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现在又要搞什么鬼，哑巴？这孩子钓到一条我见到过的最大的鲈鱼，他不会把它放回去的，我发誓！”　　哑巴继续着他的动作，朝着水塘打着手势。　　“我不会让儿子把鱼放跑的。你听见没有，哑巴？你要是觉得我会那么做的话你最好再重新想一想。”　　哑巴伸手来抓我的鱼线。同时，鲈鱼也缓过来了一点。它翻过身又游了起来。我大叫，失去了理智，一把按住卷线器上的刹车并开始收线。鲈鱼做了最后一次疯狂的挣扎。　　就这样。鱼线断掉了。我几乎摔了个四脚朝天。　　“走，杰克。”爸爸说，我见他一把抓起他的鱼竿。“走，该死的蠢货，别让我把他给揍趴下来。”　　那年的二月河里发起了大水。　　十二月的前几个礼拜雨下得很大，圣诞节前天气变得非常的冷。地都冻上了。雪都在原地呆着。但快到一月底时，刮起了切努克风②。我一天早晨醒来，听见屋子被风吹得呼呼响，水不停地从屋顶上往下淌。　　风一连刮了五天，河水从第三天开始上涨。　　“她涨了十五英尺，”我父亲一天晚上说，他从报纸上抬起头来。“比发洪水需要的水位还高了三英尺。老哑巴就要失去他的宝贝了。”　　我想去莫克西桥那儿看看河水到底涨了有多高。但我爸不许我去。他说洪水没什么好看的。　　两天以后河里的水涨满了，之后就开始向四处溢流。　　一周后的一个早晨，我、奥林·马歇尔和丹尼·欧文斯一起骑车去哑巴家。我们把车停下来，走路穿过和哑巴家接壤的一块草地。　　那天的天气很潮湿，刮着很大的风，破碎的乌云快速地移过天空。地面湿透了，我们不停地踩进密集草丛里的污水坑。丹尼刚学会了说脏话，每当污水漫进他的鞋子，他就把刚学会的最难听的脏话全骂出来。我们可以看见看见草场顶端涨了水的河。水位还是很高，水溢出了河道，涌绕着树根，吞蚀土地的边缘。河中间，水流又急又大，不时会有一团树丛，或一棵支棱着树枝的树漂过。　　我们来到哑巴的铁丝网跟前，看见一头母牛楔在了铁丝网上。它身体膨胀，皮肤灰里透亮。无论是大是小，这是我见到过的第一个死尸。我记得奥林拿起一根棍子，戳了戳它睁开的眼睛。　　我们沿着铁丝网向河那边走。我们不敢靠近铁丝网，因为觉得它可能还带着电。但在一个像是很深的沟渠的边上，铁丝网不见了。它就这么和地面一起陷进了水里。　　我们跨了过去，沿着新形成的水渠向前走，这条水渠穿过哑巴的地，通向他的水塘，并从纵向汇入了水塘，又在水塘的另一端为自己弄出一个出口，再蜿蜒曲折地向前流，直到和更远处的河流汇集在了一起。　　毫无疑问，哑巴的鱼多半被水带走了。就算没被带走，它们也可以自由进出了。　　这时我看见了哑巴。看见他吓了我一跳。我忙向另外两个家伙摆摆手，我们全都趴了下来。　　哑巴站在水塘的另一边，靠近水冲出去的地方。他就那么站在那里，是我见到过的最最悲伤的人。　　“我真的替老哑巴难过，虽然，”几周后我父亲在晚餐时说道。“注意，这个可怜的恶棍是自找的。但你不得不替他难过。”　　爸爸接着说乔治·莱库克看见哑巴的老婆和一个大块头的墨西哥人坐在运动家俱乐部里。　　“这只是其中一部分……”　　母亲严厉地看了他一眼，又看了看我。但我继续吃着，就像什么都没听见一样。　　爸爸说，“真他妈见鬼，比衣，儿子已经够大了！”　　他变了许多，哑巴变了。他不再和其他人呆在一起，他不想这样做也没用。自从上次卡尔碰掉他的帽子，哑巴拿着根粗木棍追赶他以后，再也没人愿意和他开玩笑了。但最糟糕的是哑巴现在每周平均旷工一到两天，有人在说他要被解雇的事。　　“这人动不动就发怒，”爸爸说。“如果再不注意的话会疯掉的。”　　就在我生日前的一个星期天的下午，我和爸爸在清理车库。那天很暖和，空气流动。你可以看见空气中悬浮着的灰尘。母亲来到后门口，说道，“戴尔，你的电话。我想是弗恩的。”　　我跟着爸爸进屋里洗手。说完话，他放下电话转向我们。　　“是哑巴，”他说。“他用一把锤子干掉了他老婆，再把自己淹死了。弗恩刚从镇里听到的。”　　当我们赶到那里时，车子停得到处都是。通向草场的门开着，我能看见通向水塘的车辙。　　纱门被一个箱子顶着半开着，边上站着个瘦瘦的、面无表情的男人，他穿着便裤和运动装，肩膀下方戴着个手枪套。他看着我和爸爸从车子里出来。　　“我是他的朋友，“我爸对那人说。　　那人摇摇头。”管你是谁。别靠近，除非你有正事。”　　“找到他了吗？”爸爸说。　　“他们还在拖。”这个男人说，调整着他枪套里的手枪。　　“我们可以过去吗？我和他很熟。”　　男人说，“你可以试试看。他们会赶你走的，别说我没警告过你们。”　　我们几乎沿着那天去钓鱼时走过的路线穿过草地。摩托艇在水塘里开动，排出的废气脏兮兮的漂浮在　　气艇的后面。你可以看见水从哪里把地面冲开、带走树木和石块的。两艘汽艇里坐着穿制服的人，他们来回开动，一个人驾驶，另一个人在操纵绳子和钩子。　　一辆救护车停在碎石子河滩上等着，我们曾在那里钓过哑巴的鲈鱼。两个穿着白色衣服的男人懒洋洋地靠在车子后面吸烟。　　其中的一辆摩托艇息了火。我们都抬起头来看。艇后面的男子站起来，开始拉绳子。过了一会儿，一只手臂露出了水面。似乎钩子勾住了哑巴的侧面。手臂沉下去又露了出来，还带着一堆其他的东西。　　不是他。我在想。那是老早就在那里的其他东西。　　艇前面的那个人来到后面，两人一起把那个滴着水的东西从艇的侧面拉了上来。　　我看着爸爸。他脸上的表情极其古怪。　　“女人，”他说，“这就是娶错女人的下场，杰克。”　　但我不觉得爸爸真的相信他说的。我觉得他只是不知道该怪谁和应该说些什么。　　我觉得从那以后，父亲所有的一切都在往坏里变。就像哑巴一样，他不再是从前的他了。那只从水里抬起又落下去的胳膊，像是在挥别好时光和招呼坏时光的到来。因为自从哑巴在那个深暗的水塘里自杀后，除了坏时光，再也没别的什么了。　　难道这就是一个朋友死后应该发生的？把厄运留给他活着的朋友？　　但就像我说的，珍珠港事件和不得不搬到他父亲那里，对他也没有一丁点好处。　　①威纳奇，美国华盛顿州的一个城市。　　②切努克风是北美落基山脉东坡的一种干暖西南风。它导致气温快速上升，落雪迅速融化。　　严肃的谈话　　薇拉的车停在那里，边上没别的车，伯特觉得很庆幸。他拐上车道，在他昨晚掉在那儿的南瓜派边上停了车。派还在原地待着，铝盘底朝天扣着，南瓜泥在地上摊了一圈。这是圣诞节后的第一天。　　他曾在圣诞节那天去看望他的妻子和孩子。薇拉在此之前就警告过他。她对他讲了实情。她说他六点前必须离开，因为她朋友和朋友的孩子要过来吃晚饭。　　他们坐在客厅里，很隆重地打开伯特带来的礼物。他们只打开了他的礼物盒，而其他包着彩色纸张的礼物盒都在树下堆着，等着六点以后打开。　　他看着孩子们打开他们的礼物，等着薇拉解开她礼物盒上的丝带。他看着她撕开包装纸，打开盒盖，取出那件开司米羊毛衫。　　“很好看。”她说。“谢谢你，伯特。”　　“穿上试试。”他女儿说。　　“穿起来。”他儿子说。　　伯特看着他儿子，感激他对自己的支持。　　她真的去试了。薇拉进了卧室，穿着它走了出来。　　“很好看。”她说。　　“你穿着很好看。”伯特说，感到胸口有东西在往外涌。　　他打开了给他的礼物。来自薇拉的是一张桑德海姆男装店的礼品劵。配对的梳子和刷子来自女儿。一支圆珠笔来自儿子。　　薇拉端来汽水，他们聊了一小会儿。但多数时间在看圣诞树。后来他女儿起身去摆放餐厅里的桌子，他儿子去了他自己的房间。　　但伯特喜欢他呆着的地方。他喜欢呆在壁炉前面，手里端着杯喝的，他的房子，他的家。 薇拉去了厨房。　　他女儿不时拿着样什么走进餐厅。伯特看着她。他看着她把亚麻布餐巾叠起来，放进喝葡萄酒的杯子里。他看着她把一个细细的花瓶放在桌子中央。他看着她小心翼翼地把一朵花插进花瓶。　　一小块带着锯沫和树胶的木头在壁炉里燃烧着。炉边纸盒子里还放着五块备用的。他从沙发上站起身，把它们统统塞进了壁炉。他看着它们都烧着了。然后他喝完汽水，朝院门走去。途中，他看见餐具柜上并排放着的派饼。他把它们叠起来放在他的手臂上，一共六个，每一个用来抵她的十次背叛。　　车道上，他在黑暗中打开车门时掉了一块派饼。　　自从那天晚上他的钥匙断在锁里后，前门就永远地锁上了。他绕到后面，院门上挂着个花环。他轻轻地敲了敲玻璃。薇拉穿着浴袍。她从里面看着他，皱了皱眉头。她把门打开了一点。　　伯特说，“我想就昨晚的事向你道歉。我也想向孩子们道歉。”薇拉说，“他们不在。”　　她站在过道里，他站在院子里的一株喜林芋①旁边。他摘掉衣袖上的一个线头。　　她说，“我受够了。你曾想放把火把房子烧了。”　　“我没有。”　　“你就是，这儿所有的人都看见了。”　　他说，“我能进屋里说话吗？”　　她掖紧领口的浴袍，然后转身往里走。　　她说，“我一个小时以后要去个地方。”　　他四处看了看，树上的灯泡在一明一灭地闪烁。沙发的一端有一堆彩色薄纸和鲜亮的盒子。一只盛着火鸡残骸的大盘子放在餐厅桌子的正中央，火鸡皮还残留在垫盘底的荷兰芹上，看上去像一个可怕的鸟巢。小山似的炉灰塞满了壁炉。那儿还有一些喝空了的可乐罐。一条烟痕沿着壁炉的砖墙向上走，到了壁炉架那里才停了下来，壁炉架的木头已被烟熏黑了。　　他回身进了厨房。　　他说，“你朋友昨晚什么时候离开的？”　　她说，“如果你想开吵的话，你现在就可以走了。”　　他拉出一把椅子在厨房的桌旁坐下，正对着那个大烟灰缸。他闭上眼又睁开来。他把窗帘往边上拉了拉，看了看后院。他看见一辆没前轮的脚踏车头朝下地立在那里。他看见野草沿着红杉木的栅栏生长。 她往炖锅里倒着水。“你还记得感恩节？”她说。“那时我就说过这将是你毁掉的最后一个节日。晚上十点钟不是在吃火鸡而是在吃咸肉和鸡蛋。”　　“我知道。”他说。“我说过对不起。”　　“光说对不起是不够的。”　　煤气炉的引火又熄灭了。她在炉子跟前，试着把放着锅的煤气炉点着。　　“别烧着自己，”他说。“别把自己给烧着了。”　　他设想她的浴袍烧着了，他从桌旁跳起来，把她推到在地，滚呀滚地把她滚进客厅，再用自己的身体盖住她。也许他该先跑进卧室去拿一条被单？　　“薇拉？”　　她看着他。　　“你这儿有喝的吗？我今天早晨需要来一点。”　　“冰箱里有点伏特加。”　　“你什么时候开始在冰箱里存放伏特加了？”　　“别问。”　　“好的。”他说，“我不问。”　　他拿出伏特加，往柜台上找到的一个咖啡杯里倒了一点。　　她说，“你就准备这样喝，就用这个咖啡杯？”她说，“天哪，伯特。你到底想谈点什么？我跟你说了我要出门。我一点钟有堂长笛课。”　　“你还在上长笛课？”　　“我刚才说过了。怎么了？告诉我你脑子里在想些什么，我要去做准备了。”　　“我想说对不起。”　　她说，“你说过了。”　　他说，“如果你有果汁的话，我想搀点到伏特加里。”　　她打开冰箱门，把里面的东西移动了一下。　　“有蔓越橘苹果汁。”她说。　　“可以。”他说。　　“我要去浴室了。”她说。　　他喝着杯中的蔓越橘苹果汁和伏特加。他点了根烟，把火柴扔进了那个总在桌子上放着的大烟灰缸里。他研究着里面的烟蒂。有些是薇拉抽的牌子，有些不是。有些甚至是淡紫色的。他站起身把烟缸里的东西都倒在了水池底下。　　这个烟灰缸其实不是个烟灰缸。这是他们在圣塔克拉拉的一个商场里，从一个留胡子的陶艺人手里买来的大石头盘子。他用水把它冲了冲，再擦干了。他把它放回到桌子上。然后把他的烟在里面摁灭了。 电话铃响起时炉子上的水正好烧开了。　　他听见她打开浴室的门隔着客厅冲他喊道。“接一下！我正要去洗澡。”　　厨房里的电话放在柜台上的一个角落里，在烤盘的后面。他移开烤盘，拿起了话筒。　　“查理在吗？”这个声音说。　　“不在。”伯特说。　　“那好。”这个声音说。　　当他准备去煮咖啡时，电话又响了起来。　　“查理？”　　“不在这里。”伯特说。　　这次他没有把话筒放回去。　　薇拉穿着毛衣和牛仔裤，擦着头发回到厨房。　　他把速溶咖啡舀进盛着开水的杯子里，然后往他自己的那杯里滴了点伏特加。他端着杯子来到桌前。　　她拿起话筒，听了听。她说，“怎么回事，谁打来的电话？”　　“没有谁。”他说。“谁抽带颜色的香烟？”　　“我抽。”　　“我不知道你抽那种。”　　“嗯，我抽。”　　她坐在他的对面喝咖啡。他们抽着烟，用着这个烟灰缸。　　他有很多想说的话，伤心的话，安慰的话，像这一类的话。　　“我一天抽三包。”薇拉说。“我是说，如果你真想知道这里的情况的话。”　　“我的老天爷。”伯特说。　　薇拉点点头。　　“我来这儿不是想听这个的。”他说。　　“那你来是想听什么的呢？你想听房子烧掉了？”　　“薇拉，”他说。“现在是圣诞节。这是我来这的原因。”　　“昨天是圣诞节，”她说。“圣诞节来了又走了。”她说。“我再也不想见到另一个了。”　　“那我呢？”他说。“你以为我盼着过节吗？”　　电话铃又响了起来。伯特拿起了话筒。　　“有人要找查理吗？”他说。　　“什么？”　　“查理。”伯特说。　　薇拉拿过话筒。她说话时背对着他。她转过身来说，“我要去卧室接这个电话。你能否等我在里面拿起话筒后把它挂了？我听得出来，所以我一说话你就挂了它。”　　他接过话筒。她离开了厨房。他把话筒放在耳边听着。他什么也听不见。然后他听见一个男人清嗓子的声音。他听见薇拉拿起了另一个话筒。她高喊道，“好了，伯特！我接起来了，伯特！”　　他放下话筒，站在那儿看着它。他打开放刀叉的抽屉，在里面翻了翻。他打开另一个抽屉。他看了看水池里。他去餐厅找到那把切肉刀。他把它放在热水下面冲着，直到把上面的油污都冲掉了。他把刀刃在衣袖上擦了擦。他来到电话跟前，把电话线对折起来，不费吹灰之力就把它锯断了。他检查了一下断口，然后把电话推到烤盘后面的角落里。　　她走进来。她说，“电话断了。你有没有动电话？”她看了看电话，把话筒从柜台上拿了起来。　　“婊子养的！”她尖叫道。她尖叫道，“出去，去你该呆的地方去！”她冲着他摇着手里的话筒。“没什么好说的了！我这就去弄一张限制令②来，这就是我要去弄的东西。”　　当她把话筒摔在台子上时，它发出“叮”的一声。　　“如果你现在不离开的话我就去隔壁给警察打电话。”　　他拿起烟灰缸。他抓住烟灰缸的边缘。他拿着它的姿势像是一个准备掷铁饼的人。　　“别这样。”她说。“那是我们的烟灰缸。”　　他是从院门那里离开的。他觉得自己已经证明了什么，但不是很确定。他希望他已经把某些东西表达清楚了。那就是，他们之间必须尽快进行一次严肃的谈话。有些事情必需谈开来，有些重要的事情需要讨论。他们会再次交谈的。也许等过完节，一切都恢复正常以后。比如，他会告诉她说，那个该死的烟灰缸只是个该死的烟灰缸。　　他绕过车道上的南瓜派，进到自己的车里。他发动起车子，把它放在倒档上。直到放下烟灰缸后，他的行动才方便了一点。　　①喜林芋，一种攀缘植物。 ②限制令，是来自法院的一种禁止令。它常用于家庭暴力、性侵犯等情况下，限制一方不得接近另一方。　　平静　　我那时正在理发。我坐在理发椅上，有三个男人沿着墙根坐在我对面。①这等着理发的男人有两个我以前从没见过。但我认出了他们其中一个，尽管我不能确切地想起在哪里见过他。理发师在我头上忙活时我一直在看着他。那人把一根牙签在嘴里弄来弄去。他是一个体格健壮的男人，有着短短的卷发。然后我想起那天看到他一身制服制帽的打扮，在一家银行的门厅里，小眼睛很警惕的模样。　　另外两个，一个年龄相当地大，满头的灰卷发。他正在吸烟。第三个男人，猜想年龄不会很大，却几乎秃顶了，两边的头发垂挂在耳朵上面。他穿着伐木鞋，裤子沾着机油，油亮亮的。　　理发师一只手放在我头顶，把我转过来细细端详。然后他对那个门卫说，“你打到鹿了吗，查尔斯？”　　我喜欢这个理发师。我们不很熟悉，还叫不出对方的名字。但当我进来理发，他就认出我了。他知道我常去钓鱼，所以我们会聊一聊钓鱼。我认为他以前没有打过猎。但他什么话题都能聊。在这点上，他是一个好理发师。　　“比尔，这是一个有趣的故事。这事儿却又糟透了。”门卫说。他取出牙签将它放在烟灰缸里，摇摇头。“我既打到了又没有打到，所以对你的问题回答是或不是。”　　我不喜欢这个男人的声音。对一个门卫来说，这种声音不适合。这不是你所期待的那种声音。　　另外两个男人抬起头。年长者正翻阅着一本杂志，吸着烟，另一个小伙子正拿着一张报纸。他们放下手中看的东西，转过头来听门卫讲。　　“接着说，查尔斯，”理发师说，“让我们听听。”　　理发师又把我的头转了一下，继续用剪子剪。　　“我们上了魔岭。老爷子，我，还有小家伙。我们去打那些鹿。老爷子守在岭那边，我和儿子守在这边。孩子那天醉了一夜，看起来糟透了。他脸色发青，喝了一天水，把我和他的都喝了。那时已到了下午，　　我们天刚亮就出来了。但我们还盼着，指望岭下的猎人能把一些鹿赶到我们这边。所以我们听到谷底的枪声时，就坐在一根木头后边，观察着猎物。”　　“那深谷下边有几处果园。”拿报纸的小伙子说。他很有些坐立不安，把一条腿架着，将他的靴子晃了一会儿，又换另一条腿架上。“那些鹿总在那些果园附近走动。”　　“说得没错，”门卫说。“它们在晚上遛进园子，这些杂种，它们吃那些没熟的小苹果。哦，对了，后来我们听到枪声，一只又大又老的公鹿从不到一百英尺远的矮树丛钻出来，我们就坐在那儿严阵以待。孩子和我同时看见了它。当然，他马上卧倒在地开始射击。这个木头疙瘩。那只老公鹿根本没事，结果我孩子根本没吓着它。但它已分辨不出枪声来自什么方向，也不知道向哪一边逃。然后，我打了一枪，但慌乱中，我只把它打晕了。”　　“把它打晕了？”理发师说。　　“你知道，把它打晕了。”门卫说。“一枪打在肚子上。就像是这一枪把它打晕了。于是它垂下脑袋开始这样颤抖，它全身都在颤抖。孩子还在射击。我，我感到我就像回到了朝鲜。于是我又开了一枪，但没有射中。随后那只老公鹿先生又挪回了灌木丛。但是，现在，上帝作证，它已经筋疲力尽，奄奄一息了。孩子瞎打一气，把该死的子弹也打完了。但是我确实打中了。我把一颗子弹射进了它的肚子。我所说的把它打晕了就是这个意思。”　　“后来呢？”拿报纸的小伙子说，他把报纸卷起来，轻轻地敲着他的膝盖。“后来呢？你一定去追它了，它们每次都找一个难以发现的地方去死。”　　“但你追它了？”年长的男人问道，虽然这算不上一个真正的问题。　　“我追了。我和孩子，我们一起追。但是孩子不顶用，他在追捕中不舒服，我们不得不慢下来。那个笨蛋。”门卫现在想起那时的情形，忍不住笑了起来。“整个晚上喝啤酒，擦猎枪，然后说他能打猎。上帝，现在他该明白了。不过，确实我们追它了。也很好追。血流在地上和叶子上，到处都是血。还从没有看见一只公鹿会流这么多的血。我不知道那个倒霉蛋是怎么一路走过去的。”　　“有时它们会一直走下去。”拿报纸的小伙子说。“它们每次都找一个难以发现的地方去死。”　　“我把孩子臭骂了一顿，因为他总放空枪。当他不服气顶嘴时，我狠狠地掴了他一耳光，就这儿。”门卫指着他脑袋的一侧，裂开嘴笑。“我替他自己打了耳光，这个该死的家伙，他还不够老练，他需要这个。但问题是，天开始黑下来，没法再追了，而且孩子不时呕吐不想再追了。”　　“嗯，现在那些野狼会吃掉那只鹿。”拿报纸的小伙子说，“它们和乌鸦，还有兀鹰。”　　他展开报纸，把它一直弄平展，然后放在一边。他又架起一条腿，环顾了一下我们，摇了摇头。　　那个年长的男人在椅子里转过来，看着窗外，他点了一根烟。　　“我估计是这样，”门卫说，“也挺可怜的，这个狗娘养的老东西。所以，比尔，对你的问题，我是既打到了鹿又没有打到。但不管怎样我们桌上有鹿肉，因为最后老爷子捉到了一只小鹿，已经把它带回营地，吊起来，干净利落地取出了它的内脏。肝、心脏、腰子都包在一张蜡纸里，放进了冰箱。一只小鹿，就一只小杂种，但是我父亲很满意。”　　门卫环顾了一下理发店，好像记起了什么，然后他拾起他的牙签，又塞进他的嘴里。　　那个年长者捻息了烟，转向门卫。他吸了一口气说，“你现在应该马上出去找那只鹿而不是在这儿等理发。”　　“你不能那样说话。”门卫说，“你这混蛋，我在什么地方见过你。”　　“我也见过你。”那个老人说。　　“伙计们，够了，这是我的理发店。”理发师说。　　“我应该扇你几耳光。”年长者说。　　“你应该试试看。”那个门卫说。　　“查尔斯。”理发师说。　　理发师将梳子和剪子放在柜台上，把手放在我的肩上，好像他感觉我正想从椅子上一跃而起跳到中间去。“阿伯特，我到现在已经替查尔斯和他的孩子理发很多年了，我希望你不要再争吵下去。”　　理发师看看这个，又看看那个，手一直放在我肩上。　　“到外面说去。”拿报纸的小伙子说，他很兴奋，脸红红的，希望发生点什么。　　“真的够了。”理发师说，“查尔斯，我不想再听到关于这个话题的任何事儿。阿伯特，下一个就该你理了。喂，”理发师转向那个拿报纸的小伙子，“先生，咱们可从来没见过面，但如果你不插手，我会感激不尽。”　　门卫站起来，他说，“我想我迟些再来理发，店里这会儿不对劲。”　　门卫出去时，把门带上了，重重的。　　年长者坐着，吸着烟。他望着窗外，而后仔细地瞧着手背上的什么东西。然后他站起来，戴上他的帽子。　　“对不起，比尔，”年长者说，“我能再挨几天。”　　“好吧，阿伯特。”理发师说。　　当那个老头出去后，理发师跨步到窗边看着他的离去。　　“阿伯特患肺气肿快死了。”理发师在窗边说，“我们过去常一起钓鱼，他把怎么钓鲑鱼的门道统统教给了我。那些女人，她们常常爬在这老家伙身上做窝。不过他后来脾气大了。但说实在的，有时也是被逼出来的。”　　拿报纸的男人坐不下去了，他站起来四处走动，有时停下来一样一样的瞧，比如帽架，比尔和他朋友的相片，从五金店拿来的有全年每个月风景的月历。他翻着每一页。他甚至站在那儿细看比尔挂在墙上镜框里的营业执照。然后他转过身说，“我也要走了。”他这样说了，也真的走了。　　“那么，你要不要我理完这个发？”理发师对我说，好象我是这一切事的起因。　　理发师把我在椅子里转过来对着镜子，他把手放在我头两边，最后一次摆好我头的姿势，然后他把头低下来紧挨着我的头。　　我们一起望着镜子，他的手仍在为我的头发定型。　　我望着自己，他也望着我。但即使他看出了什么，也不会发表什么意见。　　他用手指在我发间梳理，他梳得很慢，好像在想着别的什么事。他用手指在我发间梳理，他梳得很温柔，就像一个情人做得那样。　　那是在加利福尼亚的新月城，上边不远是俄勒冈州边境。不久我就离开了。但如今我又想起那个地方，想起新月城，想起我和妻子在那儿怎样试着过一种新生活，也想起那天上午在理发椅上我是怎样下定决心离开的。如今，我又想起我闭上眼睛让理发师的手指在我发间移动时所感到的平静，想起那些手指的温馨，那些已经开始生长的头发。　　① 按美国习俗，顾客通常背对大镜，面向后墙，所以能直接看到墙根的人。　　大众力学　　那天一大早就开始变天了。雪融化为一股股脏水，从那对着后院的齐肩高的小窗上流下。街上，一辆辆车子驶过，溅起片片泥水。外边越来越暗。里面也越来越暗。　　她来到门口时，他正在卧室里，朝箱子里塞着衣服。　　你要走，我太高兴了！你要走，我太高兴了！她说。听见了没有？　　他继续往箱子里放东西。　　婊子养的！你要走，我真是太高兴了！她哭了起来。你甚至都无法正视我，你行吗？　　随后，她注意到了放在床上的孩子的照片，将它捡了起来。　　他望着她，她擦了擦眼睛，瞪了他一会儿，然后转过身去，回到了起居室。　　把那照片给我拿回来，他说。　　你还是收拾好你的东西走人吧，她说。　　他没有搭腔。他系好箱子，穿上外衣，望了一眼卧室后才关上了灯。随后他走出卧室，来到了起居室。　　她抱着孩子，站在小厨房的门口。　　我想要孩子，他说。　　你疯了吗？　　没有，我想要孩子，我会让人过几天来拿他的东西的。　　你可别碰这个孩子，她说。　　孩子哭了起来，她将毯子从他头边拉开了一点儿。　　噢，噢，她望着孩子说。　　他朝她一步步逼近。　　看在上帝的份上！她说。她往厨房里退了一步。　　我想要孩子。　　滚出去！　　她转过身去，试图抱着孩子走到炉子后面的角落里。　　但他走上前来。他越过炉子，双手紧紧抓住了孩子。松手，他说。　　滚开，滚开！她哭叫着。　　孩子满脸通红，发出阵阵尖叫。混战中，他们击倒了挂在炉子后面的一只花瓶。　　这时，他将她逼到了墙边，力图掰开她的手。他抓住孩子，拼命拉着。　　松手，他说。　　别这样，她说。你伤着孩子了，她说。　　我没有伤着孩子，他说。　　厨房窗口已看不见光。几乎在一片漆黑中，他一只手使劲掰着她的拳头，另一只手将尖嚎的孩子夹在腋下。　　她感到自己的手指已被强行掰开。她感到孩子正离她而去。　　不！她刚一松手便大叫了起来。　　她要这孩子。她抓住孩子的另一只胳膊。她抱着孩子的腰，往后拽着。　　但他怎么也不松手。他感觉孩子就要从手中滑落，于是使劲往后拽着。　　就这样，问题得到了解决。　　所有东西都粘在了他身上　　她来米兰过圣诞，想知道她孩提时的事情。　　告诉我，她说。告诉我我那时候是什么样的。她呷着利口酒，专注地看着他，等着。　　她是个时髦、苗条、很有吸引力的姑娘，从头到脚无可挑剔。　　那是很久以前的事了。是二十年前的事了，他说。　　你想得起来，她说。讲嘛。　　你想听什么？他问道。我还能告诉你些什么呢？我可以告诉你一些你还是个婴孩时的事。它与你有关，他说。但关系不大。　　告诉我，她说。但先再给我俩倒杯酒，待会就不用在半截上停下来了。　　他端着酒从厨房回来，在椅子上坐好，讲开了。　　这个十八岁的男孩，在和他十七岁的女朋友结婚时，他们自己还是孩子呢，但他们爱得死去活来。没多久，他们就添了个女儿。　　这个孩子在十一月末的一个寒流里降生，正赶上这一地区水鸟的高峰期。男孩喜欢打猎，明白吗，这是故事的一部分。　　男孩和女孩，现在是丈夫和妻子，是父亲和母亲了，他们住在一个牙医诊所下面一个三居室的公寓里。他们每晚打扫楼上的诊所，用此来交换房租和水电费。夏天他们还得维护草地和花木，男孩在冬季要把过道的雪铲掉并在路面上洒上粗盐。你还在听我讲吗？你听出点什么来了吗？　　我在听，她说。　　那就好，他说。有一天，牙医发现他们在用他的专用信纸写信。但这是另外一个故事。　　他从椅子上站起身来，向窗外看了片刻。他看着石板屋顶和不停飘落在上面的雪花。　　就讲这个故事，她说。　　这两个孩子非常相爱。此外，他们都有很大的野心，是疯狂的幻想家。他们总在谈论要做的事情和要去的地方。　　男孩和女孩睡在卧室里，婴儿睡在客厅里的婴儿床上。要说婴儿那时大概才三个月大，刚刚开始睡过夜。　　一个周六的晚上，男孩干完楼上的活后，呆在牙医的办公室里，给他爸爸打猎的老朋友打了个电话。　　卡尔，那人拿起话筒时他说，管你信不信，我做父亲了。　　祝贺你，卡尔说。妻子怎样？　　她没事，卡尔。大家都好。　　那就好，卡尔说。真替你们高兴。如果你来电话是问打猎的事，你听我跟你讲。成群成群的大雁都飞来这儿了。打了这么多年的猎我还从没见到过这么多。我今天打了五只。明天一早我还去那里，你如果想去的话，可以一起走。　　我要去，男孩说。　　男孩挂了电话，下楼对女孩说了。她在一旁看着他整理东西。猎装、子弹袋、靴子、袜子、打猎帽、长内衣和猎枪。　　你什么时候回来？女孩问。　　大概中午吧，男孩说。但有可能要到六点。那样会太晚吗？　　没事，她说。孩子和我没问题。你尽管去，玩开心点。等你回来后，我们把宝宝打扮一下，去萨利那儿看看。　　男孩说，听上去是个好主意。　　萨利是女孩的姐姐。长得很吸引人。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见过她的照片。男孩有点爱上了萨利，就像他有点爱上贝西一样，贝西是女孩的另一个姐姐。男孩过去常对女孩说，如果我俩没结婚的话，我会去追萨利。　　那贝西呢？女孩曾问过。我虽不想承认，但我真的觉得她比萨利和我都好看。她怎么样？　　贝西也行，男孩说。　　晚饭后，他把炉火调大，帮着她给婴孩洗澡。他再次为婴孩的长相感到惊讶，婴孩一半的特征像他，一半像女孩。他给这个小身体擦上粉，又往手指和脚趾间洒了点粉。　　他把洗澡水倒进淋浴池里后，就上楼查看天气。外面的天气阴冷。曾经是草坪的地方看上去像块帆布，在街灯下面显得僵硬灰白。　　雪堆积在过道的两侧。一辆车开过，他听见轮胎压过沙子发出的声音。他想像着明天的情形，雁群在他头顶打转，枪托撞击着他的肩膀。　　然后他锁上门下了楼。　　上床后他们想读点什么，但两人都睡着了，先是她，手里的杂志陷进了被窝。　　他被孩子的哭声弄醒。　　外面的灯亮了。女孩站在小床边上，摇晃着手臂里的小宝宝。她放下婴孩，关了灯，回到床上。　　他听见了婴儿的哭声。这次女孩没动窝。婴儿断断续续地哭了一阵，停了下来。男孩听了一会儿，又打起盹来。但婴孩的哭声又把他吵醒了。客厅里灯火通明。他坐起来并打开台灯。　　我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女孩说，抱着孩子来回走动。我已给她换了尿片，又喂过她了。但她还是哭个不停。她不停地哭。我累死了，真担心她会从我手上掉下来。　　你上床来，男孩说。我抱她一会儿。　　他爬起来接过孩子，女孩回到床上躺下。　　再摇她一小会儿，女孩在卧室里说。说不定她就睡着了。　　男孩抱着孩子坐在沙发上。他用膝盖轻轻颠着她，直到她闭上了眼睛。他自己的眼睛也快合上了。他小心翼翼地站起身，把婴孩放进婴孩床。　　现在是四点差一刻，他还可以睡上四十五分钟。他爬上床，睡着了。但几分钟后，婴孩再次哭了起来。这一次，俩人都爬了起来。　　男孩做了件很糟糕的事情。他诅咒了一声。　　看在老天的份上，你这是怎么了？女孩对他说。也许她生病了。也许我们不该给她洗澡。　　男孩抱起婴孩。婴孩蹬了蹬脚，笑了。　　你看，男孩说，我真的不觉得她有什么病。　　你怎么知道的？女孩说。过来，把她给我。我知道我该给她吃点药，但我不知道该吃点什么。　　女孩再次把婴孩放下来。男孩和女孩都看着婴孩，婴孩又哭了起来。　　女孩抱着孩子，宝贝，宝贝，说话时她眼里含着眼泪。　　有可能她的肚子不舒服，男孩说。　　女孩没理他。她不停地摇晃着手臂里的婴孩，一点不在意男孩的存在。　　男孩等了一会。他去厨房烧上做咖啡的水。他在短裤和T恤衫外面套上羊毛内衣，然后穿上外衣。　　你干嘛？女孩说。　　打猎去，他说。　　我觉得你不该去，她说。她这种样子，我不想一人留下。　　卡尔计划好我去的，男孩说，我们计划好了。　　我才不管你和卡尔计划好什么，她说。我根本不在乎卡尔。我甚至都不认识这个人。　　你过去见过卡尔，你认识他，男孩说。你说你不认识他是什么意思？　　这不是问题的关键，你知道这个，女孩说。　　关键是什么？男孩说。关键是我们计划好了。　　女孩说。我是你的妻子。这是你的孩子。她病了还是怎么了。你看看她。不然她为什么要哭？　　我知道你是我的妻子，男孩说。　　女孩哭了起来。她把宝宝放回小床，但婴孩又哭上了。女孩用她的睡衣袖子擦了擦眼睛，又把她抱了起来。　　男孩系上鞋带，穿上衬衫、毛线衫和外套。厨房炉子上的水壶发出尖叫声。　　你必须做个选择，女孩说。卡尔还是我们。我是认真的。　　你这是什么意思？男孩说。　　你听见我说的了，女孩回答道。如果你想要个家的话，你必须做个选择。　　他们盯着对方看了一会。男孩拿上他的打猎用具走了出去。他把车发动起来，绕到车窗前，像做着一件很难做的事情似的，刮着上面的冰。　　他关掉了引擎，在里面坐了一会儿。他下了车，回到了屋里。　　客厅的灯亮着，但女孩已在床上睡着了，孩子在她身旁睡着了。　　男孩脱掉他的靴子，又*其他衣服。他只穿着袜子和长内衣，坐在沙发上看星期天的报纸。　　女孩和孩子继续睡着。过了一会儿，男孩去了厨房，开始煎咸肉。　　女孩穿着睡袍走出来，用手臂搂着男孩。　　嗨，男孩说。　　对不起，女孩说。　　没什么，男孩说。　　我不想那么凶来着。　　是我不对，他说。　　你坐下，女孩说。华夫饼加煎咸肉如何？　　很不错，男孩说。　　她把咸肉从煎锅里取出来，和好做烘饼的面。他坐在桌旁，看着她在厨房里忙碌。　　她在他面前放了个盘子，里面有咸肉和一张华夫饼。他往上面抹上黄油，浇上糖浆。但当把饼切开时，他把盘子打翻到了他的腿上。　　怎么搞的，他说，从桌旁跳了起来　　如果你能看见你自己的话，女孩说。　　男孩低头看着自己，看见所有的东西都粘在他的内衣上面。　　我饿坏了，他说，摇摇头。　　你是饿坏了，她大笑着说。　　他扒下羊毛内衣，把它往浴室门那儿一扔。然后他张开两臂，她钻了进来。　　我们不再吵架了，她说。　　男孩说，不会了。　　他从椅子上站起身来，把他们的酒杯倒满。　　完了，他说，故事结束了。我承认这算不上个什么故事。　　很有趣，她说。　　他耸耸肩，端着他的酒来到窗前。天已经黑了，但雪还在下。　　事情在变，他说。我不知道它们是怎么变的。但总是在不知不觉中，也不按照着你的愿望来变。　　对，真的是这样，可是――但她只开了个头，没再说下去。　　她搁下了这个话题。从窗子的反光里，他看见她正在琢磨着自己的指甲。稍后她抬起头，欢快地问他究竟打不打算带她参观一下这座城市。　　他说，穿上你的靴子，咱们走。　　但他仍然呆在窗前，回忆着那段生活。他们曾经笑过。他们曾经相互依偎，笑到眼泪都流了出来，而其他的一切――寒冷的天气以及他将要去的地方――都不在他的思绪里，起码目前是这样的。　　当我们谈论爱情时，我们在谈论什么　　我的朋友梅尔·麦克吉尼斯在不停地说着。梅尔·麦克吉尼斯是个心脏病医生，有时候，这种身份给了他这样说话的权力。　　我们四人围坐在梅尔家的餐桌旁喝杜松子酒。从水池后面大窗户照进来的阳光充满了厨房。四人里有我、梅尔、梅尔的第二任妻子特芮萨（我们叫她特芮）和我的妻子劳拉。那时我们住在阿尔伯克基。但我们都是从外地来的。　　餐桌上放着冰桶。杜松子酒和奎宁水被不停地传来传去，不知怎么的，我们就谈到爱情这个话题上来了。梅尔认为真正的爱情决不次于精神上的爱。他说他离开去上医学院时，已在神学院里呆了五年，他说回顾在神学院的那些日子，仍然觉得那是他一生中最重要的时光。　　特芮说在梅尔之前和她住在一起的那个男人非常爱她，爱到想杀死她。特芮说，“有一天晚上他揍我，拽着我的脚踝在卧室里拖来拖去，嘴里不停地说，‘我爱你，我爱你，你这个婊子。’他不停地把我在卧室里拖来拖去，我的头不断磕着东西。”特芮看了看大家，“碰到这样的爱情你们怎么办？”　　她瘦得皮包骨，有一张漂亮的面孔，深黑色的眼睛，棕色的头发一直拖到背上。她喜欢绿宝石做的项链和长长下垂的耳环。　　“我的天哪，别犯傻了。那不是爱， 你知道这个。”梅尔说，“我不知道你该叫它什么，但你绝对不能把它叫做爱情。”　　“你爱怎么说怎么说，我认为那就是爱情。”特芮说，“也许对你来说这很疯狂，但它同样是真实的。人和人不一样，梅尔。不错，有时他是有些疯狂的举动，我承认。不过他爱我， 或许在用他自己的方式，他的确爱我，那里面有爱情，梅尔，别说没有。”　　梅尔嘘了口气，端起酒杯转向我和劳拉。“那个人威胁要杀死我。”梅尔说。他喝干杯中的酒， 伸手去拿酒瓶。　　“特芮很浪漫，特芮是那种踢—我—我—才—知—道—你—爱—我类型的人。特芮，亲爱的，别那样。”梅尔把手伸到桌子对面，用手指摸了摸特芮的脸颊。他冲她咧嘴笑了笑。　　“他现在想和解了。”特芮说。　　“和什么解？”梅尔说，“有什么好和解的？我清楚我知道什么，就这些。”　　“我们怎么就说到这个话题上来的呢？”特芮说，她端起酒杯喝了一口。“梅尔满脑子都是爱情。”她说，“是吧？亲爱的。”她笑了笑。我想这个话题应该结束了。　　“我只是不想把艾德的所作所为叫做爱情。我没别的意思，亲爱的。”梅尔说，“你们怎么看？”梅尔转向我和劳拉，“你们觉得那是爱情吗？”　　“你问错人了。”我说，“我连那个人都不认识，只是听人提起过这个名字。我怎么会知道。你得知道具体的情况。但我想你的意思是说爱情是一种绝对。”　　梅尔说:“我说的这种爱情是指，我说的这种爱情是，你不会想着去杀人。”　　劳拉说:“我对艾德一无所知，也不了解当时的情况，不过谁又能够评判他人呢？”　　我碰了碰劳拉的手背，她冲我快速地笑了笑。我抓起她的手，它很温暖，指甲光洁，修剪得十分整齐。我用手指攥住她的手腕，把她搂到怀里。　　“我离开他时，他喝了老鼠药。”特芮说，她双手紧抱双臂，“他们把他送到圣达菲的医院。那时我们住在那里，大约有十里远。他们救了他的命。但他的牙龈因此变了型。我是说它们从牙齿上脱开了，牙齿像狗牙一样立着。我的天哪。”特芮说。她沉默了一会儿，松开两臂，端起酒杯。　　“人真是什么事都做得出来。”劳拉说。　　“他现在消停了。”梅尔说，“他死了。”　　梅尔把一小碟酸橙递给我，我拿了一块，把汁挤进酒里，用手指搅了搅冰块。　　“后来更糟了。”特芮说，“他朝自己嘴里开了一枪，就连这件事也给搞砸了。可怜的艾德。”特芮摇了摇头。　　“什么可怜的艾德。”梅尔说，“他非常危险。”　　梅尔四十五岁，身材瘦长，满头松软的卷发，脸和胳膊都因打网球晒成了棕黑色。没喝醉的时候，他的每个动作和手势都很精确，非常的谨慎。　　“可他确实是爱我的，梅尔，你得同意这个。”特芮说，“这是我对你的惟一请求。他爱我的方式和你的不一样。这不是我要说的。但他爱我，你能同意这一点，是吧？”　　“你说他给搞砸了是什么意思？”我说。　　劳拉端着杯子身子往前倾，她把双肘搁在桌上，两手握住酒杯。她瞟了眼梅尔，又瞟了眼特芮，单纯的脸上带着迷惑的神情等着答案，好像很奇怪这样的事情怎么会发生在你朋友身上呢。　　“他自杀时怎么给搞砸的？”我说。　　“我来告诉你们是怎么回事。”梅尔说。“他用他买的点二二手枪威胁我和特芮。噢，我不是开玩笑。这家伙老是威胁我们。真该让你们看看那些日子我们是怎么过的，像逃犯一样。我自己甚至买了一支枪。你能相信吗，像我这样的人？但我真的买了， 用来自卫，就放在车子仪表板旁的匣子里。有时我必须在半夜离开公寓去医院，知道吗？我和特芮那时还没结婚。房子、孩子、狗和所有的一切都归了我前妻，我和特芮住在现在这所公寓里。有时，像我说的那样，我会在半夜接到出诊电话，必须在凌晨两、三点钟赶到医院。停车场里一片漆黑，我还没走近车子就吓出一身冷汗来。不知什么时候他就会从灌木丛里窜出来或是从汽车后面给我一枪。我是说，这个人疯了，他完全有能力安装一个炸弹之类的东西。他没日没夜地打我的服务专线，说要和医生谈谈，我一回电话他就说，‘你这个婊子养的，你没几天活头了。’诸如此类的事情。我对你们讲，真是太恐怖了。”　　“我还是为他感到难过。”特芮说。　　“听起来像是一场噩梦。”劳拉说，“可是他开枪自杀后到底怎样了？”　　劳拉是个法律秘书。我们是因为工作关系认识的。不知不觉中我们就好上了。她今年三十五岁，比我小三岁。除了彼此相爱外，我们相互欣赏并愿意在一起呆着。她是个容易相处的人。　　“后来呢？”劳拉说。　　梅尔说，“他在屋里朝自己的嘴里开了一枪，有人听到枪响，报告给经理。他们用总钥匙打开房门，看到发生的事情，叫了救护车。他被送来的时候我恰好在医院里。他还活着，但已经不可救药了。他活了三天，头肿得比正常人的头大了一倍。我以前从没见过这种情形，我希望这辈子再也不要见到了。特芮知道后想去陪他。我们为这事大吵了一场。我认为她不该看到他那副样子。我认为她根本就不该去见他，我现在还这么认为。”　　“谁吵赢了？”劳拉问。　　 “他死时我在他的房间里陪着他，“特芮说，“他再也没能醒过来，但我一直陪着他。他没有别的亲人了。”　　“他非常危险。”梅尔说，“如果你把那叫做爱情。那就请便吧。”　　“那是爱情，”特芮说，“当然，在大多数人眼里那可能不太正常。可是他愿意为它而死，他确实为它死了。”　　“我他妈说什么也不会称它为爱情。”梅尔说，“我是说，没有人明白自己为何而死。我见过许多人自杀，我可以说没有一个人知道自己到底为什么而死。”　　梅尔把手放在脖子后面， 椅背向后倾斜着。“我对那种爱不感兴趣。”他说，“如果那也是爱情的话，它就归你了。”　　特芮说，“我们那时很害怕。梅尔甚至立了一份遗嘱，并写信给他在加州做过特种兵的弟弟，告诉他一旦发生不测好去找谁。”　　特芮喝着杯子里的酒。“梅尔是对的——我们过得像逃犯一样，整天提心吊胆的。特别是梅尔，是不是呀，亲爱的？我甚至报过警，但警察也无能为力。他们说必须等艾德真的干了什么才能采取行动。那不是笑话吗？”特芮说。　　她把最后一滴酒倒进杯里，晃了晃瓶子。梅尔起身到橱柜旁，从里面又拿出一瓶来。　　“嗯， 尼克和我知道什么是爱情。”劳拉说，“我是说，对我俩而言。”她用膝盖碰了碰我的膝盖。“你该说点什么了。”劳拉说，把笑脸转向我。　　作为回答，我拿起劳拉的手举到嘴边，很夸张地吻了一下。大家都被逗笑了。　　“我们很幸运。”我说。　　“你们两个家伙，”特芮说，“快别那样，真让我恶心。你们还在蜜月期， 看在老天的份上。你们还狂热着呢，真是的。等着瞧吧。你俩在一起多久了？有多久了？一年？一年多？”　　“有一年半了。”劳拉笑着答道。脸上泛起红晕。　　“哦，那么，”特芮说，“等着瞧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