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堪的纳维亚在冰河时代末期就有人类居住。旧石器时代初期的狩猎者，随着冰盖的后退而前进，最后在斯堪的纳维亚地区定居下来。在公元前三千纪结束之前，农业革命西北方向的先躯者们就已开始在丹麦和瑞典南部的肥沃土地上进行耕作。这样，到维金人崛起的时候，农业人口至少已在斯堪的纳维亚南部定居了3000年。尽管他们在公元前的最后2个世纪不断地从斯堪的纳维亚向南迁移，他们此次的崛起，也和793－1066年的崛起一样，只不过是斯堪的纳维亚历史中的一个偶然插曲。同时，南方的先进文化分成几个阶段进入斯堪的纳维亚，对其所产生的影响也是潜移默化的。斯堪的纳维亚各民族与南方文明关系的盛衰，对其人民心理上的影响也是不确定的；查理曼对大陆撒克逊人的征服更使这种状况陷于危机。这次崛起密切了西方基督教世界的北部边疆与斯堪的纳维亚的联系。　　虽然奥古斯都大帝在公元14年放弃了把罗马帝国的边疆推进到易北河畔的努力，在公元后的最初3个世纪中，希腊－罗马文明仍然生机勃勃地在斯堪的纳维亚传播。这种文化联系由于5世纪东日耳曼人和法兰克人的民族大迁徙，以及西罗马帝国的被推翻而一度中断。由于撒克逊人的介入，斯堪的纳维亚与外界隔绝，后来又托庇于自称为西罗马帝国后嗣的基督教日耳曼国家的保护。撒克逊人被法兰克人征服并被迫改宗基督教以后，斯堪的纳维亚人猛然发现他们又和南方文明有了联系，而且联系得比以前更为密切。查理曼在斯堪的纳维亚人心目中的形象可由下面一件事表现出来：在斯堪的纳维亚，马格努斯是作为人名普遍使用，而不是作为一项头衔。　　斯堪的纳维亚人对这段动荡历史的反应是进攻性的，他们的进攻包括了大片地区。在880年，瑞典侵略者渡过波罗的海，泛舟涅瓦河，商定了水陆联运的分界线，又沿伏尔加河顺流直下，最后到达里海东南角的阿巴斯昆。在西北方向，从987年到1025年，斯堪的纳维亚人在北美大陆的东北部海岸建立了几个居民点。他们从格陵兰到达他们所称之为"文兰"的地方。他们又自冰岛渡海而过，于985至986年占据了格陵兰的西部沿海。自874年以来，冰岛上也一直有挪威人居住。居住在格陵兰和文兰的斯堪的纳维亚人是迄今已知的从旧大陆渡过大西洋到达美洲的最早的人类。　　维金时代的斯堪的纳维亚海盗各有不同的命运。有些海盗始终没有定居。这些海盗对他们的受害者的影响是消极的。但是海盗自己也受到他们的冒险经历和他们掠夺回家的战利品的经济和文化价值观念的影响。海盗的最早的受害者是建在加洛林帝国和不列颠沿海岛屿上的基督教修道院。（例如，林迪斯芳修道院和艾欧纳修道院就分别于893年和895年遭到洗劫。）有些海盗在西方基督教世界定居，作为对他们改变信仰的回报。我们已提及911年他们在诺曼底的定居。实际上早在878年，经过阿尔弗烈德国王的协商，斯堪的纳维亚人就在英格兰的"丹麦法"施行区居住。有些斯堪的纳维亚人先是毫无理由地强行在爱尔兰沿海居住，但最后他们也都改信了基督教。其他斯堪的纳维亚人也在已经有了人类居住、但当地居民仍是异教徒的地区居住下来。这一部分人中最重要的居住者就是罗斯人，俄罗斯就是由他们而得名。他们在语言上被他们讲斯拉夫语的臣民同化了，在他们东罗马的牺牲者的影响下也改信了东正教。最后还有一部分人在过去无人居住的地方居住-一例如格陵兰。在冰岛，在斯堪的纳维亚人以前就有爱尔兰基督教修道士居住。在文兰他们与一个土著民族相遇，或许是被强迫驱赶了出来。　　在旧大陆，维金人手下的基督教徒和穆斯林人手下的受害者，在军事上无法和他们的进攻者相比。英勇的、多才多艺的阿尔弗烈德国王被迫以一定条件允许侵略者居住，33年后"傻子"查理接受了这些条件。基督教的政策就是使斯堪的纳维亚人皈依基督教从而驯服他们，基督教传教士在这方面的工作也是迅速的、勇敢的和锐意进取的。历史上记录下来的维金人侵袭加洛林帝国沿海的最早日期是799年。问鼎丹麦王位的哈拉尔国王于826年在英格尔海姆"虔诚者"路易的宫中领受了洗礼，又把一位法兰克传教士圣·安斯加尔带回国。圣·安斯加尔在丹麦工作了2年多，直到他的保护人哈拉尔国王被驱逐。然后他又去瑞典传道2年。831年在汉堡建立了一个由圣·安斯加尔任主教的大主教辖区。汉堡在845年遭到维金人的洗劫，大主教所在地迁移到不来梅。汉堡－不来梅大主教把整个斯堪的纳维亚作为自己的主教辖区。　　东罗马教会的反攻和法兰克人同样冒险。860年罗斯人进攻君士坦丁堡，其结果只是于867年在第聂伯河边的乌克兰罗斯人的作战基地基辅设立了一个东正教的主教，874年又设立了一个大主教。957年，基辅的统治者奥尔加大公夫人去君士坦丁堡访问了东罗马皇帝君士坦丁七世波菲罗格尼图斯，她可能已经在基辅受过洗礼。她的儿子斯维亚托斯拉夫放弃了这个新宗教，但是基辅的基督教团体仍然保存了下来。斯维亚托斯拉夫的儿子弗拉基米尔于989年皈依了东正教。作为奖赏，他迎娶了巴西尔二世的妹妹安娜作为妻子。　　丹麦国王哈拉尔·哥尔姆侵占了撒克逊皇帝奥托二世的领土，他以奥托给与他和平作为交换条件，在974年改信了罗马天主教。奥拉夫·特里格维森国王（995－1000年在位）强行在挪威推行罗马天主教。在这里，也和在斯维亚托斯拉夫统治时期的基辅一样，对改变信仰的反抗是强烈的。当大约1008年奥拉夫·斯科托科努命令强迫改信基督教时，瑞典的反抗也和挪威一样地强烈。但是在1000年，即奥拉夫·特里格维森在和另一个信奉天主教的斯堪的纳维亚国王－丹麦的斯文作战中战死的那一年，冰岛人自愿地集体改信罗马天主教。他们的动机是政治性的。他们担心，如果他们仍然分裂为天主教和非天主教两派，他们脆弱的共和制度就会瓦解。在维金时代斯堪的纳维亚人在外建立的社区中，冰岛共同体是相互联系最紧密的。在改宗基督教以前，斯堪的纳维亚的诗歌正是在冰岛被全部保存下来的，冰岛传说中的男女英雄们都是从前基督教时代直到并包括改信基督教的那一代人中的冰岛人。然而，前基督教时代冰岛文学都是经12和13世纪冰岛的基督教徒之手编辑之后流传下来的。挪威在9世纪时发明了一种新的诗歌形式。在文化上，冰岛和挪威是维金时代斯堪的纳维亚世界第一流的国家。政治上，维金时代的瑞典给世界历史留下了更深刻、更为持久的影响。在诺夫哥罗德和基辅定居的罗斯瑞典人是俄罗斯国家的缔造者，而且，当989年俄罗斯改宗东正教时，局限在旧大陆欧洲半岛一隅的西方基督教世界，已处于东正教世界的包围之中。在922年之前的某一时期，东正教世界又被得到伏尔加河的保加利亚人忠诚支持的伊斯兰世界所包围。但是，俄罗斯人在数量上则是伏尔加保加利亚人无法企及的。这样，公元989年俄罗斯的改宗东正教就为东正教世界最终向北扩展到北冰洋沿岸，向东扩展到北太平洋沿岸开辟了道路。第五十八章 印度和东南亚（647－1202年）　　到647年戒日王去世时，印度文明已经强烈地显示出同化外邦的能力。公元前二千纪以来，雅利安入侵者将他们自己，以及他们的语言强加给印度北部，并把他们的制度传遍整个印度次大陆。但他们没有逃脱被征服者的文化吸引力。同样的命运也击倒了一个又一个从西北部入侵印度的征服者--例如目空一切地蹂躏了孔雀帝国断壁残垣的希腊人，以及凶猛地击溃笈多帝国的匈奴人。有些希腊人皈依了佛教和印度教；匈奴人则由于加入了刹帝利种姓而并入了印度社会。在印度文明和中国文明对大陆东南亚和印度尼西亚进行文化征服的竞赛中，印度文明几乎整个占领了这片广大的地区，只有越南北部除外。在这两种文明于公元7世纪上半期对西藏进行文化征服的竞争中，印度文明也再一次成了胜方。由于一种印度宗教，即大乘佛教传入中国本上，并通过中国传入朝鲜和日本，印度文明取得了一次最伟大的文化胜利。　　穆斯林是第一个不受印度文明同化的入侵者。有的佛教徒和印度教徒皈依了伊斯兰教，但没有穆斯林皈依佛教和印度教。伊斯兰教在印度次大陆作为政治上的统治者站稳了脚跟，但由于不受印度文化的同化，一直是一种异己势力。外族入侵产生的这种新的后果，打破了印度人生活中宗教和文化上的一致性，这样一来就改变了印度历史的进穆。的确，印度教与琐罗亚斯德教和基督教相比，在穆斯林统治下显示了更强的生存能力。在印度，大量皈依伊斯兰教的现象只发生在那些当地居民大多是无种姓者的地区，穆斯林征服者则发现，尽管印度人不是多神论者，就是一元论者，他们必须把不皈依伊斯兰教的印度人当作"有经人"来对待。因此，根据严格的穆斯林律法，印度人是不值得宽容的，但这种律法却无法实行，因为被征服的印度居民人数众多，颇具教化，又是必不可少的。　　穆斯林对朱木拿河－恒河流域和孟加拉地区的征服最多只用了10年（1192－1202年），或许仅用了7年（1192－1199年）。他们在这些年间征服印度的步伐甚至比7世纪征服西南亚的步伐还要快。而印度在12世纪末蒙受军事和政治灾难是不足为怪的，更引人注意的倒是印度次大陆大部分地区居然在这么长的时间内没有受到穆斯林的征服。前面已经提到，在戒日王死后，一个中国使臣曾从西藏兴师远征，击败了一个篡夺戒日王王位的人。印度在军事上的虚弱程度可想而知。从647年到1192年，印度以及大陆东南亚和印度尼西亚的大部分印度化地区一直处于分裂之中，昙花一现的地区小国鳞次栉比，没完没了地相互混战，加剧了印度世界在政治上的分裂和混乱状况，分散了它们的力量。在991年、1001年以及1191－1192年，北印度彼此混战的各国也确曾联手抵抗穆斯林的侵略，但每一次，这种联合行动都为时过晚，难以避免失败的命运。印度诸国从未建立过永久性的政治联盟，哪怕是地区性的联盟来抵御穆斯林的不断侵犯。而穆斯林的侵犯，也象中国使臣在戒日王死后兴师远征那样过于轻而易举，这似乎是个不祥之兆。　　711年，统一的倭马亚伊斯兰国家征服并吞并了印度河下游以及向北直到木尔坦的地方。印度人发起了猛烈反攻，伊斯兰国家在印度土地上建立的这块孤立无助的飞地似乎难以保住，但穆斯林一直未能被逐出这个地万。突厥穆斯林伽色尼王朝的埃米尔赛布克特金在991年战胜印度诸王的暂时联合以后，在开伯尔山口以东白沙瓦地区取得一个立足点。1001年赛布克特金的继承者马哈茂德获得胜利后，取得了伽色尼王朝领地以东直到拉合尔的地区。马哈茂德还吞并了印度河流域从木尔坦向南直到海滨的已经成为伊斯兰国家飞地的领土，1001－1024年间，他还越过其永久征服地的东部边界，远征朱木拿河－恒河流域和古吉拉特。这是北印度其他地区里1192－1202年间遭到取代伽色尼王朝的古尔人征服的前奏，他们是来自中央阿富汗高地的蛮族，伽色尼的马哈茂德在1010年刚才征服过他们，并使他们皈依了伊斯兰教。　　由于印度人之间常常互相发生冲突，穆斯林对印度领土的渐次征服就变得更为容易。在北部，戒日王的直接政治继承者是拉杰普特人（"众王之子"，其王族祖先是5世纪南下印度的匈奴人）的各个部族。大约从750年起，拉杰普特人和建国于孟加拉的巴拉王朝对朱木拿河－恒河流域展开争夺，直到双方都被穆斯林古尔人推翻。在德干地区，620年曾经阻止过戒日王南征的遮娄其王朝与位于半岛东南部泰米尔地区的帕那瓦人展开斗争，直到757年遮娄其人被拉什特拉库塔人暂时取代，897年帕那瓦人则被朱罗人永远取代为止。　　朱罗人在983－1035年间达到顶蜂。他们比647－1202年间的任何其他力量都更接近于完成对印度世界的统一。在其国力强盛的半个世纪中，朱罗人确实统一了印度大陆的整个东南部向北直到通格拉巴德拉河和哥达瓦里河下游一线。他们吞并了东北部更远的羯陵加，甚至对孟加拉的巴拉人领土发起袭击。朱罗人还向海外扩张。他们吞并了锡兰和马尔代夫、安达曼和尼科巴群岛，1025年袭击了苏门答腊的室利佛逝王国，1068－1069年袭击马来半岛。尽管如此，遮娄其人于973年推翻了曾经推翻他们的拉什特拉库塔人，然后与朱罗人展开争夺，就象当年第一遮娄其王朝同帕那瓦人展开争夺一样。这一争夺直到旨在控制南印度的竞争双方筋疲力竭时为止。遮娄其帝国于1190年垮台，朱罗王朝在1216年垮台。朱罗人在鼎盛时期曾经建立起一套有效的行政制度，但它未能保存在到朱罗帝国垮台的时候。1216年以后，南印度为穆斯林的入侵敞开了大门。从1202年起，他们就已经成为整个北印度的主人。　　在苏门答腊，建立于7世纪末期的室利佛逝帝国取得了对马六甲海峡两岸的控制权。室利佛逝政权从g世纪末开始达到鼎盛，直到1025年被朱罗人的远征削弱。在爪哇，建立于8世纪后半期的夏连特帝国统治了柬埔寨，袭击占婆，并取得了室利佛逝的王位，将其变成夏连特王朝的分枝。夏连特王朝于9世纪末衰落，但这个爪哇人的国家和它在当地的继承者阻止了苏门答腊的室利佛逝帝国对印度尼西亚的统一，尽管室利佛逝控制了马六甲海峡和巽他海峡，这使室利佛逝掌握了从海上控制印度洋和中国海之间通道的两个关键地带。　　大陆东南亚已知的最早居民，操南方语族的孟－高棉语支诸语言（现在柬埔寨和缅甸部分地区仍讲这些语言），印度的蒙达诸语言也属于这个语族。占婆地区（现在的越南中部）的占人所操的是同源的澳斯特罗尼西亚（马来）语族中的一种语言。但自公元2世纪，即有记载的东南亚历史的最早年代以来，东南亚在文化上受到来自西部的宗教和艺术影响的入侵，在人种上受到来自北方的移民的入侵。印度和锡兰是西部文化影响（印度教的、佛教的和穆斯林）的来源。北方的移民是讲东亚大陆单音节语族诸语言的人。这些移民和被他们驱往南部的操南方诸语和澳斯特罗尼西亚诸语的居民一样，受到印度文化影响的强烈感染，只有越南人采纳了中国文化和中国式的大乘佛教，尽管他们在政治方面成功地抵抗了与中国的永久合并。在公元前111年第二次被中国吞并后，越南人在公元939年又一次获得了政治独立。　　越南人很早就在现在的越南北部定居。公元前214年左右，该国第一次被中国吞并。越语属于单音节语族的汉泰语支。缅甸人的语言属于这一语族的藏－缅语支，他们在850年左右到1050年之间某个时候从西部移入现在的缅甸地区。在现属上缅甸的蒲甘王国的缅王阿奴律陀在位期间（1044－1047年），缅甸人征服了缅甸的其他地区。这里的居民是孟人，孟语和印度宗教与文化的孟语译文直到1167－1173年以前一直在该国北部流行。在那里，一支操缅语的居民早已在此定居。　　从975年开始，占婆与越南不断交战；从1145年起，又与柬埔寨不断交战。大陆东南亚的这些战争是印度尼西亚的室利佛逝和夏连特帝国之间、印度的朱罗和遮娄其人之间、巴拉和拉杰普特人之间的斗争的翻版。大陆东南亚与印度一样，地区小国之间没完没了的战争是由于来自外部的军事干涉才告结束的。13世纪东南亚遭到蒙古人的入侵，同时，一部分地区被来自南诏（今中国云南省）的泰人占领。　　7世纪后半期到13世纪前半期，印度文明的军事和政治史读起来就象是一个傻瓜讲的故事。其实在大多数时间和地方，战争与政治的历史大都如此，但印度世界这些活动，特别是这一时期的这些活动显然是毫无意义的。意义重大的领域是宗教和造形艺术。在印度社会，宗教除了包括仪式和精神体验外，还包括了社会组织和习惯法。　　我们如果从军事和政治方面转向宗教方面，就会发现这一时期印度文明的历史是有意义的。这一方面的头等大事是佛教在次大陆上的逐渐退却。在这里，佛教的最后堡垒是孟加拉的巴拉王国，孟加拉于1199或1202年遭到古尔人穆斯林侵略者征服，使佛教在印度受到致命的打击。在这里，他们有意摧毁佛寺。其实，如果印度的佛教不是在过去的六七百年间已经处于衰落状态，也许它还是可以经受这次打击，免遭灭顶之灾的。耆那教的命运正与佛教相反。耆那教从未扩展到东亚或东南亚，但另一方面，它在印度也从未遭到灭绝，尽管它从未超出一个小教派的规模。　　上座部佛教的遭遇与耆那教相同，虽然它曾在塔里木盆地与大乘佛教相争，但当大乘教派进入中国后它就退出了竞争。另一方面，上座部在次大陆--不是次大陆本土，而是锡兰--保持了一个立足点。1190年，一些孟人和高棉的上座部僧人访问锡兰，并将僧伽罗式上座部佛教移植到了缅甸。对东南亚来说，这一事件的意义与10年之后穆斯林的军事征服对北印度来说同样重大。占统治地位的少数穆斯林外族入侵者，由于当地人的皈依而得到加强，它使印度第一次处在他们无法进行文化同化的主人统治之下。　　在宗教和艺术方面，印度与东南亚互相交战的地方小国的君民，收到了具有永久意义和价值的结果。　　巴拉王国不仅把大乘佛教在7世纪传入西藏，而且在8世纪传到更远的爪哇。大乘佛教在爪哇没有存在多长时间，但它留下人类最美丽的艺术作品之一婆罗浮屠这座永久性的丰碑。772年，夏连特王朝的创建者在这里把一座小山丘围建成一座卒堵波。装饰在盘旋上升的台阶上的浅浮雕，描绘了大乘佛教整个神话和玄学世界的图景。这一精美的艺术作品的自然背景与它的建筑和雕刻同样美丽。耸立在一边的陡峭的山脉，与另一边一望无际的翠绿稻田遥相辉映。婆罗浮屠使创立了这个丰碑的短命的夏连特帝国得到了永生。　　柬埔寨王国创建于公元6世纪，并一直存在到20世纪70年代。它在吴哥有机会给后代留下了大量杰出的建筑作品。其中的杰作是吴哥窟，这是国王苏耶跋摩二世（1113－约1145年）建造的一座庙宇，不论是从建筑设计的对称性，还是从使梁柱显得活泼的图案的生动性来说，都堪与雅典卫城的帕特农神庙相媲美。　　在南印度的斯拉瓦纳·比尔戈拉，耆那教徒也创造了佛教子弟在中爪哇的婆罗浮屠创造的那种业绩。他们都使大自然向人类的艺术俯首称臣。在婆罗浮图，大自然是被耐心处理的；在斯拉瓦纳·比尔戈拉，大自然则是被压服的。983年，他们将依山而建的寺院背后的两座山峰铲去一座，使它成为一位宗教英雄的巨型塑像。这座巨像就是山体的一部分，周围的山体都被剥离开来。山岩坚硬、陡峭、酷热，岩面烧焦了攀援者的脚底。这座耆那教的纪念碑毫无美感可言，但它的庄严雄伟却足以令人敬畏不已。在这一方面，无论吴哥窟还是婆罗浮屠都无法与之相比。　　朱罗人未能建立一个永久的帝国，但他们留下了永久的纪念碑。在朱罗王朝的鼎盛时期，印度寺庙建筑的南部风格达到了顶峰。　　647－1202年间的印度，最有影响的两个人物不是战士，不是统治者，甚至不是建筑师或雕刻家，而是两位哲学家：商羯罗（约788－838年）和罗摩奴阇（约生于1028年，活到12世纪）。这两位伟大的导师都是南印度人，商阉罗的家乡在半岛东南端的喀拉拉，罗摩奴阇出生于泰米尔地区，但整个次大陆都是他们的传道场。当时的印度各种姓间存在着社会屏障，但对圣贤来说不存在任何地理上的屏障，他们也不受政治世界和语言世界的限制。　　商羯罗和罗摩奴阇都很关心一个早在公元前6世纪就已有人讨论的问题：自然现象之中和背后的"终极精神实在"的本质是什么？这种"精神实在"与人类之间的关系是什么？商羯罗是一个不妥协的一元论者。他认为人类不同于最终的客观实在，自然现象的世界是虚幻的。如果事实确实如此，那么个人以及个性也就必然被算作虚幻的自然现象之一。在作为整体的客观实在中，无法容纳一个个人的神祗或一个个人神祗的个人信徒。罗摩奴阇批评了商羯罗的哲学。他主张一种"修正的一元论"，这可以使作为人类的罗摩奴阇感觉到对毗湿奴神的个人忠诚。罗摩奴阇指责商羯罗是一个秘密的佛教徒。他说得不错。商羯罗的哲学是以大乘佛教的形而上学为前提的，这种形而上学是大乘佛教无视佛陀对形而上学思辨的反对而想象出来的。罗摩奴阇对商羯罗的批评又是以商羯罗的命题为前提的。罗摩奴阇和商羯罗都支持印度教对佛教的反动，在这一点上两人是一致的。但是，如果没有佛教向他们提供思想武器，这两位新印度教的哲学家就不可能发起他们对佛教的战争。第五十九章 东亚（763－1126年）　　中国文明，甚至唐王朝，都在中国于755－763年所经历的混乱和劫掠中幸存了下来。当时，中国社会的一个组成部分是经由儒家经典的竞争性考试而征募的文职官员，正是他们使得中国社会幸存了下来。文职官僚花费了一定的时间重新确立它的统治。宋朝又复兴了这一制度。大灾难前夕建立的翰林院，激发了文职官僚们的群体意识和个人野心。文职官僚以反对革新，同时反对分裂为代价，强固了中国社会的结构。　　780年，税收的主要方式发生了变化。唐政权暂时瓦解的一个主要原因，是自5世纪后期以来行之有效的制度崩溃了。按照这一制度，政府授给农民土地，并强迫个人以缴纳赋税和服徭役作为回报。780年以后，则只征土地税，不再征收人头税。政府未能防止农民的土地为地主所攫取。农民成了佃户，他们的经济地位恶化，而政府岁入却并未受到损失。　　政府能够强迫地主缴纳新的土地税，因为，新的土地所有者阶级平均占有的土地规模，尚不足以大到使他们象悠闲的出租人那样生活。现在的土地所有者阶级大致等同于复兴的儒家官僚，这个阶级的生计部分地依赖于它的成员作为政府官员而获得的俸禄。这便为政府提供了一个把这些官僚土地所有者控制起来的手段。　　自蛮族入侵和政治分裂的时期（304－589年）以来；在削弱佛教寺院和尼庵在中国赢得的权力和财富方面，儒家官僚和道家及道教徒有着共同的利益。中国文明中，早于佛教的儒家学说，在思辨上不能与大乘佛教相匹敌。但在755－763年的大灾难之后的那一代人中，却产生了新儒家学派的第一批代表人物韩愈（768－824年）和李翱（约卒于844年）。这些新儒家，就象同时代印度的印度教新一元论者商羯罗一样，实际上都是隐蔽的佛教徒。他们重新恢复了儒家学说的活力，其方式是在儒家学说中注入大乘佛教的精神，以及把注意力集中于那些有助于他们作出佛教式解释的儒家著作上。这些著作是《孟子》和五经之一《礼记》中的《大学》章。儒家学说的改观，使中国在精神上不再依赖于现存佛教组织机构。842－845年，帝国政府切实实行了儒家和道家在经济和社会方面对佛教的一贯批评意见。佛教僧侣和尼姑被大量淘汰还俗，成为赋税承担者，寺院和尼庵的大量财产也被没收。以旧大陆文明中心西端犹太教－基督教－伊斯兰教的标准来看，中国842－845年对佛教的迫害是温和的，但以东亚的标准来看，它又是严厉的。　　这次迫害并没有消灭中国的佛教。不仅在深奥高级的层次上，而且在大众化的层次上，佛教教义与儒家学说和道教教义都已经不可分解地缠绕在一起。在大众化的层次上，这种缠绕的程度甚至更高。在儒家和道教的掩盖下，佛教教义继续对中国人的精神理智生活发生着重大影响。然而，842－845年的宗教迫害不仅仅局限于佛教，也殃及了其他的宗教。这些宗教与佛教不同，它们是新近从外国传入的。在这场严峻的考验中，摩尼教、琐罗亚斯德教和基督教的聂斯脱利教派都未能在中国生存下来。不过，迫害这些宗教，没有与迫害佛教同样正当的经济和社会的理由。它们的信徒数量和财产价值相对都很小。　　摩尼教由于畏兀儿突厥人而在中国享有特权。自唐朝初年以来，畏兀儿突厥人一直是中国的同盟者，曾帮助唐王朝渡过了755－763年的危机。他们后来选择了摩尼教为国教。但在840年，畏兀儿人被黠戛斯人从欧亚大平原今天蒙古的领土上驱逐了出来，进入了中国和塔里木盆地。842年，中华帝国政府开始压制中国的摩尼教。　　唐朝政权从763年一直苟延残喘到874年。在中国诗人白居易（772－864年）的诗歌中，在日本佛僧圆仁（他于838－847年在中国求法）的日记中，我们获得了这个世纪中有关中国国家事务的第一手材料。两位作者都是842－845年中国迫害佛教和其他非本土宗教的见证人。但他们又都反映，在这个时期，中国的统治既有效而又仁慈。然而，作为唐政权对755－763年灾难反应的各种改革，却未能阻止其最终崩溃。唐王朝于909年灭亡；来王朝，统一中国的下一个统治王朝，直到960年才建立。事实上，统一政权的空白期从874年一直延续到979年，而且，中华帝国并没有完整地重新统一，它在四面八方都丧失了边缘领土。　　建立于713年，位于满洲东部的渤海国，象朝鲜的新罗国一样，承认唐朝的宗主地位。926年，渤海为契丹所灭。契丹是欧亚大平原上的游牧族，其用语大概是蒙古语。946年，契丹人宣称自己是中国的统治者，以辽王朝的名义进行统治。尽管他们未能实现他们所宣称的对中国的统治，但他们却于1004年迫使宋朝承认了他们对于长城东端以南的16个边界州的所有权，并迫使宋朝向他们进贡。1038年，党项族仿效了契丹的先例。党项是藏族的一支，唐朝曾允许他们居住于中国的西北地区。他们以"西夏"作为王朝的名称（夏是传说中中国第一个王朝的称谓）。1044年，宋朝不得不以同意进贡的代价向党项换取和平。南方曾是中国的扩张遇到抵抗最少的一个方向。但在939年，由于北越的脱离，中国在南方的领土永久性地缩减了。从公元前111年开始，北越一直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宋代统一中国的统治者们陷入了进退维谷的境地。他们首先关注的是防止帝国再次因为地方军阀的兴起而分裂。他们成功地避免了这种分裂，其代价却是牺牲军事实力，这使宋朝在处理他们与富于进攻性的蛮族邻居的关系时，处于不利的地位。政权体制仍然需要彻底地改革。文职官僚中出现了一位目光锐利、精力充沛、富有多气的改革家王安石（1021－1086年）。1069至1076年，王安石进行了一系列根本性的改革，而且这些改革措施在整个宋神宗统治时期（1067－1085年）都得到了贯彻实施。王安石之所以能够推行这些改革，是因为他得到了皇帝的信任。宋神宗死后，王安石的改革措施于1085－1086年被全部废除，尽管这些措施是整治宋代社会弊病的良方。　　王安石失败的原因，与公元前14世纪埃及法老阿肯那顿改革和公元前2世纪意大利罗马格拉古改革失败的原因一样。王安石不得不与思想十分保守的官僚共事。在不受传统精神的束缚这一点上他是孤独的，他的自由思想触怒了精神上墨守成规的同僚们，并使他们深感不安。无疑，他的激进措施无论怎样都会使保守主义者疏远，但王安石固有的挑战性格却加剧了保守者们的反对。他所树立的敌人中包括一些真正而杰出的人，他应该求得他们的支持。废除王安石改革方案的大臣就是著名的史学家司马光。　　王安石感到，学究式地学习儒家经典，对于官员执行实际的政务来说，是不恰当的方式；在学究式的学习中，学生的目的是迎合思想迂腐的主考官。王安石采取的补救方式是，对经典作新的官方解释，改革政府的考试制度。如果宋神宗活得更长一些，这些教育改革措施可能会培养出一代思想开放的新官僚。与此同时，王安石还不得不通过旧学派培养出来的同僚们进行改革。尽管有这一障碍，他还是成功地将他的计划付诸实施。他安排政府向农民提供利息低于私人高利贷者的低息贷款。他用募役的方式取代徭役，并通过按产量而不是按面积来征收土地税的方式来筹措募役费，把大部分负担强加于那些最能担负得起这些费用的土地所有者身上。王安石的这些财政措施是755－763年以后唐朝所进行过的改革的复活。王安石重建了农民民兵。这一措施曾是隋朝重新统一中国和使中国恢复青春活力的先行措施。　　王安石的改革措施是及时的。它们由于私人间的恩怨而被废除，但不到40年这一弊政就得到了报应。1114－1125年，女真族推翻了契丹。女真族是通古斯语系的一支民族，居住于契丹王朝的东北部，在前渤海国领土之外。1115年，女真族建立金王朝，1126年，攻克宋朝首都开封（位于洛阳以东的黄河岸边），俘获了当时的皇帝及其前任皇帝。由于遭受这一打击，宋帝国丧失了长江以北的全部领土。王安石的政敌们又回过头来把这一灾难的责任推到他的身上，对1126年灾难的公正评价是，如果王安石的改革能假以时日并开花结果，灾祸是能够避免的。　　在军事和政治方面，中国755年至1126年的历史是一段灾难频繁的历史，780年的改革和1069－1076年的改革，未能改变历史进程。然而在文化方面，这一时期的中国历史却是硕果累累。就象304年及其以后蹂躏中国北部的蛮族一样，10世纪、11世纪、12世纪的后起蛮族，也强烈地为中国文明所吸引。除了自身采纳中国文明，他们还在自己统治的领土上传播了中国文明，而这些领土又从未纳入过中华帝国的版图。因而，中华帝国的收缩由于中国文明的扩张而得到了补偿--不仅在中华帝国周边兴起的国家如此，在朝鲜和日本也是如此。　　这一时期，中国文明与以前的时代相比，具有更大的吸引力。它在当时的成就是多方面的。新儒家哲学的产生是由程颢（1032－1085年）、程颐（1033－1108年）兄弟推动的，他们都是王安石的同代人（程颢先与王安石合作，后来又反对他的某些措施）。二程完成了由他们的先驱者韩愈开创的变革。除了《礼记》中的《大学》和《中庸》两章，程颐实际上废黜了汉代注释的五经。他确立了新的四书注本，即在《大学》和《中庸》之外又加上了《孟子及和《论语》。《论语》大致是孔子答弟子问的汇编。程颐的新儒家学说成了文官教育的标准观点，而且它的形而上学成份也为儒家学说提供了一个新的尺度。但它并不鼓励儒生、考官和官僚们独立思索。　　在艺术方面，唐宋时代的中国人也不受过去时代的拘羁。他们欣然接受了随大乘佛教传入中国的希腊－印度的观赏艺术。他们将观赏艺术转化为中国式的，并发展了他们自己的独特的艺术风格。中国的山水画在宋代达到了顶峰。中国的彩釉瓷器也是如此（制造彩釉瓷器是中国本土的工艺）。唐代取得了雕板印刷的成就。诗人白居易的著作大概印行于800－810年（那时诗人还在世）。而且，在他逝世之前，他的诗歌就已流传于日本。对大乘佛教经典成批印行的需要（既有俗人的需求，也有僧侣的需求），以及应试者对儒家经典大批印行的需要，部刺激了书籍印刷的发展。翰林院于932－953年印制了一部130卷，并配有注释的儒家经典。那时。中国在政治上还处于混乱之中，宋代最初的60年间，印行了成千上万卷的佛教经典和道教经典。其中许多套经典输入了朝鲜和日本。　　发明于6世纪被用于燃放爆竹的火药，至12世纪它已被用于战争。航海和海上贸易是由印度人和穆斯林首创的。879年，当广州为中国起义者洗劫时，那里有大量的外国商人，他们遭受了惨重的损失。不过，与印度和穆斯林世界贸易关系的中断是暂时的。在这一贸易中，中国人发挥了越来越积极主动的作用。中国的南部海岸，当它第一次并入中华帝国的版图时，在中国人的眼里，它被看作是地球的尽头。然而现在，它却开始取代甘肃成了中国的前门。起传导桥梁作用的欧亚大平原，为传导作用更佳的海洋所取代。海洋成了中国与旧大陆其他部分联络的主要媒介。　　在朝鲜，唐代中国的卫星国新罗，与中国本身的瓦解同时，于9世纪末期陷入无政府状态。但朝鲜的王朝中断期更短，仅从889年延续到高丽王朝重新统一朝鲜的936年。高丽王朝建立于918年。　　在日本，模仿唐代中国的雄心勃勃的企图逐步走向失败。710年和794年，按照唐朝首都长安的形制，建起了奈良和京都，尽管规模稍小。从理论上说，整个日本帝国都是按照中国的模式管理和征税的。但是，日本不可能聚集起足够而受过中国教育的官员，以满足把理论转化为实践的需求。中国通过竞争性的书本考试征招文职官员的制度，从来未适用于日本。以天皇的名义统治各国的国司，实际上成了独立、世袭的诸侯，就象同一时代旧大陆另一端查理曼帝国各省省督伯爵的后裔们一样。　　然而，日本的和平时期却延续了250多年。这一时期始于646年正式采用唐朝式的制度。在这250年的进程中，中国文明，包括中国式的大乘佛教，都在日本深深地扎下了根，成了那里根深蒂固的东西。尽管日本人不能使这一外来文明保持其原有风貌，他们却能够而且确实把它转化成了日本式的，就象中国人把印度输入的佛教转化为中国式的一样。　　712年到791年，产生了3部日本编年史。那时，日本国的首都是奈良。这3部历史都是用汉文写成的。尽管大多数汉字是作为中国式的表意文字使用的，所表达的是汉语的意思，但有些汉字却是作为音素使用的，传达的是日语单词的音节的声音。9世纪，为了达到根据语音书写日文，依据汉字创造了两个音节表，从而汉字具有了语音的价值。这一发明，使得书写日语而又不在语音上使用其他汉字或不在表意上使用任何一个汉字成为可能。但对于书写日语，汉字与两个音节表相结合，仍然被当作表意文字来使用。这部分是由于汉字的威望，部分是因为它们清晰地表达了汉语的语词。日本人使用汉语语词丰富了他们自己的词汇。许多借用来的汉语语词，在它们日本语的发音上是没有区别的，因而，在某一日语音节表中，这一发音的语音表述也是没有区别的。但是，同一语词，在作为表意文字使用的原有汉字中，却是不能相互混同的。由于这些原因，在日语的书写中，坚持了使用汉字，以之作为表意文字。　　汉语表意文字与日语音节音素的混和，与钵罗钵文的手稿同样复杂。在这部手稿中，根据阿拉米语字母表写成的阿拉米语词，被用作表意文字，表示用伊朗语方式发音的伊朗语语词。然而，日文这一难以使用的文字，却为一部成熟于11世纪初期的深奥微妙的日本文学作品提供了表达思想情感的工具。这部杰出的作品是女官紫式部的《源氏物语》。　　中国人曾经认为，他们的文明是世界上唯一的文明。然而，到了1126年，中国成了半个世界的"中央王国"，为一些文化上的卫星国所拱卫。这些卫星国都在一定程度上采纳了中国文明，但又将其转化为与众不同的东亚型汉文化。此外，东亚作为一个整体，已经与旧大陆的其他部分相互影响。起源于印度的一种宗教，即大乘佛教，已经经由中国传播到了日本、朝鲜，以及今天称为北越的那个国家。而且，所有的东亚国家，通过海洋和陆地，不仅与东南亚和印度保持着联系，而且与印度次大陆另一边的伊斯兰世界保持着联系。第六十章中美洲文明和安第斯文明（约900－1428年）　　对于这一时期如同对于以前的历史时期一样，考古学家们在用基督纪元的年代确定中美洲历史事件的年代方面意见是一致的；但是，对于这一时期安第斯历史事件的年代却未取得一致意见。前文已经提到安第斯历史各阶段相对的年代序列是没有疑问的，但是用公元纪年体系来表示的认约公元前400年到约公元1438年的绝对年代，即依据放射性碳测定年代和依据地层学估算的年代之间却存在着很大差异。依据放射性碳测定的年代体系（本书暂时采用这一体系），安第斯历史"兴盛"时期在公元500年左右结束，蒂亚瓦纳科文化在公元900年正走向它的末日。因而安第斯历史的这两个阶段已在第48章予以论述，虽然根据地层学的年代体系，"兴盛"时期到900年还未结束，整个蒂亚瓦纳科文化的衰落是在1000－1300年间。　　在中美洲世界，"古典"时期（约300－900年）是在衰落中结束的。在墨西哥高原，特奥蒂瓦坎（约600年）和乔卢拉（约800年）先后被来自新开垦地区以北的沙漠地带的蛮族攻占和毁坏。在马雅地区，马雅形式的中美洲文明在此达到鼎盛的中部地区，在9世纪已被相继废弃。10世纪初，另一支北方蛮族托尔特克人已经侵入沙漠南部的农耕地带。这些托尔特克人和他们的前辈还有所不同，他们不仅仅是破坏者。他们接触的中美洲文明足以使他们创造具有自己特点的中美洲文明。虽然他们位于墨西哥湖以北的首都图拉无法与特奥蒂瓦坎相比；但该城的建筑和雕塑却有惊人的成就。　　托尔特克人和他们在中美洲历史上后"古典"时期的后继者都是好战的武士。他们并不是中美洲世界最早的穷兵黩武者。奥尔梅克人就是好战的武士，依据"波纳姆帕克"的残忍壁画提供的证据来判断，9世纪时乌苏马辛塔河流域的马雅人也是穷兵黩武者。但是在后"古典"时期，中美洲的军国主义已经强烈到成为中美洲生活主要特征的程度。　　在中美洲历史上后"古典"阶段的初期，从安第斯世界传来了冶金术。这一技术通过海路、可能是经厄瓜多尔沿岸传到了墨西哥西海岸。在同时代的安第斯世界，铜（后来还有青铜）被用来制造工具和武器，但除了太平洋沿岸高地上的塔拉斯科人之外，安第斯冶金学家们在中美洲的学生在这方面并未遵从他们老师的意愿。他们制造金银饰品的技艺日益精湛，但是当阿兹台克人在16世纪与西班牙人相遇时，他们仍然在使用石头和木头制作的武器。值得注意的是向阿兹台克人这样一个尚武的民族，竟然从未模仿自己的邻居和对手塔拉斯科人让自己的工匠去制造剑和矛。　　图拉同乔卢拉、特奥蒂瓦坎、拉文他、圣洛伦索一样也毁于暴力。这一命运在12世纪下半期降临在图拉城。与此同时，图拉城的建城者托尔特克人托皮尔京，被另一支敌对的托尔特克人赶了出来，据认为是逃向了大海。传说他有一天将从海上归来的预言被传给了托尔托克人的后继者阿兹台克人。托皮尔京似乎从海上来到尤卡坦西海岸，并在此为自己征服了一个微型帝国，该帝国的首都是奇琴。根据尤卡坦马雅人的记载，在987年或此前不久，一个名叫"库库尔肯"的征服者从西方的海上来到了尤卡坦。在马雅语中"库库尔肯"意指"长羽毛的蛇"，这也是被驱逐的托尔特克国王托皮尔京的绰号"魁扎尔科亚特尔"的意思。魁扎尔科亚特尔是墨西哥一位神祗的名称，其形状就是被看成是托皮尔京的长羽毛的蛇。（托皮尔京的过错在一支托尔特克人看来，也许是他对该神的虔敬行为，因为该神要求人忏悔性修行，而不赞成人祭牺牲。）　　库库尔肯－魁扎尔科亚特尔在西北尤卡坦建立的国家，从约987年持续到约1224年。该地融合了托尔特克人和马雅人的建筑、视觉艺术、宗教、生活方式和习惯。托尔特克人的精神生活，表现为对人祭牺牲的执着追求。如果托皮尔京真的就是库库尔肯，可能还不致残忍到为了取悦较凶恶的那部分托尔特克人而嗜血成性的程度，但是他在尤卡坦开创的托尔特克－马雅混合文明却比在托尔特克征服者到来之前的马雅更为残忍嗜杀。座落在奇琴的一座装饰有人头盖骨壁缘的平台就是西尤卡坦托尔特克统治者残忍性的纪念。同样能证明这种残忍性的还有从奇琴的"肯诺特"底部挖掘出的人类遗骸。（肯诺特是一种水池，人祭牺牲者的尸体被掏空之后就扔进这水池中。）　　在建立和统治奇琴的托尔特克人消失以后，奇琴被一支流浪的马雅人伊察人占领。伊察人的首领模仿奇琴的托尔特克建立者也称自己为库库尔肯，他于1283年左右在奇琴和尤卡坦西海岸中间建立了马雅潘城。这是马雅地区最早的有城墙的城市，从约1283年至约1461年，该城一直是西北尤卡坦的都城。在此之后马雅潘城因毁于一场内战而被废弃。　　在尤卡坦历史上的伊察时期就同先前的托尔特克时期一样，本地马雅式的中美洲文明混杂了来自墨西哥高原的成份；在一系列相继在马雅潘行使统治的伊察人中，有一支部落就是在一伙墨西哥移民雇佣军的帮助下夺取权力的。　　虽然马雅潘四周有城墙，但它并不象没有城墙的特奥蒂瓦坎那样座落在一块平地上。而秘鲁西北海岸的昌昌城则座落在一块规模与巴比伦和尼罗河流域的亚历山大城相当的长方形平地上。　　根据安第斯历史在蒂亚瓦纳科文化衰落之后的两种不同的年代体系，这一后蒂亚瓦纳科时期是在1000－1430年之间。在这一时期，安第斯世界在政治和文化上都不是统一的；在沿海低地，它在政治上至少分裂成3个国家，每一河流的下游地区都形成了一个独立的政治单位--奇穆、奎兹曼科、钦查，这些国家使前蒂亚瓦纳科"兴盛"时期的国家相形见绌。　　如果我们将安第斯历史与希腊历史联系在一起考察，我们会发现自己很容易将安第斯历史的"兴盛"时期与公元前334年之前的4个世纪的希腊化历史等同起来；在这4个世纪中，希腊世界标准的政治单位是城邦。在安第斯历史上的"兴盛"时期，就同在希腊历史上的"古典"时期一样，艺术也达到了鼎盛阶段。后蒂亚瓦纳科时代的安第斯沿海国家相当于波斯帝国的继承者、由波斯人的马其顿希腊征服者建立的那些国家。　　在安第斯历史的这一阶段，安第斯沿海城市都是些建于众多河流汇合处的帝国首都。每一国家的居民都集中居住在首都，灌溉网经过了修整，河流中的水被引来灌溉人口稠密的城市附近的水浇地。奇穆的首都昌昌规模就特别巨大，以至考古学家把安第斯历史的这一阶段定名为"城市化"或"城市建筑"时代。这么大的城市规模是很有特色的。在"兴盛"时期，莫奇河流域就没有出现过昌昌那么大规模的城市；但在质量上莫奇河流域"城市化"时代的陶器和无法与"兴盛"时代莫奇卡的陶器相比。"城市化"时代并不富于诗意，它的杰出成就不是制造装饰花瓶，而是制造金属工具。　　昌昌城是一排巨大的长方形建筑物，四周围有高大厚实的泥砖墙。这些城墙的目的似乎并不是为了防御。奇穆国的防线是在其边疆--例如是在延伸到福塔莱萨流域低地地区的帕拉蒙加，该地大约位于流经奇穆国境内诸河流域的最东南部。　　昌昌城是"城市化"时代安第斯世界最大的城市，实际上也是利马城兴起前人们所知道的最大城市。但是"城市化"时代安第斯世界最令人敬仰的神殿是在奎兹曼科地区的帕查卡马克，该地名即得名于该地受到崇拜的神。帕查卡马克是一位普世神，他的神庙受到来自各地的朝圣者的朝拜。第六十一章 伊斯兰教世界（945－1110年）　　在继承阿拔斯哈里发王朝的众多国家中，布瓦希德统治者于945年攻占巴格达清楚地表明，始于9世纪的阿拔斯帝国的解体已不可逆转。布瓦希德王朝并不是未经哈里发同意就自封为阿拔斯领土事实主人的始作俑者，但它却是占领阿拔斯占统治地位的行省伊拉克，并直接控制哈里发制度本身的带头羊。布瓦希德人是来自吉兰的伊朗人，他们对阿拔斯哈里发的支配标志着伊朗人政治势力在伊斯兰教国家中的不断增长和阿拉伯人势力的衰落。这一趋势在747－750年使阿拔斯人得以夺取哈里发宝座的革命中已明显地表现出来，后来在813年哈里发马蒙对其兄弟阿明的胜利中再次得以显示。但是，布瓦希德人不仅是伊朗人而且也是什叶派；因而，从宗教方面来说，他们在945年进入巴格达似乎预示着747－750年革命的倒退而不是完成。什叶派参加这场革命，是希望革命的结果将使阿里党人取代倭马亚人。在当时他们未能如愿以偿。而2个世纪之后的现在，他们贻误已久的希望似乎终于走上了得以实现的道路。　　在西北非，艾格莱卜人已于909年被一个声称源于阿里和法蒂玛家族的代表所推翻。艾格莱卜人是逊尼派阿拉伯人，他们只在名义上承认阿拔斯人的宗主权。法蒂玛人也是阿拉伯人，但他们的军队是库塔马赫的柏柏尔人。法蒂玛人极想取代阿拔斯人，他们的胜利实际上是柏柏尔族和什叶派中伊斯玛仪（七伊玛目）派的胜利。914年他们企图征服埃及，但没有成功。不过到969年，他们成功地征服了埃及。与此同时在890年，与法蒂玛人同属七伊玛目派的什叶派社团卡尔马特派试图在伊拉克建立一个国家。903－906年阿拔斯人成功地将卡尔马特人从新月沃地驱逐出去，但卡尔马特人在阿拉伯半岛的东北部、哈萨和巴林岛建立了稳固的根据地。依靠这一根据地他们不仅劫掠了伊拉克，还袭击了麦加。930年，他们从克尔伯神殿抢走了黑石。从864至928年统治伊朗里海沿岸的另一支什叶派裁德派，于897年在也门建立了第二个国家。伊斯玛仪派的什叶派在977年和985年获得了对木尔坦和信德一部分地区的控制权。到985年，仍然处于逊尼派有效统治下的伊斯兰教世界的主要部分只是位于河间地带和呼罗珊的阿拔斯人的继承者萨曼伊朗人的国家和位于伊比利亚半岛的流亡的倭马亚哈里发王朝。倭马亚人和什叶派一样，在政治上对阿拔斯人持敌视态度。在985年伊斯兰教世界仿佛正在伊朗人和柏柏尔之间被分割；如果它要重新统一，那统一者将会是伊斯玛仪派的什叶派法蒂玛人。　　而且，伊斯玛仪派的什叶派和伊朗人在文化和政治方面都处在上升阶段。诗人菲尔多西（939－1020年）、哲学家伊本·西那（阿维森纳）（980－1037年）和科学观察家比鲁尼（973－1048年）都是伊朗人。自约970年起，"精诚兄弟会"，在巴士拉的一个伊斯玛仪派社团，开始创作一部百科全书。973年，法蒂玛的伊斯玛仪派在他们的新都开罗爱资哈尔清真寺创立了一座神学院。从整体上看，阿拔斯帝国政治上的分崩离析有利于文学艺术的发展。地方宫廷的增加促使潜在的庇护人数目的增加。　　伊朗版本的伊斯兰教文明在伊朗扎下了根，它通过新波斯文学而不朽。但是，在11世纪结束之前，在985年时被认为是合理的其他一些期望却落空了。到1085年，逊尼派政府在除埃及之外的伊斯兰教世界各地都重新掌权；而且，虽然埃及仍处在什叶派法蒂玛王朝的统治之下，但法蒂玛统治下的埃及逊尼派穆斯林臣民并没有采用他们统治者的伊斯兰教。1085年，阿拔斯王朝仍然坐在巴格达的王座上，仍在受到监护。但从1055年起，它的主人已不再是伊朗的布瓦希德人，而变成了逊尼派的突厥塞尔柱人。突厥人取代了伊朗人，成为除了阿拉伯半岛之外的伊斯兰教世界亚洲部分的主人。　　什叶派未能抓住656－661年和747－750年的两次机会。在969－1055年间，它又一次丧失了机会。法蒂玛人和卡尔马特人彼此并不合作。虽然双方都属于伊斯玛仪教派的什叶派，但卡尔马特人关心的是社会正义，而法蒂玛人关心的主要是维护自己世袭的神权。法蒂玛人与卡尔马特人的性质也各不相同。至于布瓦希德人，他们与前两派都隔得很远。布瓦希德人虽是什叶派，但不属于伊斯玛仪派。他们宁当阿拔斯的主人也不愿做法蒂玛的臣民。在布瓦希德人看来，这是他们唯一的选择。什叶派中的非伊斯玛仪派的各派和穆斯林社会的多数派逊尼派，在一点上意见一致：都不愿落在伊斯玛仪派的统治之下。伊斯玛仪派对未能成为伊斯兰教世界的主人心怀不满，于1090年左右组织秘密团体阿萨辛派进行报复。他们早期的受害者之一是取代布瓦希德人的伊朗宰相、逊尼派塞尔柱突厥人尼扎姆·穆尔克。　　对于伊斯兰教世界的居民来说，11和12世纪是动乱的年代。统一的伊斯兰教国家的解体造成了国内法律和秩序的大混乱。巴格达的布瓦希德人政权以及后来取代它的塞尔柱人政权，多少减轻了这种混乱，但这只是暂时和局部的。伊斯兰教世界现正受到基督教入侵者的折磨；更悲惨的是，它还受到迁移不定的游牧蛮族的骚扰，虽然这些蛮族名义上已皈依伊斯兰教。　　东罗马人在961年夺取了克里特岛，在965年夺取了塔尔苏斯，在法蒂玛人占领埃及的同一年969年夺取了安条克。在其后的100年中，法蒂玛人和东罗马人为争夺叙利亚而互相竞争，但都没有成功，最后双方都被人赶走。驱赶他们的对手最初是1098－1099年的塞尔柱突厥人，后来是西方的基督教十字军。诺曼底人在1060至1090年间征服了西西里。卡斯提人在1085年占领了托莱多。　　得到释放的游牧民族--突厥人、阿拉伯人和柏柏尔人造成了范围更广的痛苦和破坏。999年，继承阿拔斯王朝的萨曼伊朗人国家沿着乌浒河一分为二，一部分为962年在今天阿富汗的伽色尼建立的一个突厥人王朝所统治，一部分为葛逻禄突厥人所统治，后者在960年皈依了伊斯兰教。自从9世纪初以来，突厥人作为士兵--奴隶一直源源不断地进入伊斯兰世界，他们学会了如何乘机反抗自己的主人。999年，一大批自由的突厥人游牧部落葛逻禄人首次大规模地定居于伊斯兰教地区。紧跟葛逻禄人之后的是古兹人，他们被基尔察克人赶到了西边。1040年，一支已经改宗伊斯兰教的古兹人在塞尔柱家族的成员率领下打败了另一支突厥人伽色尼人，占领了呼罗珊。塞尔柱人的野心是建立一个属于自己的帝国，在这方面他们暂时取得了成功。1055年他们取代了布瓦希德人而成为在巴格达的阿拔斯人的主人。跟随塞尔柱人的游牧民需要的是牧场和战利品。塞尔柱人与新结识的伊朗人和定居的阿拉伯臣民共谋，让游牧的突厥人通过。1064年他们放这些人前去亚美尼亚，1071年之后又把他们放到了小亚细亚。但是在这些迁移的游牧民族开始破坏这些基督教国家之前，他们已在沿途摧毁了伊朗。　　1047年，法蒂玛人为了报复法蒂玛西北非总督区脱离王朝，放出了两支阿拉伯游牧部落。西北非的橄榄园曾经保证了这一地区在迦太基人和罗马人统治时期的繁荣，它们躲过了汪达尔人的征服和阿拉伯人的首次征服。但是，由阿拉伯人第二次征服造成的破坏却不可修复。这并不是一次军事行动，而是游牧民族大规模的迁移。这些向西跋涉的阿拉伯游牧部落并未到达大西洋，来自西撒哈拉的柏柏尔游牧民挡住了他们的去路。这些柏柏尔人的领袖是一个叫作"穆拉比教团"的宗教兄弟会。他们是清教徒式的逊尼派信徒。1086年和1090年，他们进入西班牙，废黜了好几个未能阻挡卡斯蒂利亚人前进的西班牙倭马亚王朝的继承者。直到此时西班牙穆斯林才为时已晚地发现，他们信仰基督教的西班牙同胞与此相比并不那么邪恶。　　在地中海西部平原和叙利亚，伊斯兰教的政治边疆已被西方基督教入侵者向后推进。但与此同时，这一边疆在印度和小亚细亚仍在继续向前推进。伽色尼的突厥人王朝征服了从未置于萨曼或阿拔斯人统治之下的非伊斯兰的领土。伽色尼的马哈茂德将整个印度河平原都置于逊尼派穆斯林的统治之下（他在印度河流域进行战争的同时，还消灭了木尔坦和信德的伊斯玛仪什叶派穆斯林政权）。塞尔柱人对伊朗和伊拉克的统治虽然昙花一现，但他们在东罗马帝国的心脏小亚细亚建立的一个逊尼派穆斯林国家却存在了231年（1077－1308年）。　　突厥人是经伊朗进入伊斯兰教世界的。但在他们进入之前伊朗人已经创造出了一种光辉灿烂的伊朗版本的伊斯兰教文明。突厥人保留了他们祖先的语言，但接受了这种伊朗形式的伊斯兰教文明。正是这种形式的伊斯兰教向东南传播到印度，向西北传播到东正教基督教王国。自11世纪起伊斯兰教牺牲这两个邻近文明的扩张，这比它在西方的长期退缩和在叙利亚的暂时退缩要更为广泛。　　所以，在统一的伊斯兰教国家解体的同时，伊斯兰教的版图也在显著地扩张。在理论上，统一国家是宗教的强制性的政治框架；但理论被经验否决了。这证明伊斯兰教无需一个统一政府的支持也能生存和传播。这一经历具有两个重大的影响。它一方面改变了穆斯林关于真主性质以及穆斯林礼拜者与真主关系的性质的概念，另一方面它在已经消亡的统一伊斯兰教国家的后续国家中，引起了非穆斯林臣民的第一次大规模的改宗浪潮。　　这种大规模改宗的政治动机是很明显的。曾经统一的伊斯兰教国家的非穆斯林多数派臣民，以前受到强加给他们的伊斯兰教和平的庇护。当伊斯兰教的统一国家解体之后，其臣民--无论是穆斯林还是非穆斯林--需要寻找某种替代性的庇护。他们认为伊斯兰宗教比伊斯兰国家具有更顽强的生存力量，于是便推动了日益解体的国家的非穆斯林臣民采用他们前统治者的宗教。与作为一个动乱时期未能度过难关的国家的前臣民相比，如今作为一个穆斯林，更能为个人提供更大的安全感。改宗伊斯兰教的动力现已不仅仅是争取赋税和政治上的平等，而是对生存的一种令人极度痛苦的关切。　　能够使人生存下去的伊斯兰教是逊尼派正统形式的伊斯兰教。什叶派的布瓦希德人认识到逊尼派对群众的号召力，一直避免废除阿拔斯人的哈里发制度；因为哈里发制虽然已不再是统一的逊尼派穆斯林国家的有效政府，但它仍然是逊尼派穆斯林共同体心理和社会统一的制度性的象征。而且，与伊斯玛仪的什叶派截然不同，逊尼派对人的需要更为关心。穆罕默德所体验的真主一直是《五经》中以色列人的上帝。他是不可接近、无法解释的。因而，在正统的逊尼派穆斯林看来，神秘主义者跨越真主与人之间鸿沟的努力是令人怀疑的。这种做法似乎象是对真主超越性的一种亵渎和侵犯。无疑，生活在11世纪的质朴的穆斯林，并不了解《五经》中的上帝已被以色列的先知和犹大及其继承者法利赛人和基督徒变形为上帝父亲。但是，这个慈爱而又可爱的上帝正是统一的伊斯兰教国家的前臣民在国家陷于分裂之时所渴望的上帝。正当他们有这种需要的时刻，一位来自呼罗珊的伊朗学者加扎利（1058－1111年）满足了他们的需要。　　同奥古斯丁一样，加扎利是一位自愿放弃其职位的教授。但与奥古斯丁不同，加扎利并没有参与有争议的教会政治。他力图通过直接体验与真主的神秘关系而深入研究神秘主义。为此他退隐了11年之久（1095－1106年）加扎利并不排拒逊尼派的正统教义，但他将神秘主义融入其中，从而使其人格化。所以，当逊尼派穆斯林最终沿着加扎利的路线前进时，逊尼派伊斯兰教经历了一次转折，获得了一次新生。加扎利赢得其宗教同伴的信任是因为他否定和反对两个不得人心的运动，一个是伊斯玛仪的什叶派，另一个是理性主义哲学。伊斯玛仪派之所以不得人心，是因为他们是偷偷摸摸的暴力革命者；理性主义哲学家不得人心，是因为人们感到自由思想对于一个充满危险的时代来说，是一件太费钱的奢侈品。以抛弃这两个坏东西为代价，加扎利为逊尼派伊斯兰教拯救了神秘主义；如果神秘主义真的也被抛弃了，那逊尼派在人类思想中，或许也就没有立足之地了。第六十二章 拜占庭世界（927／928－1071年）　　这一阶段拜占庭历史上的两个重要事件是989年俄罗斯人改宗卡尔西顿派基督教的东正教派和1071年东罗马帝国的军事崩溃。帝国的崩溃给希腊人带来了灾难性的影响。在7世纪，东罗马帝国事实上已成为希腊人的帝国，尽管它仍保持着罗马的名称。所以，从1071年起帝国遭受的挫折也就是希腊民族的挫折。但是，到1071年时，拜占庭文明的命运已不再完全与希腊民族和东罗马帝国的命运休戚相关。此时的拜占庭社会除了希腊人之外，还开始包括3个说斯拉夫语的民族--保加利亚人、塞尔维亚人和俄罗斯人，以及格鲁吉亚人和高加索的阿兰人。　　如果孤立地看，这一时期东罗马帝国军事史上的兴亡胜败似乎有点荒谬，但从经济和社会背景上考察，这些变迁便很容易理解。从926年到1045年，东罗马帝国的军事史记载了连续不断的、虽然并不总是轻易得来的胜利。11世纪50年代的转折和1071年东罗马帝国在亚美尼亚和阿普利亚两条战线上的惨败，其根源在于此前帝国农业政策的一系列失败。这些失败始于929年（更有可能是922年），最终以1028年政府承认失败而结束。回过头来看，东罗马乡村贵族的成员于963、970、976－979、987－989和1057年在小亚细亚一系列的反叛已构成了塞尔柱和达尼什曼德的突厥人军事首领及追随他们的游牧部落占领小亚细亚内陆地区的序曲，这一地区先前是由东罗马贵族的大庄园占据的这些大庄园的扩张损害了组成东罗马民兵的广大农民的地产。　　只要东罗马还坚持守势，这支由农民组成的民兵就能够在阿拉伯人的进攻面前成功地据守小亚细亚。武装起来的农民实际上成了防御战的有效工具。由于他们保卫的富饶土地是属于自己所有的财产，因而具有认真履行军事职责的强烈动机。帝国国库的损失并不算大，因为农民主要依靠自己的土地为生，他们交纳的赋税要大于服军役的收入。但是这些农民组成的民兵并不能同样胜任以征服和永久占领帝国之外领土为目标的进攻性战争。　　在926年之前的3个世纪中，东罗马的军事行动一直是防御性的，农民民兵保卫的是自己的财产。但即使在这一时期，也已经很难劝诱民兵们投入大量时间积极地参加勤务和训练。加入民兵的农民除了要为自己提供军事装备和为家人提供生活必需品之外还要交纳赋税，因此他们关心的首要事情就是种好地，养好牲口，生产更多的东西。当时的税率很高，税务官对待农民一直非常严厉苛刻，并且常常欺骗农民。他们的行径使农民疏远了帝国政府。7世纪时阿拉伯人征服小亚细亚失败的原因之一就在于当地居民心甘情愿地为自己的国家而战斗。而从1071年起，小亚细亚的农民就与叙利亚和埃及的农民在633年时一样，愿意容忍，甚至在有些场合是欢迎外来入侵者。　　小亚细亚东部的农民与东山再起的土地贵族之间的关系是非常矛盾的。农民的军事才干为大地主带来了好运。尽管在东罗马帝国于961年和965年先后重新征服克里特和塔尔苏斯之前，穆斯林在海陆两路对东罗马领土的侵犯一直没有平息，但在863年就已经发生了有利于东罗马帝国的转折。从这一年起，小亚细亚的治安状况不断改善；结果，土地成了更加具有吸引力的投资。赋税的压力迫使农民出卖土地，尽管他们拥有的土地是对服军役的补偿物，在法律上是不能转让的。由927／928年异乎寻常的严冬引起的饥荒，使得富人能够以低得可笑的价格收购穷人的土地。但是如果农民在资金方面没有受到沉重赋税的巨大压力，这次暂时性的危机尚不致被利用到如此程度。　　利用927／928年危机的丑闻昭然于世后，导致了帝国的农业立法。这次立法活动在1028年最终失败，它成为东罗马帝国政府与小亚细亚东部大地主之间争夺农民"剩余"产品使用权的斗争。东罗马帝国国民生产总值的绝大部分是由农民的生产提供的。因此，中心问题是农民每年的"剩余"是应该以税收的形式为政府所占有还是应该以地租的形式为大地主所占有。对于农民来说，这是在两种灾害之间的选择。作为"自由农"，农民忍受着残酷无情的赋税负担；而作为大地主的佃农，农民则将与帝国税务官打交道的负担交给了地主，但这样做的代价则是让自己听任地主的摆布。　　政府的目标是要让大地主退出他们自927／928年以来不正当地、时常也是非法地占有的土地。这场斗争在巴西尔二世统治时期（976－1025年）达到了高潮。976－979年和987－989年小亚细亚的贵族发起了反对巴西尔二世的起义。巴西尔的报复十分严厉。1003／1004年，他下令由富有的纳税人集体承担对税区征收的税务总额，并免去穷人的纳税责任。1028年在大地主的压力之下，这项法令被巴西尔的弟弟、懒散的同僚和幸存者君士坦丁八世废除。巴西尔在死后的失败与中国的王安石在1085－1086年的失败出于同样的原因。在东罗马帝国就同在中华帝国一样，想成为改革者的人可利用的唯一力量就是既不忠诚又不老实的官员，他们的个人利益就在于破坏他们本应当尽责执行的改革措施。　　巴西尔二世既与自己的政府官员严重失和，又与在小亚细亚东部反叛的贵族臣民剑拔弩张尖锐对立。他试图保护农民免遭这两伙恶棍的欺侮，虽然他的最终目的不是为了农民，而是为了国家的利益。而政府官员与小亚细亚的贵族也势不两立，因为在正常情况下，如果坐在帝国王位上的皇帝不具备巴西尔二世的能力，那这些官员就要以当朝皇帝的名义进行统治。这样一来，贵族的目标不是夺取帝国政府，就是脱离帝国政府。贵族与农民之间则怀着既恨又爱的矛盾情感。他们都一致憎恶帝国的税务官，因为贵族虽然能够逃避自己的纳税义务，但他们认为赋税的压力降低了农民民兵的军事效率，一个贵族的权力取决于他们是否能担任务行省民兵军团的司令。而担任了这一职务也就能担任行省的总督。　　农民对贵族的感情也是复杂的。他们憎恨贵族抢夺土地，但又感激贵族支持他们抗击税务官，并钦佩贵族的军事才干。这种钦佩促使农民不仅在保卫帝国的战争中，而且在推翻帝国的起义中都跟着贵族走。963年至1057年间小亚细亚的5次起义，如果没有农民的支持本来不可能象实际上发生的那样可怕。这些起义演变成了农民反对税务官的叛乱。963年的起义将一位贵族尼斯福鲁斯二世福卡斯推上了帝国王位；1057年的起义为另一位贵族伊萨克一世康尼努斯赢得了同样的奖赏。其他3次起义最后都没有成功，但巴西尔二世在位期间只镇压了其中的2次，而且这2次都得到了外国雇佣军的帮助，一次是979年雇佣了伊比利亚人（即格鲁吉亚人），一次是988－989年雇佣了俄罗斯人。　　用外国的和本地的雇佣军取代农民民兵是1071年帝国崩溃的原因之一。东罗马军队中始终有一批专门靠服兵役谋生的职业雇佣兵，但是在3位前后相继的野心勃勃的征服者尼斯福鲁斯二世福卡斯（963－969年）、约翰·齐米斯西斯（969－976年）和巴西尔二世统治之前，这类耗费钱财的武装人数并不多。当时，人们一致赞成要把农民民兵由兼职的士兵改为专职的农业劳动者和完全的纳税人。巴西尔二世和政府官员一致希望能解除小亚细亚农民的武装，因为他们认识到农民民兵是桀骜不驯的贵族军事力量的源泉。尼斯福鲁斯二世在许多互相矛盾的考虑面前无所适从，他内心希望能保住农民民兵，因为这些人是他的战士和追随他的同乡。但另一方面，他又渴望获得一支职业军队，以从事民兵无法胜任的征服活动洞时，他也不愿限制追随他的贵族兼并土地。1071年，倒霉的皇帝罗曼努斯四世狄奥根尼不得不以雇佣军来抗击塞尔柱人。这些雇佣军士兵的唯一兴趣就是挣钱。　　尼斯福鲁斯二世对于穆斯林劫掠者在克里特和西里西亚的大本营的征服，对于东罗马帝国来说是很有价值的。约翰·齐米斯西斯和巴西尔二世征服保加利亚是重大的军事胜利，这场战争从971年持续到1018年（中间曾短暂休战）。它取得了君士坦丁五世在755－775年东罗马－保加利亚战争中未能取得的成果。但是，971－1018年战争的后果，对征服者和被征服者都是灾难性的。在167年间，保加利亚因此而丧失了政治独立（1018－1185年），东罗马帝国经受了一场它再也无法从中恢复的财政、经济和社会危机。财政危机的表现就是东罗马金币的贬值。自从戴克里先和君士坦丁一世恢复东罗马金币以来，它一直保持着独特的价值。但尼斯福鲁斯一世福卡斯却发行了贬值的金币用于国内流通，而原先的金币在君士坦丁九世统治期间（1042－1055年）已经贬值。　　1040－1046年标志着东罗马历史的转折，其意义与860－865年和926－928年的两次转折同样重要。1040年，东罗马重新占领了锡拉库萨（该城于878年失守），但1041年诺曼底冒险家占领了东罗马在阿普利亚领土上的重要城镇梅尔菲。1045年，东罗马完全吞并了除小公国卡斯之外的整个亚美尼亚。但1046年塞尔柱人开始蹂躏现已不再由亚美尼亚军队保卫的亚美尼亚。　　1071年，诺曼底人占领了巴里，完全征服了东罗马在阿普利亚和卡拉布里亚的领地。同年，塞尔柱将领艾勒卜·艾尔斯兰在曼齐刻尔俘虏了东罗马皇帝罗曼努斯四世狄奥根尼。此后，塞尔柱人占领了7世纪以来一直是东罗马帝国心脏的小亚细亚腹地。　　1071年之后，东罗马帝国在东南欧的领土面积自7世纪以来首次超过了它在亚洲的领土面积。保加利亚人在1041年曾举行反叛，但遭到了镇压。在1071年之后，保加利亚人继续是东罗马帝国的臣民，塞尔维亚人仍然处于东罗马的宗主权之下。但希腊人在欧洲仅仅是一个占统治地位的少数民族，而小亚细亚的所有居民自6世纪以来一直讲希腊语。在东南欧，东罗马政权已岌岌可危。　　因此，从希腊人和东罗马人的观点看，在1071年之前的一个半世纪中，拜占庭的历史是一部失败的历史；但是从斯拉夫人和东正教会的观点看，它又是一部胜利的历史。　　东正教自约867年后在俄罗斯曾是一个少数民族的宗教；但是当基辅大公弗拉基米尔于989年接受洗礼时，东正教便成了俄罗斯国家的国教。弗拉基米尔受洗之后，娶了一位希腊公主即巴西尔二世的妹妹安娜为妻。但是，拜占庭文明既是通过希腊人、也是通过保加利亚人的渠道传播到俄罗斯的。东罗马帝国是拜占庭文明的源泉，但是在向俄罗斯宣传这一文明的过程中，保加利亚人具有语言上的优势。虽然保加利亚和俄罗斯这两个国家分别是由讲突厥语的匈奴人和讲条顿语的瑞典人建立的，但这两个国家大多数居民都讲斯拉夫语。当两国改宗基督教的时候，大多数民族已使用这种语言。当俄罗斯改宗时，它的王公们带回了希腊的艺术家和建筑师，但俄罗斯人在宗教礼仪和文学中却采用了马其顿斯拉夫语方言，所用的书面语言也是西里尔字母表。这种字母表是在保加利亚发明的，它取代了君士坦丁－西里尔发明的较复杂的格拉哥里字母表。以这种语言为媒介，许多原文是以希腊语写成的作品，都被以一种保加利亚文的形式引进到了俄罗斯。到1071年，俄罗斯在政治上已趋于分裂，但在地理上却正在扩张，它的扩张将拜占庭文明推进到了白海沿岸。　　俄罗斯通过希腊和保加利亚的渠道接受东正教，为东正教开辟了新的前景。没有任何证据显示保罗派（显然是基督教的一种异端形式）或鲍格米勒派（一种反基督教的宗教）也同时进入了俄罗斯，而这两个教派在东罗马帝国和保加利亚已构成对东正教的挑战。保罗派起源于亚美尼亚，并在东罗马小亚细亚的东北角取得了一些地盘。君士坦丁五世在约755－757年首先将保罗派教徒（可能是亚美尼亚的保罗派）安置在色雷斯，后来约翰·齐米斯西斯于972年将他们安置在重新征服的地区，这些地区在809年之后曾被保加利亚从东罗马帝国手中夺走。鲍格米勒教是由一位名叫鲍格米勒的东正教神父（他的名字意谓"爱上帝者"或"为上帝怜悯的人"）在927年至954年间创建的。　　鲍格米勒派是保加利亚农民对保加利亚"官方"接受东正教后急剧转变的一种反应。除了受原来保加利亚世俗贵族的压迫之外，农民现在又受到贪婪而又声名狼藉的基督教教士的剥削。鲍格米勒派否定了基督教，但却采纳了基督教修道制度的禁欲主义和独身生活方式，以作为对基督教会背叛其口头理想的一种抗议。最初的鲍格米勒派教徒认为世界是由撒旦创造的。但他们同时还认为撒旦是上帝圣父的长子；圣父本人就是善，他派遣自己的次子耶稣废黜撒旦并拯救人类。　　与色雷斯的保罗派截然不同，鲍格米勒派是更为热情的传教士。在1018年保加利亚并入东罗马帝国之后，鲍格米勒派传播到了东罗马；与此同时，在另一个方向，它在东正教世界与西方基督教世界之间有争议的波斯尼亚河地区也扎下了根，并从这一地区传播到伦巴第、托斯卡纳和朗格多克。在除俄罗斯之外的所有卡尔西顿派基督教国家中，鲍格米勒派都得益于基督教教会"权力机构"的坏名声和不得人心。　　大约在1167年前不久，鲍格米勒派在保加利亚的特拉哥维奇亚地区建立了一个激进教派。这些特拉哥维奇亚的鲍格米勒派教徒认为善和恶的本性是互相等同的和永恒的。这种激进的鲍格米勒派可能是保加利亚农民对进一步剧变的一种反应。1018年东罗马帝国吞并保加利亚及巴尔干半岛内陆其他地区，扩大了鲍格米勒派开展传教工作的地域，而971－1018年东罗马－保加利亚战争和1041年对保加利亚起义的野蛮镇压，则加剧了保加利亚农民的苦难。　　在1071年两场灾难之前的一个半世纪中，东罗马帝国的经济和社会结构正趋于解体。其标志是帝国政府农业立法的失败。但就在同一时期，帝国境内也出现了神秘主义的复兴和视觉艺术的繁荣。与巴西尔相比，巴西尔的同时代人、"新神学家"圣·西米恩（949－1022年）对拜占庭生活更具有长远的影响。视觉艺术的繁荣发展并未受到1071年军事灾难的阻碍。拜占庭艺术家擅长于微型艺术，如镶嵌工艺品、牙雕或金属图徽。其风格都类似令拜占庭时代的希腊人神往的古希腊风格；但11和12世纪的拜占庭视觉艺术并不仅仅是对古希腊原作的单纯模仿。古希腊艺术给拜占庭艺术家带来了创造具有自己独特风格作品的灵感，当这种拜占庭艺术从君士坦丁堡被移植到基辅和诺夫哥罗德时，在这个新天地里，它开始以新颖的方式得到发展。到1071年，俄罗斯已成为拜占庭文化与东正教的希望之乡。第六十三章 西方基督教世界（911－1099年）　　在军事上，这个时期西方基督教世界命运的兴衰与同时代东罗马帝国的经历恰恰相反。在查理大帝814年去世之前，西方基督教世界就已受到斯堪的纳维亚海盗的袭击。直到955年奥托一世战胜马扎尔人时，它一直处于防御状态。在896－955年间它所蒙受的异族入侵的灾难达到了顶点。因为，在这60年间，马扎尔骑兵深入到西方基督教世界的内陆地区，这些地区过去很少受到斯堪的纳维亚海盗和穆斯林海盗的威胁。在11世纪下半期，形势变得对西方基督教世界有利了，同时东罗马帝国的形势则开始发生逆转。　　考虑到先前的社会和文化的逐渐变迁--例如，居住在英国"丹麦法施行区"和法国诺曼底的斯堪的纳维亚人接受了西方基督教文明，克吕尼修道院遵守本尼迪克修道规章影响的传播--东西方基督教世界军事上的突然变化使是可以理解的了。斯堪的纳维亚居民的同化，表明西方基督教的生活方式对尚未信仰东正教、伊斯兰教或犹太教的各地蛮族很有吸引力。克吕尼修道院对西方修道制度的改革，说明了西方基督教文明具有吸引力的原因。这次改革正是西方基督教社会在其他各社会领域和在宗教上一样富有活力的象征。　　在君士坦丁－西里尔和美多迪乌斯在另一个斯拉夫邻邦大摩拉维亚传道时期（863－885年），基督教在波希米亚获得了一个立足点。可能两个世纪以来，在波希米亚，斯拉夫的宗教仪式就和最终在那儿盛行的拉丁仪式共存。也和在俄罗斯一样，斯拉夫民族的礼拜仪式也帮助了基督教在波兰的传播。在966年，即撒克逊皇帝奥托一世取得对马扎尔人的决定性胜利11年后，波兰也改信了西方天主教。马扎尔人在970年至1000年之间改信了天主教。丹麦在974年，其他斯堪的纳维亚国家在10和11世纪之交也改变了信仰。这些国家中有些改宗遭到了抵抗，例如挪威、瑞典和匈牙利。但是抵抗没有成功，因为，在这个时期，在西方无主教世界周围仍为异教徒的邻国看来，西方基督教文明已变得无法战胜了。　　在11世纪下半期，西方基督教也取得了对东正教和伊斯兰教世界的优势。在1041年至1071年间，诺曼人冒险家征服了东罗马帝国在阿普里亚和卡拉布里亚的领土。在1060年至1090年间，他们从穆斯林人手中夺去了西西里岛。阿普利亚人是讲意大利语的居住在伦巴底的教皇属民，对他们来说，诺曼人的征服并非是不合适的。但是对卡拉布里亚和西西里信仰东正教的希腊人和西西里岛上的穆斯林人而言，诺曼征服实质上就是异族的压迫。在1085年，西班牙西北部独立的基督徒征服了托莱多。这个城市位于伊比利亚半岛中部，在穆斯林征服以前曾是罗马帝国的属国西哥特王国的首都。在1098年至1099年，西方基督教远征军又从塞尔柱人手中夺取了安条克，而埃泽萨则从法蒂玛人手中夺走了耶路撒冷。　　这次远征--第一次十字军东征，是一次耗资巨大，从后勤上和战略上都很重要的行动。一群西方基督教冒险家达到了尼斯福鲁斯二世福卡斯和约翰、齐米斯西斯从未能达到的目的，尽管他们可以支配东罗马帝国的全部财富。1066年诺曼人对英格三的征服也是具有同样意义的军事行动，但它和西方天主教征服地中海区域不同，它并未能使西方天主教的领土扩大，因为诺曼征服以前的英格兰就已属于天主教的范围。然而，诺曼对英格兰的征服表明，到1066年，西法兰克，即法兰西，已经跃居西方天主教世界边远地区的前列。军事威力只是法国总的优势的一个方面。　　西方基督教历史上的11世纪后半期和希腊文明史上的公元前8世纪后半期相似。在长时间的孕育之后，文明突然繁荣起来。这个时期西方基督教文明在吸取同时代更加先进的文明的成果和复兴它自己的古希腊－罗马文明上表现出旺盛的生命力。　　1088年及其以后，直到公元751年仍处于东罗马统治下的意大利城市波洛尼亚发现了查士丁尼罗马法的全文，随后掀起了研究罗马法的热潮。在10世纪结束前，在波伊提乌翻译的亚里士多德逻辑学著作的拉丁文译本湮没了450年之后，法国学者欧里亚克的吉尔伯特又在西欧对它进行了研究和阐释。在西亚新月沃地发明的水磨，又被安置在西欧阿尔卑斯山区奔腾的溪流上。可能在中国或欧亚大平原上发明的有效的挽马方法，早在10世纪时就被西方基督教世界采用。第一次十字军东征时西方基督徒的军械中出现了弩弓，而中国人早在战国时代（公元前506－前221年）就已经用它来武装自己了。　　在11世纪，西方突然抛弃了由西罗马帝国的蛮族征服者所带入的罗马式军事装备，而采用了5世纪时阿兰人带入高卢的更为有效的撒尔马特人的军械。巴约挂毯上描绘的诺曼骑士，可以在克里米亚和塔曼半岛公元1至2世纪的坟墓里有关撒尔马特骑兵的绘画上找到他们的原型。但是在11世纪西方人对他们模仿来的军械作了一个改革（许多改革中的第一个）。他们用可以提供最大的防护面积，而表面积又最小、重量最轻的鸢形盾代替了又圆又小的撒尔马特盾。这些11世纪的骑士十分清楚他们的价值，以致到11世纪中期，新的骑士们就在老骑士们的诱导下形成了一种世俗的友爱精神。　　西罗马帝国灭亡以后，西方继续用希腊时代的古典格律进行拉丁诗的创作，韵律仍以长短音节的区别为基础。而拉丁语的特点是重者的存在，这种古典的希腊式作诗法就成为令人讨厌的枷锁。基督教赞美诗作者们把拉丁语从这种束缚中解放了出来。他们创造了重读的拉丁诗。在大约11、12世纪之交，当时生动的浪漫文学作品之一的史诗《罗兰之歌》从拉丁语世界破土而出，直到今天它还标志着拉丁语系文学发展的一个新阶段。　　10世纪时西欧政治的特征是查理曼帝国的部分重建，如今是撒克逊而非法兰克作为其中心。东法兰克的撒克逊国王奥托一世于955年战败了马扎尔人，于962年在罗马加冕为皇帝。他把勃艮第和意大利并入他的德意志领土，但是西法兰克（法兰西）仍然保持了独立。与8世纪加洛林王朝取代墨洛温王朝时一样，无法再进行有效统治的加洛林王朝也在10世纪时被能得到更多支持的一个新王朝所取代。11世纪时诺曼人又在比法兰西和德意志王国规模稍小的国家建立了有效的君主政体。诺曼人对新获得的领土的组织管理成就，超过了他们征服英格兰、阿普里亚、西西里和安条克的成就。　　西西里的诺曼王国实行贵族统治，是东罗马帝国和伊斯兰哈里发的属国。它的建立导致了南意大利新兴的城邦国家的毁灭，但是在北意大利，威尼斯在11世纪结束以前，事实上已独立于东罗马帝国。11世纪初期还处于继袭的查理曼帝国地方公侯或是一些地方主教统治之下的伦巴底各城市，也在随后的100年中获得了自治。这些城邦国家的政府实行寡头统治，但他们却是共和制的。伦巴底的两个海上城邦，比萨和热那亚，事实上都是作为独立的力量参加11世纪下半期西方基督教世界对地中海地区发起的进攻的。　　这样，11世纪在西方出现了两种对立的政治结构形式：各城邦国家的共和制和各王国的君主制。到1100年，西方这两种不同的政治结构形式都要比自西罗马帝国衰落和崩溃以来在这个地区出现的任何政治统治更为有效。　　11世纪在北意大利出现的城邦制政治结构形式，同一时期也在佛兰德出现了。这两个地区同时出现了迅速的人口增长，贸易和工业的发展也与之相伴而来。早在992年，巴西尔二世就给予威尼斯商人在东罗马帝国的特权，以支持威尼斯人的航海事业。后来威尼斯人又夺取了希腊人在希腊领海内的贸易。随着一系列"十字军"王国在叙利亚沿海的建立，北意大利的海上城邦也赢得了在那里的特权。这些远在海外的西方基督教的滩头阵地，依靠热那亚、比萨和威尼斯的船队与西欧保持联系。总的来讲，西方是从伊斯兰和东正教世界的损失中受益；但是在西方人中间，主要的受益者还是北意大利人。　　西方基督教世界于910－1099年在宗教上的觉醒可从一系列进行宗教改革的努力中反映出来，它开始于910年在勃艮第的克吕尼新型的本尼狄克特修道院的建立。克吕尼改革运动扩展到整个西方基督教世界，奉行克吕尼式本尼狄克特修道规章的修士，都加入了一个与克吕尼修道院保持联系并服从其领导的组织。但是，到11世纪结束时，克吕尼式宗教仪式不再令人满意，于是在1098年，在勃艮第的锡托建立了另一个新型的修道院。圣本尼狄克特本人和基督教修道制度在埃及的开创者帕科米乌斯一样，致力于使修士的宗教活动和经济活动保持平衡。克吕尼运动精心规定了本尼狄克特修士的宗教生活。但是对佃农来说，遵奉克吕尼宗教仪式的修士和他们的邻居及其社会对应者世俗地主一样，是一个沉重的负担。锡托会修士以成就灵魂上的更加苦修和物质生产上的更加丰富为目的。他们要求归还原野，但是和底比斯原始的帕科米乌斯修士不同，他们也雇佣所谓教士的兄弟们，即这个制度中第二等级的成员作为工人。锡托会修士利用田野生产铁和羊毛。他们在经济上取得了成功，同时也播下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种子。　　在11世纪西方基督教的改革家们进行了3项革新。他们要求世俗僧侣（即不是修士的牧师）过独身生活，并试图禁止教会职务的买卖，禁止由世俗当局进行教职授予仪式。非修士僧侣独身生活运动最终成功了，但它也遇到了激烈的反抗，因为这在西方教会和任何其他地区教会的实践中都是史无前例的。有关授职权的斗争最后于1122年以妥协告终，这也是合理的，因为世俗职务和教会职务通常都是由教会显贵担任。禁止由地方世俗监护人买卖圣职，教皇从中大获其利，他拥有了教职任免的特权，使它们不能被无偿使用。宗教改革的总的影响就是使僧侣不再隶属于世俗贵族而是隶属于教皇的领导，从而使僧侣成为西方基督教社会中一个特权集团。　　在11世纪僧侣独身生活、禁止圣职买卖、禁止世俗当局进行圣职授予的运动，是由教皇制度的改革作为先导。教皇制度是西方基督教世界最重要的制度。11世纪中期的教皇制度改革，出乎人们意料，一时引起了轰动。对于其后果的认识，也是充满了争议，莫衷一是。　　在地理上，自从穆斯林从罗马人手中夺走西北非和利奥三世夺走东伊利里亚以来，罗马城就位于西方基督教世界的东南边缘。这时西方基督教世界的地理中心是勃艮第，那里距离索恩河、塞纳河和摩泽尔河的上游最近，也最靠近莱茵河的西南角。它是阿尔卑斯山外西欧联系的中心，圣科伦班在吕克瑟伊和安娜格里的修道院，后来克吕尼和锡托的新型修道院，以及著名的位于克莱尔沃的锡托会的修女院，都是建立在这个地区。由于966年以后的半个世纪中，西方基督教主要朝东北方和北方两个方向扩展，罗马的地理位置就显得更加遥远。诺曼人对罗马东南方向的征服也只是起了微不足道的抵销作用。从这样一个遥远的角落对西方基督教世界进行宗教管理简直是一个壮举。　　罗马是西方基督教世界主要的共同的圣地、神殿和朝觐地。它的作用正和同时期安第斯世界帕查卡马克圣殿及过去希腊世界德尔斐的阿波罗神庙相类似。但是罗马也是迪卡特斯·罗曼努斯地区贵族们的私有财产。自568年伦巴德人入侵意大利以来，除了阿尔卑斯山外帝国的建立者丕平三世和查理曼短暂的干涉之外，在大多数时间里，迪卡特斯·罗曼努斯不得不自己保护自己。罗马贵族们十分清楚，罗马的神圣和教皇的权威是他们合法的额外收益。然而在西方基督教世界其他地区看来，罗马贵族对罗马城和罗马教皇的利用则是一个耻辱。　　这种把西方基督教着作一个整体的观点的最初的拥护者，是重新恢复帝国称号的德国人。奥托一世、奥托三世和亨利三世都曾废黜过出生于罗马的教皇，任命他们自己的、出生于阿尔卑斯山外的人担任教皇职务。奥托三世任命的最有名的教皇是法国学者欧里亚克的吉尔伯特，即教皇西尔维斯特二世（999－1003年在位）；亨利三世任命的最有名的教皇是他的表兄阿尔萨斯人布鲁诺，即教皇利奥九世（1048－1054年在位）。在亨利三世的鼓励下，利奥九世把代表整个西方基督教世界僧侣集团的利益，而不仅是代表迪卡特斯·罗曼努斯贵族利益的著名的僧侣们都吸收进了罗马教廷。但是教廷的这些新主人认为，是他们而不是皇帝，应该对处理有关教皇的事务拥有最后的发言权。领导改革后的教廷对当时的皇帝和罗马地方贵族进行斗争的智囊人物，是后来成为教皇格列高利七世（1073－1086年在位）的希尔德布兰德，他即使不是生于罗马，至少也是被罗马人收养的，但他并未成为迪卡特斯·罗曼努斯贵族们的朋友。1057年以后，教皇不再由罗马贵族或西罗马皇帝任命，而由代表整个西方基督教世界的红衣主教团选举产生。（红衣主教团的这个特权直到1179年才最后确定下来。）教廷在1057年到教皇乌尔班二世去世的1099年之间，成为一个有效的管理机构。但是改革了的罗马教廷也和罗马贵族以及重新恢复名号的西罗马皇帝一样，犯下了一个致命的大错：它的目标是权力，因此，为了追逐这个目标，罗马教廷于1054年与君士坦丁堡主教米恰尔、色路拉里乌斯，于1075年又与西罗马帝国皇帝亨利四世决裂。教皇制度和西方教会的改革总的来说是一个崇高的理想，改革者们本人的愿望也是很真诚的。然而，结局却是悲剧性的。这次改革带来的不是和平，而是战争。第六十四章 伊斯兰教世界（1110--1291年）　　在12和13世纪，伊斯兰教不仅生存了下来，而且还在继续扩展。这的确是一个相当可观的成就。因为伊斯兰教世界在政治上已经解体，并面临着外来势力的攻击：起初是在地中海地区受到西方基督教徒的进攻，然后在亚洲又受到蒙古人的进攻。西方基督教徒反击伊斯兰教所取得的唯一永恒的政治成果是在伊比利亚半岛和西西里，在这两个地区，穆斯林居民苟延残喘在基督教的统治之下。而对蒙古人来说，他们则未能征服叙利亚和埃及。在成吉思汗家族3个最西部封地上的统治者及其游牧部落的追随者皈依了伊斯兰教：位于欧亚平原西半部的金帐汗国是在1257年（完全皈依是在1313年），伊朗和伊拉克的伊尔汗国是在1295年，河间地带和塔里木盆地及其附近草原的察合台汗国是在1326年（虽然意见并非完全一致）。在蒙古人征服欧亚平原西半部之前，占据这一地区的基布察克突厥人游牧部落一直是异教徒，他们北部的伏尔加保加利亚人只是一个孤立的穆斯林社团。1237年蒙古人在进入俄罗斯和欧洲的途中劫掠了伏尔加河流域的保加尔城。但结果伊斯兰教不仅没有在这一地区被消灭，反而能够无限地扩大地盘。992年到1202年穆斯林征服北印度、从开伯尔山口扩张到孟加拉的过程，前面已经提及。在西方，穆拉比教团未能重新征服托莱多，该地在1085年落入基督教徒之手。但在相反方向，穆拉比人却于1086年在今天的北尼日利亚为伊斯兰教在西撒哈拉以南赢得了一个立脚点。　　1098－1099年叙利亚海岸西方基督教滩头阵地的建立，以及深入到幼发拉底河以东地区的位于埃泽萨（乌尔法）的据点，对伊斯兰教世界构成了严重的威胁。参加第一次十字军的冒险家为数极少（或许不到2000人）；在1099年征服耶路撒冷之后，留下来守卫被征服地区的人更少。但是，他们设法统一了被占领区。在10世纪曾抗击东罗马皇帝尼斯福鲁斯二世（福吉斯）和约翰·齐米斯西斯的特里波利于1109年向法兰克人投降。1116年耶路撒冷的法兰克人国王鲍德温一世占领了亚喀巴和亚喀巴湾中的格里尔岛，从而切断了伊斯兰教世界亚洲和非洲部分的陆路通道。　　伊斯兰教的这种局面被塞尔柱人雇佣的一名突厥军官伊马德·丁·赞吉恢复了过来。赞吉在1127年被任命为摩苏尔的总督。到1144年他已吞并了阿勒颇、霍姆斯和十字军的前哨埃泽萨。1154年赞吉的儿子努尔·丁占领了大马士革。1161－1170年他在与耶路撒冷国王阿马里克争夺对法蒂玛埃及的控制权的斗争中获胜。1171年努尔·丁的库尔德族军官撒拉丁灭掉了法蒂玛王朝，重新确立逊尼派为埃及的官方宗教。努尔·丁的帝国在他1174年去世时已经解体，但撒拉丁在阿拔斯哈里发的恩准下为自己重新征服了这一帝国。1187年他在加利利的海廷击败了法兰克人，重新夺得了耶路撒冷。第三次十字军东征（1189－1192年）未能赶走撒拉丁，尽管腓特烈一世和英法两国国王都参加了这次东征（但腓特烈中途淹死）。萨拉丁的帝国在其创建者于1193年去世后仍然保存了下来，并且在1250年萨拉丁王朝灭亡后依然存在。就在1250年，法兰克人试图第三次重复耶路撒冷国王阿马里克占领埃及的英勇业绩，但仍以失败告终。埃及现已成为伊斯兰教的堡垒和要塞。　　1250年，萨拉丁王朝的一队突厥军事奴隶从王朝手中夺取了萨拉丁的遗产。如今，继承权不是由父亲传位于子嗣，而是由前奴隶的统治者传给了奴隶。在此之前德里也建立了一个具有同样结构的政权。势力达到旁遮普东南的北印度的征服者穆罕默德·古尔任命了一位奴隶总督。1215年当古尔王朝被塞尔柱人的前封地花刺子模的统治者灭掉后，这位总督的第二位奴隶继承者便成了古尔在印度的领土的统治者。　　河间地带和东北部伊朗，在阿拔斯王朝及其伊朗人继承者萨曼王朝的统治下曾一度繁荣，但在11世纪初却饱受了由塞尔柱王朝的武将率领的土库曼人游牧部落的大量涌入之苦。1141年河间地带被一支流浪的契丹人（黑契丹人）占领。他们在1124－1125年被女真人赶出华北和满洲。黑契丹人并不是穆斯林，他们是一支开化的民族。河间地带在他们统治下遭到的损失要小于花刘子模的统治者造成的灾难。后者于1210年将黑契丹人赶出了河间地带。当1220－1221年蒙古统帅成吉思汗蹂躏花刺子模王国时，整个伊斯兰教世界的东北部都遭到了破坏，变成了荒无人烟的地带。　　成吉思汗的入侵使伊拉克免除了花刺子模人的入侵威胁。向花制子模的入侵很可能会同成吉思汗劫掠河间地带产生同样的灾难。东部的一支塞尔柱人在1194年被其前封地花刺子模灭亡，使得阿拔斯哈里发纳绥尔（1180－1225年在位）实际上获得了独立。他利用自己的行动自由重新占据了伊朗的西北部，在道义上支持萨拉丁及其继承者，并把一种流行的运动"法图瓦赫"改造成在阿拔斯庇护下的骑士制度。　　"法图瓦赫"是使伊斯兰教得以经受住蒙古人征服的几项新的伊斯兰教制度之一。另一项制度是苦行僧组成的兄弟会，其中最早的兄弟会是卡迪里教团，它由吉坦的阿布杜·卡迪尔仅立于12世纪。大多数苦行僧兄弟会的创立者都来自伊斯兰教世界的东北部。他们的宗教习俗采取了诱人心醉神迷的形式，无论他们是否是伪装的土库曼的萨满，他们都对改宗伊斯兰教的土库曼人产生了影响。这些土库曼人奉行他们所采用的宗教不仅仅是名义上的。最著名的苦修僧教团的创立者札拉丁·鲁米即是米列维教团的创始人。1207年，正当花剌子模和蒙古人的旋风席卷这一地区之前不久，他生于托卡里斯坦的巴尔赫。他在塞尔柱拉姆苏丹国的首都库尼亚赫度过了一生（1207－1273年）中的大部分时光，并在此用新波斯语写下了他神秘主义的诗歌。另一位波斯诗人设拉子的萨阿迪（约1184－1291年）并没有隐居，而终日云游四方。他成为伊斯兰教世界历史上最动荡的世纪中的百岁老人。　　塞尔柱人的帝国在小亚细亚（拉姆）的分支比幼发拉底河以东的帝国的主体具有更顽强的耐力。塞尔柱人的拉姆王国经受住了第一次十字军的风暴；1176年，它挫败了东罗马帝国为时已晚的重新征服该地的努力；它在1243年战败于蒙古人之后仍幸免于灭亡，尽管它不得不服从蒙古人的宗主权。拉姆在小亚细亚建立了一个定居的说突厥语的社会，它的文明是伊朗式的伊斯兰教文明。拉姆的苏丹设法将塞尔柱人带来的土库曼人游牧部落驱赶到伊斯兰教世界与东罗马帝国的边界，并将13世纪从蒙古逃来的游牧部落也迁移至此。与马木路克的埃及和叙利亚不同，虽然拉姆以后战败于蒙古人，被置于蒙古人的宗主权之下，但在伊斯兰教历史上这一关键时刻，它仍为伊斯兰教提供了一个庇护所。　　因此，当1256年执政的蒙古大汗蒙哥委任其弟旭烈兀汗完成成吉思汗征服伊斯兰教世界的末竟事业时，伊斯兰教得以在1258年伊拉克遭到毁坏、巴格达被攻陷和劫掠、阿拔斯哈里发王朝被灭亡之后生存下来。　　1261年，萨拉丁王朝的奴隶（马木路克）继承者显示出蒙古人并不是战无不胜的：他们在巴勒斯坦歼灭了旭烈兀汗常胜军的先锋卫队。被杀的蒙古将军是一名聂斯脱利派的基督徒，与他在一起的有西里西亚亚美尼亚的基督教国王和安条克的基督教王公。但驻守在阿卡的法兰克人让马木路克的军队通过。马木路克人挡住了伊朗和伊拉克的蒙古人伊尔汗国对叙利亚的3次入侵，并且在1291年占领了西方基督教在叙利亚剩下的最后一个滩头阵地阿卡。　　在伊尔汗国版图内的西方基督教徒和聂斯脱利派的基督教徒都希望西方基督教王国与蒙古帝国的伟大联盟能征服整个伊斯兰教世界和消灭伊斯兰教本身。教皇和法国的使臣到达靠近欧亚平原东端的蒙古大汗的首都哈刺和林。蒙古人虽然向西方基督教徒提出了一些建议，但这一计划并投有什么结果。蒙古帝国西部地区的统治者宁愿选择伊斯兰教而不是基督教。在1295年伊尔汗加赞改宗伊斯兰教之后，他的穆斯林臣民对他的基督教臣民进行了报复。在伊斯兰教世界的亚洲部分，当11世纪土库曼人在塞尔柱人的率领下进行民族大迁移时，基督徒已开始大规模地改宗伊斯兰教。现在这种改完又获得了新的推动力；在新月沃地的人口中曾经占有多数的聂斯脱利派和一性论派基督教徒在人数上正大大减少，最终成为四处散居的游民。　　在伊斯兰教世界的另一端，被西方基督教徒征服地区的穆斯林人口也大大减少，最终竟完全消失。来自西撒哈拉的游牧部族柏柏尔族穆拉比教徒和取代他们的来自阿特拉斯山脉的高原柏柏尔穆瓦希德人，都未能成功地挡住西方基督教徒在伊比利亚半岛的军事进展。1236年科尔多瓦陷落，1248年塞维利亚陷落。此后，穆斯林在伊比利亚半岛的统治仅限于格拉纳达周围的偏僻之地。但是，穆瓦维希人却成功地将西西里的诺曼人从沿海滩头驱逐出去，自12世纪40年代穆拉比人衰落之后，诺曼人一直占据着伊夫里奎亚的滩头阵地。　　不过，从军事上说，在11世纪的大潮之后伊斯兰教文明涌动的西部地区并不是非洲，而是伊比利亚半岛。在这一地区，科尔多瓦倭马亚哈里发王国的解体与巴格达阿拔斯哈里发制度在伊朗的崩溃具有同样的文化推动作用。在伊比利亚半岛，地方宫廷数目的增加，扩大了潜在的文学艺术庇护人的数目。在继承科尔多瓦的哈里发的众多小邦中，诗歌创作极度繁荣。在基督教征服安达卢西亚的前夕，伊比利亚半岛为伊斯兰教贡献了一位哲学家伊本·拉希德（阿威罗伊）（1126－1198年）和一位神秘主义者伊本·阿拉比（1165－1240年）。前者与伊本·西那（阿维森纳）齐名，后者肯定加扎利对神秘主义的论证是逊尼派伊斯兰教正统教义可接受的一部分。伊比利亚半岛对伊斯兰文化的贡献与伊夫里奎亚对西方基督教文化的早期贡献具有相同的命运：尽管这些贡献创造者进行创造活动所在的地区遭到肢解，但他们的业绩仍然保存了下来。第六十五章 拜占庭世界（1071－1240年）　　1071年，东罗马皇帝罗曼努斯四世狄奥根尼被塞尔柱军事首领阿勒卜·艾尔斯兰战败并俘虏；1081年小亚细亚贵族亚历克塞一世康危努斯登上东罗马帝国皇帝宝座。在以这2次重大历史事件为起迄点的10年中，东罗马当局将东罗马帝国的心脏小亚细亚送给了突厥人，尽管东罗马人的祖先为抗击阿拉伯人对这一地区的进攻已坚持不懈地战斗了3个世纪。就和同一时期的中国一样，无休无止的内部纷争导致了东罗马帝国在这10年中的急剧没落。到1081年，东罗马帝国的大部分地区都遭到了东方的塞尔柱人、西方的诺曼人和北方的佩切涅格人和古兹人的蹂躏。（古兹人从欧亚太平原西端和多瑙河下游进入东罗马帝国，他们是塞尔柱土库曼人的异教同宗，他们同样受到另一支突厥人游牧民族基布察克人西迁的压力。）　　亚历克塞一世（1081－1181年）是戴克里先和希拉克略的名符其实的继承人。同他们一样，亚历克塞一世从毁灭中拯救了帝国，并且找到了两个能干和精力旺盛的继承人约翰二世（1118－1143年在位）与曼努埃尔一世（1143－1180年在位）。但是这三位皇帝都未能成功地阻止大地主经济和政治势力以牺牲帝国政府利益为代价的增长，也未能击退来自小亚细亚的塞尔柱和达尼什曼德突厥人。游牧的土库曼人行踪不定；基督教的希腊农民疏远了帝国。农民深受游牧部落之害；但是只要拉姆苏丹国的塞尔柱统治者能够成功地保护农民免受追随塞尔柱人的游牧部落的骚扰，农民就会认为突厥人穆斯林苏丹的压迫比东罗马帝国政府的压迫还要轻。　　亚历克塞一世必须要对付第一次十字军。伊斯兰世界对付土库曼人的办法是将他们迁移到东罗马的亚美尼亚和小亚细亚；亚历克塞对付西方十字军骑士的办法，则是将他们引向叙利亚。但亚历克塞和十字军的目标是相反的。亚历克塞宁愿招聘十字军作为雇佣兵把突厥人驱逐出小亚细亚，但十字军的目标却是耶路撒冷，他们并不希望成为东罗马帝国的代理人或仆从。结果，双方都未能实现目的。东罗马帝国从未恢复小亚细亚腹地；十字军虽占领了耶路撒冷，但他们从未能成功地征服叙利亚腹地。因此，在与广阔的伊斯兰内陆地带对峙的陆地防线上，十字军未能在叙利亚建立稳固的滩头阵地。拉姆的塞尔柱人能够在小亚细亚建立一个拥有定居人口的有组织的国家，而赞吉、努尔·丁和撒拉丁则能够包围叙利亚海岸的法兰克人滩头阵地，将法兰克人驱逐出耶路撒冷。　　当帝国在小亚细亚腹地的领土仍然完好无损、帝国政府与大地主争夺对农民的控制权的斗争尚未彻底失败之时，尼斯福鲁斯二世福卡斯和约翰·齐斯米西斯及巴西尔二世的目标就已经超出了帝国的能力之外；但是曼努埃尔二世却推行了一个更为野心勃勃的扩张政策，从而浪费了精力，白白消耗了东罗马帝国已经萎缩的资源。虽然曼努埃尔不可能保持帝国对塞尔维亚的支配权，但他仍然与匈牙利进行战争。他干预腓特烈一世巴尔巴罗萨与北意大利城邦之间的战争，企图收复帝国在阿普利亚的失地。曼努埃尔于1180年死后，帝国的崩溃在一场超级灾难中达到顶峰。　　曼努埃尔与西方基督教徒的关系一直很友好，但他的大多数同胞并未能分享他的亲法兰克人的情感。东罗马政府在先前2个世纪中为谋求意大利沿海城邦海军援助而出让的经济特权，使得意大利人能够从希腊人那里赢得东罗马帝国的国内贸易。1182年君士坦丁堡发生了屠杀西方商人的事件。西西里的诺曼人进行了报复，占领和劫掠了塞萨洛尼基。1180年塞尔维亚摆脱了东罗马帝国的宗主权。自1018年以来已成为东罗马帝国臣民的保加利亚人于1185年进行反叛，重新建立了独立国家（这次是与弗拉克人合作）。与保加利亚人1041年的反叛不同，1185年的反叛未能镇压下去。1185年塞浦路斯脱离东罗马，但1191年又被西方十字军骑士、英格兰的理查一世占领。1192年理查一世又将塞浦路斯作为一种慰劳品交给了耶路撒冷的法兰克国王吕济尼昂家族的盖伊，后者于1187年赶走了撒拉丁，而第三次十字军又未能让他重新获得任命。　　1203－1204年，一场重大灾难震撼了东罗马帝国。君士坦丁堡两次受到威尼斯人和法国"十字军"联合远征军的进攻，第一次是以一个要求继承东罗马皇位的人的名义，第二次则是袭击者自己的主张。这是君士坦丁堡自330年建城以来首次在敌人的进攻面前陷落。该城遭到了野蛮的抢劫，胜利者们彼此之间订立了瓜分帝国的协议。但他们最终无力实行其全部计划。威尼斯取得了最大的成功，在瓜分战利品时她挑选克里特岛和其他一些海岛以及分布在大陆沿海战略要地的滩头堡垒。不复存在的东罗马帝国的继承者、希腊人诸王国，在西北小亚细亚、小亚细亚北部海岸的东端、特拉布松周围以及伊庇鲁斯建立了独立国家。君士坦丁堡被分给了一位法兰西的十字军，他获得了皇帝的头衔。　　继之而来的事情表明，拥有君士坦丁堡现已成为一种负担而不是财富。从330年到1204年，君士坦丁堡在军事上一直是东罗马帝国坚不可摧的堡垒，但自从633－642年失去了叙利亚、巴勒斯坦和埃及之后，它也成为一个社会和经济负担。从那时起，君士坦丁堡作为首都对于帝国已经缩小的规模来说就显得太大了；这一负担在1071年丢失了小亚细亚腹地之后进一步加重。1204年由法兰西皇帝夺取的一小块帝国领土井不足以维持君士坦丁堡；对于从1204年至1261年居住在此的法兰西皇帝们来说，君士坦丁堡自始至终犹如荆棘丛生之地。　　与此相反，继承帝国的本地希腊人国家却比帝国自巴西尔二世死亡之后的任何时期都显示出更大的活力。西北小亚细亚和伊庇鲁斯的希腊人国家互相之间以及与法兰克人都处在竞争状态，在反对所有希腊人和法兰克人对手的斗争中，亚洲国家成了胜利者。（地处偏僻的希腊特拉布松帝国没有卷入这场斗争。）西北小亚细亚的希腊人国家，自称是东罗马帝国的合法继承者。它的统治者自称为帝国皇帝，其合法性得到君士坦丁堡东正教主教的承认；这位主教临时驻节在流亡帝国的首都尼西亚。尼西亚的东罗马帝国比3位康尼努斯家族的皇帝统治君士坦丁堡时期（1091－1180年）的东罗马帝国，更为成功地抗击了塞尔柱突厥人的拉姆苏丹国。尼西亚帝国向东部和南部扩展和推进边疆，直接损害着拉姆的利益。它在经济上很繁荣，在文学和视觉艺术领域显示出特色。1235年尼西亚皇帝约翰三世瓦塔特泽斯夺取了位于达达尼尔海峡欧洲沿岸威尼斯人的滩头堡垒加利波利，从而在欧洲获得了一个立脚点。1234年他与保加利亚结盟；1235年尼西亚的希腊人和保加利亚人共同从陆路围攻君士坦丁堡。从1235年后，法兰西人的君士坦丁堡帝国已被尼西亚的希腊人帝国包围。法兰西人的君士坦丁堡与西方基督教世界保留下来的唯一交通线就是海路，但援救它的法兰克人必须要经受达达尼尔海峡两岸的夹击（海峡两岸现都落入尼西亚的希腊人之手）。　　到1237年，东南欧的东正教国家都处于上升阶段。复兴的保加利亚帝国和尼西亚的希腊人帝国都显示出能超出法兰西人统治的君士坦丁堡帝国的实力。在教会事务方面，先前处于东正教世界边缘地区的塞尔维亚一直是东正教会与罗马教会之间有争议的地区，它现在也明确地选择了东正教。尼西亚希腊人的帝国政府非常明智地认可了保加利亚主教地位的恢复，并为塞尔维亚设立了一个自治的大主教职位。但是东南欧的东正教国家与高加索的东正教国家在领土范围和人口规模两方面都已逊色于俄罗斯，甚至在建筑、视觉艺术和文学等领域，希腊人、保加利亚人和格鲁吉亚人都受到了俄罗斯人的挑战。　　在俄罗斯改宗基督教之后最初的50年中，教会的历史是模糊不清的，对历史资料的解释也存在着争议；但有一点很清楚：从1039年起俄罗斯已成为君士坦丁堡主教的教区。获得俄罗斯之后，君士坦丁堡主教的管辖区大大地扩大了，因为俄罗斯地域广阔，而且还在向北部和东部扩张。1169年俄罗斯宗主国的王公所在地由第聂伯河畔的基辅，迁到了伏尔加河支流克利亚济马河畔的弗拉基米尔。　　格鲁吉亚人、阿布哈兹人和阿兰人都是东方正教会的基督徒，但是当同属东正教的希腊人在11世纪上半叶征服格鲁吉亚人的一性论派亚美尼亚邻国时，他们仍然维持了独立；而且，格鲁吉亚在1071年也没有被卷入东罗马帝国的灾难。她在塞尔柱人的进攻面前幸免于灭亡，并在12世纪时与继承短命的塞尔柱帝国的穆斯林国家瓜分了亚美尼亚。在女王塔玛统治期间（1184－1212年），由格鲁吉亚直接和间接统治的领土从黑海沿岸扩展到高加索的里海沿岸。　　蒙古人从欧亚大草原的突然出现，以不同的方式影响了拜占庭世界各个部分的命运。格鲁吉亚是第一个遭遇不幸的东正教国家。1225年它遭到四处闯荡的花刺子模王公札兰丁的劫掠，1236年又遭到蒙古人的破坏。蒙古人强迫格鲁吉亚接受自己的宗主权。1237年和1240年蒙古人在经伏尔加河畔的保加尔到欧洲的途中蹂躏了俄罗斯（1240年基辅遭到劫掠）。蒙古人的宗主权强加给了最东边的各俄罗斯公国，但西南部的加利西亚（哈利克兹）、西北部的普斯科夫和诺夫哥罗德仍然保持着独立；而且诺夫哥罗德开始包围蒙古帝国及其俄罗斯附属国，在它们的北面向东扩展到了乌拉尔山脉以外。尼西亚的希腊人帝国则得益于1243年蒙古人打败和征服塞尔柱拉姆苏丹国。　　1180－1204年东罗马帝国的灾难和1237－1240年俄罗斯的灾难既没有阻碍拜占庭文明的发展，也没有挡住它的传播。教堂建筑使塞尔维亚人被错定于东正教世界，这些教堂都装饰有拜占庭风格的壁画。12世纪弗拉基米尔和苏兹达尔的教堂建筑将希腊、亚美尼亚和格鲁吉亚的特色都结合在了一起。尼斯塔斯·科尼亚提斯给我们留下了记载1204年君士坦丁堡陷落的生动感人的第一手资料，他是留下从959年到1204年东罗马历史连续记录的一系列历史学家中的最后一位。哲学家迈克尔·普塞洛斯记录了976－1077年的历史，在记录事实和日期方面，他比自己的前辈利奥·蒂阿科努斯更马虎草率，但对人物的分析却很敏锐。这些拜占庭的希腊人写作所采用的语言是学究气的古雅典共同语，但是希腊语并不是这一时期东正教世界历史著述的唯一语言。俄罗斯最早的编年史是12世纪早期用马其顿的斯拉夫语言创作的，当时它是一种仍在使用的语言。第六十六章 西方基督教世界（1099－1321年）　　11世纪后半叶，西方基督教文化空前繁荣。到了12、13世纪，西方基督教文化在社会的各个领域都显示出越来越重要的作用。然而，在14世纪的前25年中，西方基督教文化开始走向衰落。在黑死病于1348年横扫欧洲大陆之前，11世纪以来的人口激增趋势便已减弱。1261年希腊人收复君士坦丁堡，1291年穆斯林收复阿卡，宣告了西方基督教自第一次十字军东征以来对黎凡特地区入侵的失败。1303年法兰西国王派人刺杀了教皇卜尼法斯八世，从此结束了自格列高利七世以来教皇对西方基督教世界的霸权地位。　　在许多著作中，对12、13世纪西方基督教文化的繁荣，从正反两方面均有所反映：最具名昭著的事件便是1204年十字军占领并洗劫了东正教中心君士坦丁堡；于1208－1229年又洗劫了清洁派的朗格多克；对波罗的海南岸斯拉夫领土的霸占在12世纪达到顶峰；教皇顽固地对腓特烈二世及其继承人进行战争。这2个世纪的西方基督教文化历史不仅反映在许多著作中，而且还通过4位伟人的经历反映出来：阿西西的圣徒方济各·贝尔纳多尼（1182－1226年），哲学家圣托马斯·阿奎那（1225－1274年），佛罗伦萨的诗人但丁·阿里盖里（1265－1321年）和来自佛罗伦萨的乡村画家乔托·邦多尼（1267－1337年）。这4位伟人都是意大利人。但西方基督教雕刻艺术却在13世纪的法国达于巅峰，这就是被称作哥特式的中世纪建筑。这种建筑式样实际是从小亚细亚塞尔柱突厥人那里传入的。今天，人们有幸仍能在阿尔卑斯山两侧的欧洲所有国家看到的遗址，可以说明这一点。这些遗址比较完整地体现了中世纪西方基督教社会的理想。　　现存的许多优秀的哥特式建筑，是仿照塞尔柱旅行商队的客栈式样而建，这些建筑多在阿尔卑斯山北麓。这并不奇怪，因为在意大利，尽管它在6世纪时也蒙受了不少苦难，但它并不象西方基督教世界其他地区那样彻底地与希腊罗马文化决裂。因此，在意大利人们仍乐于建造罗马风格的建筑，并不轻易地抛弃它。而且在拉韦纳和威尼斯这样的东罗马帝国的边远地区，也有许多教堂是由东罗马建筑师按照拜占庭风格建立的。例如，现存的完工于1071年的圣马可大教堂，便是根据以前君士坦丁堡的圣徒教堂而建。然而，令人惊诧的是，与其紧邻的总督府却是哥特式的，更为引人注目的是乔托竟然摆脱了拜占庭传统的影响，成为现代西方自然主义绘画风格之父。　　但丁采用当时意大利民谣形式创作了《神曲》，一改过去以拉丁语六音步诗律创作的习惯，对此后西方世界的诗人采用民族语言写作诗歌产生了很大影响。但丁在使用民族语言过程中，意识到自己是受了阿尔卑斯山外诗人的影响。对一名意大利人来说，要摆脱拉丁语及其文学的束缚，比把奥克语和奥依语作为母语的诗人，要困难得多，更不用说与把罗曼语和条顿语作为母语的诗人相比了。中世纪的意大利人仍拘泥于祖先的拉丁语中。他们写作时一方面离不开严格的拉丁语格律，另一方面在表现手法上又尝试着以民族语言来表现，以此求得平衡。12、13世纪一些优美的拉丁诗歌就是采用这种风格创作出来的。那些摆脱了希腊－罗马语言影响的诗人，与同时代的希腊人相比，取得的成就更高。他们的大胆尝试，使他们的创造性获得了解放。到但丁时代，意大利已成为西方文明的启蒙地区。西方基督教世界的其他地区用了2个世纪的时间才达到意大利1300年所达到的文化水平。　　在1300年前的2个世纪中，整个西方基督教世界的经济迅速发展。人口进一步增长，生产力水平提高，技术上也更加进步。　　这一时期西方人口的增加可由下列事实加以证明：耕种的土地明显增多；城镇的数目增加，规模扩大；向被征服地区殖民。在有关城墙的历史的记录中，可以了解这一时期城镇面积的扩大。有许多这样的情况：1100年修建的城墙，被1250－1350年间修建的新的城墙所取代，以包围更大的城市面积。意大利北部和佛兰德仍是城镇密集的地区。　　在毛纺织生产上，佛兰德在12世纪一直处于领先地位，直到13世纪末，佛罗伦萨才赶了上来。佛兰德的发展，得益于原材料供应的便利：本地原料丰富，又有来自低地国家和英格兰的大量原料供应。意大利城镇，尤其是沿海城市的发展，得益于西方基督教世界与黎凡特地区之间的海上贸易。12、13世纪期间，意大利商人和佛兰德商人每年聚会于香摈的4个定期集市，这里成了一个方便的中转地。　　人口的增加，城镇数目的增多，及对波罗的海沿岸地区的殖民，改变了农村的社会生活结构。9和10世纪，西方社会的动荡不安使得大庄园迅速蔓延，小土地所有者急骤减少。人口的下降又使庄园主将庄园的部分耕地出租给佃农耕作，佃农每周必须抽出几天在庄园主的领地上劳动，产品也归庄园主所有。在劳动力短缺的情况下，这种方法能更好地保证庄园内土地的利用，但这种制度经济效益不高，社会效果也不佳。与雇佣劳动力相比，农奴或奴隶只做极少部分的工作。因此人口增多时，庄园主便以货币地租代替劳役地租，农奴也感到货币地租比劳役地租剥削量为经，而更乐于接受之。如果庄园主不付给农奴应得的报酬，农奴便逃往城里到工厂做工，或是逃向易北河东部的殖民区（这里开始是一块自由民的乐土，然而最终却成为欧洲农奴制度的堡垒）。　　波罗的海地区乡村和城市都已殖民化。面向波罗的海的第一座德国城市是吕贝克，建于1143年；但泽建于1200年；里加建于1201年；雷瓦尔建于1219年。波罗的海成为德意志的一个湖，斯堪的纳维亚和俄国成为其贸易的后方。曾使基督教世界丧胆的斯堪的纳维亚人，到13世纪已屈服于日耳曼的沿海城邦，就象希腊人、穆斯林屈服于意大利城邦那样。波罗的海在某种意义上已成为小地中海。在1250－1350年的100年间，佛兰德各城不再从德意志、法兰西进口谷物，而改从波罗的海进口。　　技术的进步抵销了人口增长带来的压力。尽管可耕地的扩大侵占了大片的牧场，造成肥料的减少，但是农作物的轮作制度使三区轮作制代替了二区轮作制，减少了土地休耕的比率。此外，把握耕耘与播种的时机也更多了。使用挽马的深耕法到1200年已趋于完善。12至13世纪，西方基督教世界的水车数目有所增加，而风车的安装则开始于1162－1180年间。　　与风能、水能、人力不同的是，矿产是非替代性物品。自从公元前四千纪冶炼术发明以来，一种又一种的矿产相继被采光用尽。公元10世纪，德意志和波希米亚成为西方基督教世界重要的矿产来源。但到了14世纪，表层和浅层矿藏已开采殆尽，要采掘深层的矿藏，必须使用更先进、也更为昂贵的采掘技术。　　教皇和国王争夺权力的斗争一直是12和13世纪西方基督教世界政治生活的主旋律。斗争的第一个回合以在授职权问题上的妥协于1122年宣告结束，自此权力政治披上了伦理道德的外衣。而在第二个回合中，教皇与复苏的西罗马帝国争夺对意大利（已成为西方基督教世界的重要地区）的控制权，权力斗争的性质赤裸裸地表现出来。在这些斗争中，获利的是意大利北部城邦和法兰西，帝国和教皇都是失败者。　　1158－1183年间，霍亨斯陶芬王朝的皇帝腓特烈一世企图把专制帝制强加给伦巴底诸城邦，遭到了失败。教皇支持城邦为争取自治而反对帝国的斗争。因为教皇在对抗阿尔卑斯山外的帝国权力时，这些城邦能起到屏障的作用。为此，教皇不仅容忍了伦巴底和托斯卡纳地区诸城邦的自治，而且容忍了丕平三世和查理曼赐给教皇的所有意大利领土上的城邦的自治。在12和13世纪，教皇的最大野心是统治整个基督教世界。这个野心勃勃的目标高于对任何某一地区的统治。因此，教皇在这个时期不仅允许罗马涅（即前东罗马帝国总督在拉韦纳周围的领土）地区各城邦的自治，而且允许包括罗马本身在内的迪卡特斯·罗曼努斯的城邦自治。教室和意大利的一些城邦结成经济和政治同盟。1250－1300年间，佛罗伦萨的银行代表罗马教廷为教皇收税，从中赚取利润。　　教皇的另一同盟者是法兰西。法兰西的目的是要削弱神圣罗马帝国的权力。在皇帝与教皇的斗争中，从乌尔班二世（1088－1099年在位）到英诺森四世（1243－1254年在位），历代教皇都把法兰西作为避难所。1194年，腓特烈一世的儿子及继承人亨利六世，征服伦巴底诸城邦，并自称为两西西里王国的统治者，补偿了其父失败带来的损失。自此，霍亨斯陶芬王朝使教皇和意大利北部城邦陷入西西里和德意志帝国的两面夹击之中。亨利六世的儿子及继承者腓特烈二世（1230－1246年在位）是一个天才，他精通两西西里王国具有世界主义的希腊和阿拉伯文化，并同样精通属于西方文化的意大利诗歌。但是他所引起的人们的反抗及他的早死，使他的才干末能充分发挥出来。　　教皇发动了对霍亨斯陶芬家族的战争，以反对腓特烈对整个意大利的觊觎。在这场斗争中，乌尔班四世（1261－1264年在位）和克雷芒四世（1265－1268年在位）最终取得了胜利。然而，他们的胜利是在说服一位法兰西王公－路易九世（1214－1270年在位）的兄弟，安茹的查理，让他出兵征服腓特烈二世的继承者们统治的两西西里王国的条件下才取得的。在征服了一个世俗权力的同时，教皇又将自己置于了另一个世俗权力的支配之下。1303年，法兰西王权结束了教皇对西方基督教世界的统治，就象当初教皇借助法兰西的帮助击败了神圣罗马帝国的势力一样。　　就神圣罗马帝国来说，征服意大利战争的接二连三的失败，使它也失去了对本土德意志的有效控制。在10世纪和11世纪，东法兰克（德意志）国王要比西法兰克（法兰西）国王对其臣民实行的统治更为有效。到1303年，法兰西国王腓力四世（1285－1314年在位）已赢得王国内僧俗两界显要人士的支持，公然反对教皇卜尼法斯八世称霸世俗的西方基督教世界的狂言。而此时德意志帝国的贵族们已成为事实上的统治者，他们敢于向皇帝挑战，而又不冒任何风险。　　法兰西国王权力加强的同时，德意志君主的权力却相对削弱，这是由两地封建制度的历史差异造成的。同农奴制一样，封建制度也是一种社会关系，其土地使用权的转让是通过个人劳役实现的（封建义务是服军役，而农奴制义务则是经济性质的）。转让土地时，封建主与他的臣属订立契约，这种契约实际减少的是封建主使用土地的特权，而不是封建主对土地的所有权。而当封建领地成为世袭租佃时，封建主对土地的所有权便彻底丧失。世袭租佃早在9世纪时便在西法兰克出现，但从10世纪末以来，法兰西国王开始逐渐加强其权力。在东法兰克，世袭封建领地出现的时间较晚，却在13世纪加快了步伐。原因就在于德意志国王顽固地梦想统治意大利王国的失败。他这种根本力所不及的控制阿尔卑斯山北麓的梦想，其结果是放松了对本土的控制。帝国皇帝的称号成为一项沉重的额外负担，而法兰西国王却并无这个负担。　　在国王和教皇的斗争中，斗争的双方都丧失了一部分权力：国王失去的是政治权力，教皇失去的是道义上的权力。但是正是道义上的损失引起了政治权力的损失。因为自从格列高利七世起，教室一直寻求通过建立道德权威来间接行使政治权力。这种道德权威的丧失伴随于教皇企图称霸整个西方基督教世界的过程，在教皇对帝国的战争中尤为明显。　　为了与帝国作战，教皇需要金钱，为此发明了令人痛恨的增加收入的方法。它在整个西方基督教世界建立起一套行之有效的向僧侣征税的行政制度。这种征税十分有利可图，一些世俗封建主也借机从中渔利，而意大利银行作为教皇的财政代理人更是发了大财。另一税收来源是罗马教廷作为最终上诉法庭（更确切地说，在属于他们本省的由教会律师负责的诉讼案中是作为初审法庭）收取的费用。查士丁尼一世民法典的发现，因基督教法规的编纂而并未显示其重要性。当腓特烈一世宣称他作为查士丁尼的继承人应该享有的权力时，他遭到了亚历山大三世（1159－1181年在位）和卢西乌斯三世（1181－1185年在位）两位教皇的反对。这两位教室都是以教会律师开始其教士生涯的。　　教皇对权力的贪婪，并为达此目的而使用财政、法律手段，使西方基督教的高尚人士感到震惊。位于克莱尔沃的锡托派修女院院长圣贝尔纳（1090－1153年）反对教皇的法规主义和贪婪。圣贝尔纳也不是毫无瑕疵，他性情暴躁，感情冲动。他尤其不能容忍任何宗教上的异端，不论是哲学家阿伯拉尔煽动性的言论、朗格多克清洁派的禁欲主义，还是异教的波罗的海沿岸斯拉夫人（他以雄辩的口才号召组织十字军征服这些异教徒）和穆斯林（他鼓动对黎凡特进行第二次十字军东征）。他自己也卷入了反对教皇的各对立派别的争吵中。他并未给自己谋求更高的教职，显而易见他是献身于宗教的。他出身高贵，然而他放弃了尘世的幸福，而成为严格的锡托会的一名修道士。正是为了主义他牺牲了个人利益，因此他成为同时代西方基督教世界中最受尊重、最有影响的人物。他对教皇背离其圣职原则的批评是权威的，也是最具诅咒性的。　　圣贝尔纳是狂热的正统派（西方基督教的正统观念，而非东正教的）。12和13世纪中其他谴责教皇的人，令人震惊地接受了基督教的异端教派或是反基督教的保加利亚宗教鲍格米勒教（在西方以清洁派或巴塔里亚会而出名）。这些反对教皇罪恶运动的领导人在甘愿忍受贫困上是一致的。他们这样做是出于自愿，他们生来并不贫困。和圣贝尔纳一样，他们牺牲个人利益而选择了贫困，以自己的楷模来反对教皇的世俗化，反对基督教法规的世俗化。（11世纪西方宗教改革家们为西方基督教僧侣的独身生活制订了准则，但并未强迫世俗教职人员放弃对财产的占有，也来强迫修道院放弃集体占有的财产。）　　阿西西的圣方济各是一个成功的布匹批发商的儿子，他公然蔑视其父，抛弃享乐，而与清贫为伴。他和加尔都西会修士或清洁派的"选民"一样进行苦修。他过着福音书上所描写的基督般的生活。当他的第一位信徒，金塔瓦里的贝尔纳，请求方济各允许他过同样的清苦生活时，方济各十分高兴，因为他认为基督似的生活才是人类应该过的生活。与此，他也接受了谦卑的思想。他从来没有要批评教皇的念头，那怕是隐晦地；也不愿发起什么反教皇的运动；更不想担任什么新兴教派的领袖。象基督那样，才是他献身的目标。然而，即使如此，他也未能免于和清洁派与韦尔多派同样的命运。因为他乐于清贫事实上就是对教皇的谴责，虽非故意，却更具破坏性。教皇英诺森三世（1198－1216年在位）和他的孙子、他的第二个继承人红衣主教乌戈利诺（即后来的教皇格列高利九世，1227－1241年在位）认为方济各对基督的真诚模仿，使罗马教廷陷入困境。他们非常清楚地知道来自整个西方基督教世界的越来越高涨的对罗马教廷的指责。他们决定支持方济各，而不是以他为敌。这是一个明智之举，尽管其动机并不纯正。　　圣方济各如果在和罗马教廷的第一次冲突中殉身，那他就会免于以后的精神煎熬，而不是活下来蒙受耻辱，目睹由红衣主教乌戈利诺和他的同伙埃利亚经手而成的方济各会法典与他本人提倡的基督式的生活背道而驰。结果方济各陷入精神和肉体上的极大痛苦之中，就象他当时选择清贫和谦卑时一样。如果乌戈利诺和埃利亚狡猾的手段末能使方济各陷入痛苦的境地，那么方济各精神就不会比方济各本人更长久。在他死后700多年的今天，这种精神仍然流传，尽管受到他的制度的保护者小兄弟会规章的限制，但并未失去其价值。　　制度化赢得了持久性。这是人类社会的一个耻辱，但是对后代来讲，某些具有较高精神价值的东西的制度化，比那些稍纵即逝的精神财富的丧失对人类的危害要小些。圣方济各没有认识到这个严酷的事实，但是乌戈利诺和埃利亚意识到了。他们以此作为行动的规范，他们挽救了方济各精神中的一些东西，也给自己带来了耻辱。　　圣方济各的同时代人，"布道兄弟会"的创始人卡斯提人圣多明我（多明我·德·古斯曼，1170－1221年）走了一条简便的道路。他同样安于清贫。两位圣徒都反对贪婪，但圣多明我的精神比圣方济各的精神易于制度化。西方基督教世界新兴的城市，因方济各和多明我会的教堂、图书馆和讲演厅的广泛分布，而在精神上受益匪浅。尽管如此，在圣方济各看来，房屋和书籍是令人讨厌的东西，他认为这些东西中存有对基督式生活的危险障碍。埃利亚从未失去圣方济各对他的信任。如果圣方济各能预见到埃利亚之所以如此热衷捐款是为了借他的名义建造教堂的话，他一定会万分痛苦。这些建筑和乔托绘画的优美都无法消除他的痛苦，因为这些东西违背他早已献身的清苦和谦卑。　　埃利亚和乌戈利诺知道应为方济各修道会做些什么。圣方济各早就预言一个西方基督教徒应该做什么。在圣方济各以前的那个时代，一个卡拉布里亚人，菲奥雷家族的乔凡尼·代·乔阿基尼（约阿基姆，1145－1202年，他出身贵族，和圣贝尔纳一样，后来又成为锡托会修士）预言动乱高潮过后，1260年将要开创天国降临人间的第三阶段，圣灵时代将继圣子时代而出现，如同基督降生时圣子时代在圣父时代之后出现一般。1260年确是非常重要的一年。1260年，教皇如果没有法兰西的军事帮助，很明显就不会从腓特烈二世的继承人手中夺取两西西里王国。然而，圣灵时代益没有降临，如果圣方济各精神能够盛行的话，这个时代或许才会来到。菲奥雷的约阿基姆在他活着时，作为圣方济各的后来者，接触教皇英诺森三世非常方便。他的一些著作在他死后于1254年出版了新版本，这使他遭受了抨击，因为这些著作曾使罗马教廷惊恐万分。1323年教皇宣布基督和其使徒没有财产的说法是不确切的。这样，方济各会的神圣使徒们，因支持圣方济各效仿基督的观点，都未能幸免圣方济各和菲奥雷的约阿基姆所没有蒙受的一死的恶运。　　城市生活和富裕使人类远离了大地母亲。在圣方济各时代，这两种弊病都开始困挠西方基督教世界。后世应感激圣方济各，不仅因为他提倡清贫的生活，更因为他那种对所有生命的内在的同情心。从流传甚广的传说故事中，我们了解到圣方济各与鸟类和动物建立了一种良好的信任关系，虽然传说并非权威性的对历史事实的记录。这种人与动物之间的相互信任关系，在印度以西的欧洲大陆是很难见到的。圣方济各的赞美诗如同一个日本神道教徒一般赞美上帝赐与人类大地母亲，赐与人类动物和植物。圣方济各本人的赞美诗原文至此突然中断了。赞美上帝赐予人类不事报复的性格和肉体灭绝的诗节，都是后人附会的思想。赞美上帝赐予人类阳光的诗篇可能是阿肯那顿信徒的杰作，赞美上帝赐予人类各种元素的诗篇可能出自琐罗亚斯德教徒之手。那些来自一神教的犹太人之口的传说则显得尤为珍贵。第六十七章 东亚（1126－1281年）　　宋王朝1126年的军事崩溃始终是可耻的。女真侵略者攻占了位于黄河流域的整个中国文明的发源地，包括宋朝的首都开封。宋帝国之所以避免了被全部征服，并不是由于它的军队勇猛，而是由于女真骑兵遇到了天然障碍，即包裹着淮河和长江下游河道的迷宫式水网，以及多山的穷乡僻壤。按照官方的说法，流亡的宋王朝的新首都临安（杭州）只是暂时的避难所，但宋朝再也未能成功地收复北方。　　尽管如此，宋王朝在南方存在了153年（1127－1279年）；临安成了人类文明中心最大的、给人印象最深和最吸引人的城市之一。在江山破碎的宋帝国境内，人口、农业生产力、城市化、贸易（国际和国内）和财政设施都有了显著增长。纸币最初由私人银行发行，然后由宋朝中央政府发行。宋代中国艺术和工艺的发展已在第59章中提及。在南宋帝国存在的一个半世纪里，它比领土范围和军事力量达到高峰时的汉帝国或唐帝国的人口更为众多，也更为繁荣昌盛。南宋时期中国文明的一个严重倒退，是妇女地位的下降。缠足习俗的引进是一件令人不快的事情。　　1126年的灾祸也没有阻止新儒家哲学的发展。为了显示儒家学说是大乘佛教的合法的取代者，新儒家们不得不步入了与自己志趣不合的形而上学领域。在这一领域里，程氏兄弟相互分手了。就程颐而言，人性是"终极实在"的表现之一；就程颢而言，人性与"终极实在"是相互同一的。程颐的形而上学为朱熹（1130－1200年）有系统地完成，而程颢的立场却为朱熹同时代的陆九渊（陆象山，1139－1193年）接受。朱熹是一位卓越的擅长系统化的学者，就象托马斯·阿奎那一样。也许在一定程度上由于这一原因，尽管程颢和陆九渊学派的优秀代表人物层出不穷，但对于文职官僚候补者和他们的主考官来说，朱熹的体系却成了儒家学说的官方定本。然而，与新儒家的整体共识相比，他们在形而上学上的分歧是不甚重要的。他们全都对道教和佛教怀有敌意（尽管他们被迫窃取了大乘佛教的一些发明），而且他们也都感到，道德比形而上学更重要。他们全都谴责佛教圣贤脱离尘世社会生活，认为这是反社会的。例如，程颢和朱熹，不仅获得了各自的学衔，而且还耗费他们生命的一部分时间作一名现职文官。如果中国的新儒家能够意识到现代西方的争论，他们肯定会反对圣·方济各和菲奥雷的约阿基姆·菲奥里的观点，而赞同卡迪纳尔·乌戈里诺和伊利亚的政策。　　在日本，935－1185年间发生了权力和财富从京都的异国情调皇室向地方贵族的逐渐转移，以及随之而来的国内和平转变为国内混乱。首都的社会秩序越来越经常而野蛮地被附近佛教寺院的武装力量的入侵所扰乱。宗室出身的两大地方豪族平氏与源氏之间的内战，于1185年以源赖朝的胜利和他以镰仓为基地对全日本实行实际统治的确立而告结束。镰仓位于关东（主要岛屿本州中一块最大的稀见平原）西南端以外。皇室和它的深奥精致的文化被允许在京都存在，但是京都政府的实际权力却被剥夺了。事实上，至少早在858年，京都的皇室就已为属于藤原家族的摄政者所控制。1199年源赖朝死后，镰仓幂府将军的摄政权于1203年为北条家族获得。北条氏一直掌权到1333年，并把源赖朝所创立的政体有效地维持到1284年。　　从1185年到1284年，日本被有效地统治着，这在以前是从未有过的。国民生产总值增加了，尽管分配的不公平也同时增加了。日本在这时有一个强力的政府是幸运的，因为蒙古人于1274年入侵了日本，在1279年完成了对宋帝国的征服后，又于1281年再度入侵日本。这两次战争中，风暴帮助了英勇的日本人，严重破坏了侵略者的船舰。1274年，蒙古远征军人数很少，仅仅经过一天的战斗就结束了它的进攻。1281年，侵略军的规模很大，进攻持续了两个月之久。打退蒙古人对日本的这两次袭击，同公元前5世纪打退波斯对欧洲希腊的两次袭击、穆斯林阿拉伯两次围攻君士坦丁堡的失败一样，对人类历史有着重大影响。镰仓的军人政府，比京都的文人政府更适合日本12世纪和13世纪的文化与社会状况。源赖朝和北条氏的摄政者们在镰仓坚守着幕府政体，他们的一些同代人在宗教领域中也扮演着相应的角色。通过中国和朝鲜传入日本的最早的大乘佛教种类是深奥难解的形而上学--尽管这些教派的一些僧侣在他们于日本土地上的实践中变成了粗野的穷兵黩武者。12和13世纪，佛教以简洁的形式呈现于日本人面前，在较为广泛的范围内被理解和认同。1191年，佛教禅宗的一支传入了镰仓。禅宗通过严谨的修行冥想达到精神上顿悟的方式，吸引着武士们。浩然（1135－1212年）和亲鸾（1173－1262年）号召民众全神贯注地重复菩萨阿弥陀佛的名字，作为死后获准进入"净土"（阿弥陀佛的天堂）的护符。日莲（1222－1282年）全神贯注于口诵《妙法莲华经》。他更近似于公元前9世纪的以色列先知以利亚和以利沙，而不是任何佛教先圣。日莲反对所有的其他佛教宗派，积极介入政治，陷入了与幕府的纠纷，但他却由于宣传抵抗蒙古而赢得了盛名。直到20世纪70年代，所有这些12世纪和13世纪简洁的日本佛教派别，仍有为数众多的信徒。第六十八章 蒙古人和他们的后继者　　蒙古人是一个人数很少的草原游牧民族，他们的祖传牧场位于欧亚大平原的最东北角。公元13世纪，他们突然从欧亚大平原上兴起。到1241年，他们已经攻克了他们面前的所有地区，向西推进到了奥得河和亚得里亚海的东北岸。1260年，他们侵入叙利亚。1297年，他们占领了上缅甸。蒙古人的进攻性征服开始于欧亚大草原的东端，深入到了所有毗连的定居人口居住的地区。1203年，当铁木真（约1162－1227年，1206年以后称为成吉思汗）成为最高统治者时，蒙古人的进攻性征服就在统一的指挥下策划和进行了。直到1259年，成吉思汗的孙子和第三位继承人蒙哥去世，这一征服才告停止。　　到1259年为止，蒙古大汗在其欧亚大平原东部的首都哈刺和林，或直接或通过使臣统治着一个以前从未有过的庞大帝国。那时，从东到西，蒙古帝国从太平洋的西北岸一直延伸到伏尔加河的源头和多瑙河下游的北岸；从北到南，从贝加尔湖延伸到越南北部。蒙古帝国还没有完全占有宋代中国的全部领土。但是，只有欧洲大陆、非洲大陆和阿拉伯半岛、印度半岛最终逃脱了蒙古人的短暂统治。蒙古人成为唯一成功地征服了整个中国的欧亚游牧民族。　　蒙古帝国在这一规模上的政治统一是短暂的（1241－1259年），但也是史无前例的。在这一政治统一未遭破坏之前，它也是强有力的。蒙古帝国使得许多区域性文明发生了迅速的相互接触，而在此前，这些文明在其发展中很少把它们彼此联系在一起，甚至很少知道同时代的其他文明，它们与同时代的其他文明只是通过传导性的欧亚大草原被潜在地联系在一起。　　公元4世纪和5世纪，匈奴人曾先于蒙古人在欧亚大草原上兴起，涌向四面八方，并把自己的统治暂时地强加于周围的一些定居民族的身上。与拔都的疆域相比，阿提拉的疆域向西更远地伸进了欧洲。厌哒匈奴人侵入了印度，并在那里建立了永久性的立足点，而蒙古人则避开了印度。其他的匈奴人与非匈奴的蛮族共同在中国北方继西晋王朝之后，建立了一系列国家。但是，这些都是匈奴族不同部分的不相关联的事业。从来没有这样一个时刻，被匈奴人征服的所有地区在政治上统一起来。然而在另一方面，从1241年到1259年，用政治术语说，整个欧亚大平原的"陆地海洋"成为了蒙古人的"陆地内湖"，环绕四周的是各种定居居民在蒙古帝国统治下的一统天下。在这些年代里，欧亚大平原始终被有效地管辖着，效率很高的驿站组织使大平原的传导能力由潜在变为现实。　　驿站组织的首要目的，是使蒙古贵族一接到通知就能参加在哈刺和林举行的蒙古部族大会。这一设施同时也从四面八方把从属的定居民族的君主，战争的俘虏、自愿的冒险者（有技能的工匠、商客、蒙古行政官职的候选人）以及来自独立国家的使者，送到了哈刺和林。例如，在1254年，西里西亚亚美尼亚的海顿国王动身前往哈刺和林。而在他之前，他的兄弟康斯特布尔·森帕德特已于1247－1248年间先他而去。西里西亚亚美尼亚曾心甘情愿他屈从于蒙古人的统治，它也是唯一真正试图抓住机会，利用蒙古人和西方基督徒的联合统一行动，以粉碎伊斯兰世界的黎凡特地区的基督教国家。1245－1247年，一位名叫卡皮尼的天主教圣方济各会的修道士，作为教皇英诺森四世的使者，往返于里昂与哈刺和林之间。1253－1255年，另一位圣方济各会的修道士勒伊斯布鲁克的威廉，作为热衷于十字军东征的法兰西路易九世的使者，从阿卡来到哈刺和林，然后回国。可是在这两个来自西方基督教世界的使团之后，无论西方人还是蒙古人都未继续采取任何有效措施。而伊斯兰世界尽管一度曾处于它有生以来从未遇到的巨大危险之中，但它仍然幸存下来。　　穿越那一度秩序井然的欧亚大平原的使团的往返，其文化上的作用远较政治上的成果重要得多。勒伊斯布鲁克的威廉描述了复活节后不久他在哈刺和林所见到的大群的基督徒，他们来自许多不同的地区、不同的教派和不同的民族。1251年，忽必烈（成吉思汗之孙，他的第四个汗位继承人）奉其兄、当时的大汗蒙哥之命征服宋朝。1279年，忽必烈作为蒙哥的汗位继承人，完成了这项任务。公元4世纪时，蛮族曾征服了中国北部。如同他们的蛮族前辈一样，蒙古人也不情愿通过信奉儒家学说的中国文人来治理中国。4世纪时中国北部的蛮族征服者得到了佛教徒、汉族及异族人的支持，而中国的蒙古人（元）王朝的忽必烈及其后代则得到了穆斯林与基督徒的支持。　　忽必烈征服宋帝国的战略，与公元前4至3世纪秦国征服楚国时所采用过的战略是一样的。在直接进攻宋朝的国土之前，忽必烈从四面包围了它。1253年，他征服了泰族人的国家南诏，并把它并入了中国的云南省。忽必烈在那里的代理人，是来自中亚的蒙古人统治下的穆斯林。他们在云南建立的穆斯林社区一直留存至今。1275年，在中国有3万名来自高加索北部山地信奉东正教的阿兰人在忽必烈手下服务。威尼斯人马可·波罗普作为一名行政官员，在中国为忽必烈供职约达17年之久（约1275－1292年），而来自河间地区的穆斯林赛典赤·瞻思丁则在1274－1279年之间为忽必烈供职。他为忽必烈组建了中国的一个新省--云南省。与同一时期穆斯林的影响不同，中世纪基督教在中国的影响有如昙花一现。无论在云南还是在中国西北部，伊斯兰教都扎下了根。与此相应，作为1220－1257年间蒙古人征服伊朗的后果，中国的艺术则长久地影响着伊朗的艺术。　　忽必烈在中国的穆斯林和基督徒的兵士与行政官员来自远方，但蒙古人从他们的征服事业开始时起，就从当地征用有才能的人和工匠，而这也被认为是他们所以能取得轰动一时的成功的原因之一。象穆斯林阿拉伯世界和斯堪的纳维亚的骤然兴起一样，蒙古人的兴起也是突发性的。然而，同样与前者一样，其也是邻近文明的刺激性影响在此前长期持续传播所突然产生的后果。　　最迟从公元前4世纪开始，欧亚大平原东端的游牧民族就已同中国北方的燕国发生了直接的接触。如果用一道线把中国与北方大平原划分开，那么从公元10世纪开始，在这道线的西北段跨境而建的藏族－汉族国家西夏，在这道线的东北段跨境而建的契丹（辽）帝国，以及它的后继者女真（金）帝国，就成为文明传播的途径。通过这些途径，中国的文明越过那些半中国人建立的帝国的草原边疆，传播到了独立的游牧民族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