的社会地位，有人甚至提议为他们设立新的勋章。这些主张并非空洞无力，但它告诉我们，别的人并未同意。22Bennassar，LInquisitionespagnole，“RefusdelaReforme”，第289—290页。西班牙的反应是决不妥协的宗教服从以及由此产生的宗教狂热的长期历史造就的，对自己也无好处。参阅Goodman，“ScientificRevolution”，第163—164页。古德曼说，16世纪西班牙老式天主教医生的匮乏反映了许多西班牙人推想的犹太人与医药之间的种族(天生的)联系，人们害怕当好医生会被怀疑有犹太血统。23参见Goodman，“ScientificRevolutioninSpainandPortugal”inPorterandTeich，eds，ScientificRevolution，第172页。有的西班牙历史学家试图维护自己——尽管这是无法维护的——争论说外国的大学太贫穷和墨守成规了，西班牙学生并不留恋那里。也许是这样；尽管新教大学——如英国和荷兰的大学好得多。但是，汲引异教的泉水是不可能被允许的。参阅Smith，WealthofNations，BookV，chi，Part3，Article3d，关于天主教国家大学教学人才流失到教会的论述。24Crow，Spain：TheRootandtheFlower，第149页。25见Madrid，Cartafilosoficamedico-chymica，1687，引用于Goodman，“ScientificRevolution”，第173页。26Trevor-Roper，“Religion，theReformationandSocialChange”，该论文最初提交1961年在爱尔兰戈尔韦召开的第五届爱尔兰历史学家会议，它使许多听众感到不安。27关于布鲁诺和教会控制科学的运动，参见Minois，LEgliseetlascience，l，chix：“Contre-Reformeetrepriseenmaindesciences”。关于布鲁诺“科学”的起源，参见Yates，GiordanoBruno一书以及Copenhaver，“NaturalMagic”一文中的论述。28Greenet，Passiondesastres，第87页。29同上，第79页。30主要参见LaLumia，HistoiredelexpulsiondesJuifsdeSicile。天天读书网（www.book.d78i.com）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