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卫创建帝国所获的一个重要而持久的成果，就是迦南地区的犹太人与以色列人在政治、文化上的同化。这些地区都处于以色列人的部落之间，在此之前一直保持着各自的政治独立。在这些地区中，最重要的文化城市是犹大国的前杰布西特人的都城耶路撒冷，经济上最有价值的则是埃斯德赖隆平原，它成了以色列王国的经济心脏地区。也许在反抗菲利士入侵者时，那些生活在叙利亚内地的迦南人曾与以色列人并肩战斗，或许他们仅仅是被大卫建立的军事强国所压服，无论如何，大卫吞并这部分迦南人的领土、与独立的腓尼基的迦南人城邦国家构成缓和，为犹大人与以色列人的同化做了最后一项工作。从公元前10世纪起，以色列和犹太在叙利亚新型的后民族大迁徙社会中实现了彻底的合作，而今这一社会已变得与众不同。　　菲利士人和犹大人的帝国都不过是过眼烟云；与此同时，迦南人取得的文化、经济成就却是历久不衰的。当菲利士人和犹大人在为帝国兴衰而奋斗时，腓尼基人则正致力于字母系统的发明。由于生产出了不少供出口用的工艺品，他们还发展了一种混合型的经商艺术，其风格颇具埃及色彩。提尔国王希兰在工艺、技术上向所罗门提供了援助，这正是所罗门在耶路撒冷建造一座宏大的庙宇所需要的。两位国王还在印度洋上合作开辟了一条海上商路，它以所罗门在亚喀巴湾顶端的港口为基地。此时，阿拉伯人已经驯养了骆驼，这一时间晚于希伯来人和阿拉米人进入叙利亚的年代，不过骑骆驼的游牧民族冲出阿拉伯、侵袭叙利亚的有史可考的日期，肯定是在公元前11世纪初期。驯养了骆驼之后，阿拉伯大平原上的游牧民族在其定居的邻人眼中，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令人生畏。不过，正是驯养骆驼这一业绩使人们能更容易地穿越大平原，它的后果之一便是不断扩展了叙利亚文明的范围，使它越过了阿拉伯，一直到达半岛最南端富饶的高地。　　希兰和所罗门开辟通过红海进入印度洋的海上商路，从而使也门在文化上并入叙利亚一事成为定局。我们不知道示巴女王是否真的访问过所罗门，不过即使这个著名的故事并非史实，叙利亚和也门似乎仍是从公元前10世纪开始发展相互间关系的。显然，红海在长达2000年中一直作为埃及内海之后，它又成为叙利亚的内海。　　所罗门王国的分裂并未使后继诸国之间停止贸易往来。以色列王国和大马士革王国相互竞争，他们经常因外约旦的争议地区开战。这些战争都不是决定性的，胜利经常在双方间易位，战胜一方得到的奖赏便是在对方领土上建立永久的商贸关系。当大马士革占上风时，它强迫以色列在其都城撒马利亚为大马士革商人划出一个区域，后来，当以色列打败大马士革时，它也强迫大马士革为以色列商人划出一个区域。不过，所罗门王国分裂之后，从提尔到亚喀巴湾之角的可能性便很小了，这或许正是腓尼基人从地中海西部地区为海上扩张而寻找新的出海口的原因之一。　　在公元前10世纪末叶，以色列人和犹大人都开始创作书面文学作品，作品按迦南语的发音用腓尼基字母写成。犹太人的文献包括一大批种类各异的作品，其中包括神话、礼拜仪式、世俗诗歌、历史、法律、寓言格言、先知语录。关于大卫和所罗门行止的历史记述，显然是以几乎是随时写下的官方记录为基础的，先知的言论则可能是由其门徒笔录下来的，而非他本人亲自写成。像《以赛亚书》这样一部声望很高的箴言录，或许后来由许多快名作者假托先知之名不断加入新的内容。《托拉》的历史部分和先知箴言实际上是以色列人和犹太人的早期文学作品。不过，即使在先知言论的真实记录（基本是本人亲自写的）中，也有许多涉及到前以色列文学的内容。今天，其中的一些已重见天日。　　《托拉》中的一些神话源于苏美尔，如洪水的故事。它们是通过阿卡德人和迦南人传来的，所谓《摩西法典》，其实是苏美尔－阿卡德法律大全的翻版。迄今为止，人们已经发现了巴比伦、亚述、赫梯人的法律文件。巴比伦人的法律是由汉穆拉比编纂的法典。在乌加里特文书中发现的公元前14世纪的腓尼基文学作品可以证明，《诗篇》颇具迦南人赞美诗的古风，《箴言》的第八、九章也源于迦南。该篇中再现的其他箴言几乎一字不漏地抄自一部埃及著作《阿门内莫普的教诲》。这部《教诲》也许是受了更早一些时候同一类型埃及文学作品的影响，在公元前14世纪写出的。我们还可以猜测，是腓尼基人把这些埃及箴言传给以色列人的。边界基列①的以色列军队中策动了一场哗变，以反对亚哈的儿子纳兰国王。以利沙派他的一个门徒为一位地方长官耶户施徐油礼，使之成为国王。有了合法地位的耶户赶到耶斯列，约兰国王正在那里养伤。耶户杀死了约兰本人、他的母后耶洗别和已故国王亚哈家族的全体成员以及他的亲信，同时罹难的还有一些来访的犹大支派大卫家族的成员和所有信奉西顿之神巴力的以色列人。　　由以利沙策划的耶户"清洗"亚哈家族一事，证明了叙利亚先知的力量。对国王来说，这些先知令人望而生畏，他们的癫洗被看作是领受到神旨的象征，以至于一个敬先知如神的国王敢于冒天下之大不进。另一方面，先知也不惮于采取政治行动。以利沙在以色列策动起义之前，已在大马士革策动了一场革命。关于叙利亚先知最早的记载中（即大约公元前1060年文·阿曼在比布鲁斯的见闻），先知干涉了文·阿曼的事情。亚哈和耶洗别虽然用公共开支供养了一大批先知，仍然未能使信奉耶和华的先知们俯首称臣。一个叙利亚君王对于每个活着的先知是否都能听命于王权一事，总是没有太大把握。　　公元前11世纪，除去耶洗别事件中的西顿先知外，比布鲁斯先知是唯一的非以色列、非犹大先知，对于这些人，我们几乎一无所知。这是我们在研究叙利亚文明史时一个令人遗憾的学术上的断裂。在公元前11世纪以后，在以色列、犹太以外的叙利亚其他社区中；肯定仍然还有先知在活动。先知象商人、王室新娘、王室新娘故乡的神抵～样，可以跨越政治边界。虽然以利亚反对西顿先知在以色列活动，他本人却在西顿的领土扎勒法活动。边界基列的以色列军队中策动了一场哗变，以反对亚哈的儿子纳兰国王。以利沙派他的一个门徒为一位地方长官耶户施涂油礼，使之成为国王。有了合法地位的耶户赶到耶斯列，约兰国王正在那里养伤。耶户杀死了约兰本人、他的母后耶洗别和已故国王亚哈家族的全体成员以及他的亲信，同时罹难的还有一些来访的犹大支派大卫家族的成员和所有信奉西顿之神巴力的以色列人。　　由以利沙策划的耶户"清洗"亚哈家族一事，证明了叙利亚先知的力量。对国王来说，这些先知令人望而生畏，他们的癫狂被看作是领受到神旨的象征，以至于一个敬先知如神的国王敢于冒天下之大不韪。另一方面，先知也不惮于采取政治行动。以利沙在以色列策动起义之前，已在大马士革策动了一场革命。关于叙利亚先知最早的记载中（即大约公元前1060年文·阿曼在比布鲁斯的见闻），先知干涉了文·阿曼的事情。亚哈和耶洗别虽然用公共开支供养了一大批先知，仍然未能使信奉耶和华的先知们俯首称臣。一个叙利亚君王对于每个活着的先知是否都能听命于王权一事，总是没有太大把握。　　公元前11世纪，除去耶洗别事件中的西顿先知外，比布鲁斯先知是唯一的非以色列、非犹大先知，对于这些人，我们几乎一无所知。这是我们在研究叙利亚文明史时一个令人遗憾的学术上的断裂。在公元前11世纪以后，在以色列、犹太以外的叙利亚其他社区中；肯定仍然还有先知在活动。先知象商人、王室新娘、王室新娘故乡的神祗一样，可以跨越政治边界。虽然以利亚反对西顿先知在以色列活动，他本人却在西顿的领土扎勒法活动。以利沙还有权进入大马士革。阿摩司则是一个在以色列活动的犹大先知。　　显然，以利亚和亚哈之间的问题是宗教问题。在以色列，耶和华是否不仅对外国神祗有优先权，而且还受到排他性的膜拜呢？不过，公元前8世纪先知的著作表明，在这些宗教招牌下出现了经济、社会问题。叙利亚世界各国之间在各种水平上的相互关系日益活跃，其后果之一便是对叙利亚各国国内生活带来了压力与考验，因为这些国家在经济上、社会上都是"落后"的。在这类国家中，例如在以色列王国，当地的统治集团力图照搬腓尼基人的生活方式，即使商业对农业占优势，财富的权力对习惯的权力占优势。结果是，在以色列这类国家中，不利于占人口多数的穷人的财产分配，引起了一个几乎是革命性的变化。在先知阿摩司的著作中，这一点反映得很清楚。阿摩司活跃在公元前8世纪上半叶。　　到阿摩司活动的时代，腓尼基人第二个成就更激化了叙利亚世界的社会危机。在公元前11世纪，腓尼基人已发明了字母，在公元前827－前745年间，亚述人的入侵一度放慢了速度，腓尼基人便乘机开始与撒了岛、西北非和西班牙南部通商，并开始在地中海西侧盆地的南岸开发拓殖地。这个经济成果也许已给腓尼基各国招来了社会麻烦。阿摩司的著作则证明了以色列社会的大动乱。受到阿摩司痛斥的社会弊端也许正是以利亚反抗亚哈和耶洗别的原因之一，或许意味深长的是，以利亚的家乡是外约旦--这一地区的游牧习俗尚未完全被定居农业所压倒。在公元前9世纪，每一个蒂什比特人都会为耶斯列和撒马里亚感到震惊，更不用说提尔和西顿了。　　以色列、犹大先知的名言已被保存在有关宗教、国内社会正义、国际关系的著作中，这3个问题是一个问题衍生出来的几个方面。光阴荏苒，物换星移。难道我们应当使自己听任于这个我们所无法改变的令人痛苦的事实吗？第十八章 希腊文明（约公元前1050－前750年）　　在大约公元前750年以前的300年里，叙利亚人已经发明了字母系统。勘察并移民开拓了地中海西部沿岸，创作出了许多著名的文学作品，其中包括最古老的见诸于文字记录的先知箴言。即使希伯来人和阿拉米人在他们拓殖叙利亚时期还没有书面语言，那么在这之后，他们很快就从周围的迦南人那里接受了一种新的文字。从苏美尔手稿中我们可以得到证实，迦南人起初一直在使用阿卡德语，直到他们在一部为自己而创作的新的手稿中，才开始使用他们自己的语言。相比之下，希腊人在大约公元前1200年的大灾难之后，便显然停止使用乙种线形文字了，直到大约公元前750年前后，他们才从腓尼基人那里接受了字母系统。因而希腊人采用字母系统要比希伯来人和阿拉米人晚两个世纪。在大约450年中间，希腊人没有书面语言。　　从两种意义上说，这450年是爱琴海地区历史上的黑暗时代。它既没有留下本地语言的文字记录，与此前的米诺斯--迈锡尼时代和此后的希腊时代相比，其物质文化也处于一种衰败状态。插入那两个时代之间的这个黑暗年代中，希腊人在黑暗中摸索着走向希腊文明最终所达到的最卓越的成就。陶器制作中原几何和几何学风格的发展，奏响了希腊各种类型视觉艺术的序曲；希腊口述史诗的发展，开启了整个古希腊时代希腊文学和由此而产生的拉丁文学的序幕。在这个黑暗年代中，爱琴海地区城邦政治体制的发展，并非是希腊人的特殊贡献。早在2000年前的苏美尔，就已产生了城邦，而至少有一个叫作比布鲁斯的腓尼基城邦，其历史与尼浦尔、乌鲁克和乌尔同样的古老。尽管如此，城邦的特有形式却是在迈锡尼时代的国家衰落之后，在爱琴海经希腊人之手渐臻成熟的，这种形式最终成为整个地中海区乃至幼发拉底河以东地区的标准形式。　　迈锡尼时代乙种线形文字文献的释读，将迈锡尼时代与希腊时代希腊政治体制之间的巨大差异，展现在人们面前。迈锡尼时代的希腊国家，是苏美尔和阿卡德帝国以及法老埃及的微型复制品。它们由一个由受过教育的人组成的专业"机构"，实行官僚式的管理。但是，它们都过于小又过于贫穷，因而要支撑这套外来的上层行政机构，常感力不从心。这些臃肿的上层机构，明显成为它们衰落的原因之一。在它们的废墟之上建立起来的城邦，更适应于这个地区的经济现实。我们在整个希腊罗马的历史进程中所看到的那种典型的希腊城邦，是一种领土有限的小型农业公社，从位于中心区的市场和要塞步行到边境，大约只有半天的路程。这种公社在经济上基本上是自给自足的，它与外界维持着最低限度的贸易，其国内政府机构也很简单。最初，公共职务是不付报酬的，政治权力国此而被较为富有的土地所有者所把持。　　一个迈锡尼国家与一个古希腊城邦之间的区别是十分显著的，但是，就政治发展水平而言，却明显存在着历史递进关系。迈锡尼时代希腊的公共管理，似乎是对巴比伦、赫梯和法老埃及的刻意摹仿；希腊时代希腊的公共管理，看上去就像是该地区的政体形式自然而然地适应于当地的经济现实似的。另一方面，陶艺中原几何风格的出现，似乎又像是一种着意的新发展。陶艺装饰图案中采用的抽象格调，完全抛弃了米诺斯－迈锡尼陶艺的花纹图案中以植物和动物为主的传统。大约公元前1050年前后，原几何风格在雅典地区突然出现，并从这里迅速传向四方。不过，在希腊各地，这种原几何风格以及后来的几何风格，都明显地发展成为独立的地方风格，也是在公元1050年前后的雅典，与陶艺中采用原几何风格同样突然的是，土葬为火葬取代而成为标准的丧葬方式。在同一时期，铁取代了青铜而成为制造工具和武器的通用金属。这些技术和艺术风格的突然变化同时发生是引人注目的。难道这表明了一种人文的变化，抑或仅仅是一次时尚的变迁？迄今为止，对于这个颇有争议的问题，考古学尚未拿出可以得出最终答案的证据。　　原几何风格--这种陶艺装饰新风格的创造，或许是因为采用了把多枝画笔缚在圆规上的新技术所产生的。这种方法并不是雅典人的创造发明，其也许是雅典人从塞浦路斯人那里学来的，因为那时塞浦路斯与雅典地区相互间时有联系。尽管如此，制陶艺术中技术方面的原几何革命尚不是最重要的事情。更为重要的是美学上的革命性变化。原几何风格的雅典花瓶工匠和画匠，把花瓶的装饰与形状联系起来；在设计外形时，他们主要的关切点之一便是和谐；他们以高雅的方式表达出简洁的基调，从而创造出艺术效果。原几何和几何派希腊艺术的这三个与众不同的特点，在以后古希腊所有各个历史时期中，一直是古希腊所有艺术流派的共同特征，只是到了古希腊历史末期才有例外。希腊艺术家对于和谐的注重，可以通过原几何风格最后阶段中，他们用人体和马的图案装饰几何风格的花瓶这种创作思想得到阐明。当时，这种在雅典地区占据统治地位3个世纪之久的抽象风格，正受到叙利亚艺术作品影响的挑战，它们以人和动物的图案作装饰。显然，原几何风格的花瓶画匠们不愿意采用无论任何形式的生物图案，以免使他们设计中的和谐受到破坏。但是，他们最终还是采用了它们。他们把这些生物图案"几何化"了，以便使之与他们原先的格调相协调。这种抽象的生物图案的创作，恰恰证明了希腊艺术家们对于和谐的注重，而绝不是他们艺术才能低劣的证明。　　在视觉艺术以及雅典地区后迈锡尼黑暗时代的政治制度中。希腊人摈弃了迈锡尼传统，就像是陶工与他的同僚花瓶画匠故意与它决裂似的。黑暗时代的口述诗人也意识到了迈锡尼的传统；但他关注的并不是与之决裂，而是去维护它，因为他所能写入他诗歌中的社会背景不会让他的听众认为是不可理解的，而诗歌的听众们一代又一代地生活在一个缓慢而持续地变化着的社会中，在每一代人中，诗人的听众都既需要诗歌的古韵又要明白易懂，诗人必须同时满足这两种需要。诗人头脑中幻想出来的世界，是一系列真实世界的虚构混和体。诗人把迈锡尼生活的所有速进阶段，合并为一幅虚假的单一画面，他把这种只有部分真实性的迈锡尼传统的记述，与迈锡尼黑暗时代后继者的新一代人的生活风貌合而为一。这种作品是一种精心杰作。创作者必须富于创造才能，从这些互不相干的素材中，创作出使他的听众信服并乐于接受的和谐的艺术作品。　　这些对诗人艺术和心理能力的要求是难于对付的，而且诗人的创作任务还因严格的技术性问题而加重，因为他必须依据一套复杂的格律，即席创作诵读他的诗歌。诗人解决这一技术性问题的办法，是创作并熟记大量的格律定式。史诗中每一位英雄的名下，都有一个相应的韵律，这个韵律在希腊语名词的五种格的每种格里，都与这位英雄众多称号中的每一个相契合。这个技术性的方法，可以使一位诗人每逢盛大的场合，能献上格律正确的六韵步诗歌，使他在这种场合中得以扮演一个引人注目的角色。这些诗歌在每次演出时都是即兴创作的，但这些即兴创作诗歌的绝大多数韵律，却是预先构想的。无疑，一种新的韵律时常是在某次演出过程中创作出来，然后为同行们接受，加进大家共同的剧目中。但是，诗韵的即兴创作肯定要大大少于口头诗歌的即兴创作。诗人把原先创作并已熟记的韵律事先编排好，届时再用于诗歌的即兴创作。　　在到大约公元前750年为止的300年里，古希腊时代希腊口头诗歌、视觉艺术和政治制度的逐渐发展，若与希腊人同时期的叙利亚人在相同的300年间所取得的成就相比，则显得无足轻重。在后迈锡尼黑暗时代里，希腊人所取得的成就，其重要性只是在人们回顾起它所产生的结果时才显承出来。公元前8世纪间，叙利亚人就在遭受亚述军队最后的致命一击而被征服之前，把腓尼基人的字母系统传给了希腊人，从而使古希腊文明发生了突然的革命性飞跃。在这份厚礼之后接踵而来的是腓尼基人商业技艺的传输--希腊人和埃特鲁斯坎人学会了把某种贱金属溶入黄金的技艺。第十九章 印度文明（约公元前1000－前600年）　　我们已经谈到，在印度河文明时期的文字释读出来以前，我们对这种文明的了解完全依赖于一些不会说话的文物，对其年代的测定则取决于在伊拉克发现的印度河文明遗物，这些遗物在苏美尔－阿卡德文明废墟下埋藏的地层的年代是可以测定的，可以证明的是，印度河文明最晚在公元前1500年左右仍然存在，但这个最后年限是不确定的，我们也无法弄清继印度河文明之后出现的印度文明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出现的。公元前6世纪'后半期以前的印度政治史没有留下什么记录，佛陀乔答摩·悉达多在世期间（约为公元前567－前487年间），这段历史的记载是附加在对佛陀生平的记载中的；而且这种记载在一定程度上与传说混在了一起。从印度河文明的衰落到佛陀的悟道成佛可能有1000年之久。能够说明这段历史的只有一些凤毛麟角的文物。这1000年印度世俗历史的考古学证据仅限于一些年代不同、时断时续的陶器碎片。　　相比之下，佛陀诞生以前时期的印度文明在宗教方面却拥有大量富于启发性的史料，而宗教是人类一切经历和活动中最为重要的一种。印度教经文的年代是很难确定的，在形成文字以前，它们不知道经过了多长时间的口头创造和传诵。但口头传诵可能是准确的，因为礼拜仪式是否灵验就取决于是否能够准确地引用经文。而且，尽管我们难以确定印度宗教文献的发展经历了多少年代，也难以推测其最早的流派出现于何时，但我们还是能够分清这些文献各种流派的先后次序。最早的流派文献是《吠陀》，这是一部在礼拜仪式上引用的圣歌和咒语的汇编。礼拜仪式包括仪式上的一些动作、姿态和套语。其后的流派是一部关于礼仪活动的专题论文汇编《梵书》。印度文献这两种最早的流派与其他地区没有什么区别。其他地区的古代社会也有类似的口头或书面的宗教文献。　　在这一时期，印度人主要关心的是劝服或迫使神祗实现崇拜者的愿望。印度人与赫梯人、希腊人和斯堪的纳维亚人一样将他们的神祗排列在众神殿内。这些印欧语系民族的众神殿可能都是从一种苏美尔模式起源的。对许多民族来说，按照正当的仪式对一系列神祗顶礼膜拜就是贯穿其宗教历史始终的内容。但在《森林书》和《奥义书》中，印度人却在进一步探讨人类在其中获得意识的宇宙的奥秘。他们扪心自问，终极客观实在的本质是什么？人类灵魂的本质是什么？人类灵魂与终极客观实在的关系又是什么？他们认为，灵魂（我）与宇宙中和宇宙之外的终极客观实在（梵）是不同的，通过反省就可以直觉到各种不同。这种直觉用3个梵文字眼来表达：Tattvamasi，即"那就是你"或"你就是那"--"你"就是一个灵魂，"那"就是终极客观实在。　　这已经是印度宗教的第二个阶段。它是第一个阶段的惊人后果。在第一个阶段，印度人关心的是宗教的外在方面；在第二个阶段，他们从膜拜仪式转向沉思冥想，而且，在对宇宙的精神领域的探索中，他们走得很远。　　我们可以通过一个个阶段积累下来的宗教经典追踪印度宗教的发展过程。每个阶段都把这些经典传给下一代。但对印度社会结构的发展只能通过一些并非当时留下的迹象来推测。印度社会独具特色的制度是种姓制度，现在译为"种姓"的梵文词汇"瓦尔那"意为"颜色"。这表明，种姓制度起源于操原始梵语的入侵者把自己与被征服的当地居民在种族上隔离开来的企图。当地居民在肤色以及风俗习惯上肯定都与入侵者不同，入侵者的种族隔离政策是很严厉的，我们可以推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当地人"在数量上超过了入侵者，在文明程度上也远远地超过了他们。"当地人"是印度河文明的继承者，而入侵的雅利安人则是一种野蛮人。　　征服者使自己与被征服者保持严格隔离的企图，对占统治地位的雅利安社会内部的阶级结构产生了影响。雅利安人也象世界上其他很多民族一样分为3个阶层：武士、祭司和平民。与其他民族一样，这些雅利安人阶层是世袭的，但在雅利安人作为印度的统治种姓定居下来之后，其内部的阶层分化也变得与雅利安人和"当地人"之间的分化一样地极为严格。祭司（婆罗门）逐渐夺走了武士（刹帝利）的地位而成为最高阶层。由于武士阶层仍然掌握着财富和政治权力，这可以说是一个了不起的成就。因此，占统治地位的雅利安社会内部的阶层分化变得和统治社会与"当地人"之间的种姓分化一样一成不变，结果导致印度社会分化为4个种姓而不是2个种姓，最高的种姓是祭司而不是武士。随着印度社会的扩大，4个种姓中的每一个种姓又分成无数的亚种姓，这一方面是由于征服行为仍在继续，另一方面是由于"当地人"与4个基本种姓相结合而被其中的1个种姓同化。　　雅利安人从欧亚太平原进入印度之后的第一个落脚点，可能是印度河流域。《吠陀》一书中的地理资料似乎表明，在《吠陀》成书的时代，这一地区就是雅利安人的安身之处。到佛陀时代，印度世界的地理中心转移到朱木拿河--恒河流域中段。到公元2世纪，印度世界已经向南扩展到印度半岛，向东南扩展到现在的越南南部和印度尼西亚地区。印度文明的逐步扩张没有留下年代的记录。但有一件事是清楚的，即扩展得越远，同化的作用就越大，而征服和殖民的作用则越小。雅利安人的梵语及其派生语言从未传遍整个印度次大陆，而印度文明及其特有的制度，如种姓制度和梵语在祭祀中的使用却传播得更为广泛。当佛陀否定种姓制度并对不同于终极客观实在的灵魂的信仰发出挑战的时候，印度文明就诞生了一种广为流传的宗教，它迷住了整个东亚。第二十章 中国文明（公元前1027－前506年）　　周朝的统治延续了将近1000年，在前250年中，中华大地可能比此前的商代稳定得多，也显然比随后结束于公元前221年的5个世纪稳定得多。那一年，秦始皇实现了中国政治的真正统一。周朝统治的前250年中，有大约70到90个诸侯国。它对诸侯国的控制是松散的，但在事实上又是有效的。诸侯中有大约三分之二是周的同族男系亲属，而且周族的所有分支都感到有必要团结在一起，以维持他们对于被征服的商族和其他非周族部族的支配地位。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效忠周天子的动机逐渐减弱了，而且在周王朝公元前771年的灾难之后，诸侯便很难摆脱了控制。　　那个时期，由于再分封的进行，诸侯的数目增加到了大约300个。周天子权力和威望的丧失，使他们成了名义上的诸侯。实际上，他们的行为象国王一样，甚至相互争战。公元前8世纪末之前，诸侯国之间的战争就已开始，一直延续了500年之久。在中国历史上，这一时期战乱频繁，而此前和此后却是相对和平的时期。而且，这5个世纪中，前一段时间与后一段时间又有着显著的不同。　　公元前506年以前的2个世纪里，战争连绵不断，由于战胜国兼并被征服的诸侯国，中华大地上诸侯国的数目从大约300个减少到了不足20个，其中包括洛阳附近仍由周天子直接统辖的残留领地。这时的周天子，只是形式上的天下共主。然而，除了人口稀少，在诸侯争战的头两个世纪里，生活仍然是安定的。在这一阶段，武士们是使用战车进行战斗的贵族；他们的职业使他们面临着机遇和变化，但是，战争所得以进行的武士制度又使得他们难以利用这些机会和变化。农民是贵族之外唯一的社会等级，还没有征募他们去服兵役；而且，尽管他们没有多少机会进入生活不稳定的社会阶层，他们还是被牢牢地固着于自己的份地上，为了自己的生存，也为了武士领主而耕种土地。直到此时，中国的社会结构都建立于传统的身份制之上。直到此时，唯一的竞争还只是贵族之间的军事争斗。还没有任何经济竞争，尤其是土地还没有成为可以买卖的商品。　　公元前5世纪到前4世纪，中国的社会生活开始发生变化，不仅贵族的生活，而且全体人民的生活都变得没有保障了。孔子（公元前551－前479年）目睹了这一变迁的开端，他的哲学，以及他向弟子们传授的教义，都是最早的由中国社会变迁所引发的思想反映。　　商代中国与孔子时代的中国最重要的不同就是疆域的不同。在商代，中国的领域局限于北方的黄河下游平原以及黄河西岸渭河流域的关中地区。渭河是黄河的支流。到了公元前500年，中国的领土向南方和北方都有了拓展。在南面，它已包括了淮河流域和汉水流域，以及长江下游的低洼地区。这块南部新添领土上的土著居民不是中国社会的原有成员，但他们在种族上与中国人有相同的血缘关系，他们的母语与汉语有着密切的关系，而且他们一直采取中国人的生活方式。所以，他们日益卷入了中国的强权政治。同时发生的中国领土向北方和西北方的扩展，使得中国人与欧亚大平原上的游牧民族发生了直接的接触，在这里，中国人遇到了不可同化的异族。这些游牧民族不仅不讲汉语，而且有着与中国人不同的生活方式。到了中国的农民与欧亚大陆的游牧者相互发生冲撞的时期，两个社会之间不相容的生活方式已经变得凝固化了。第二十一章中美洲文明和安第斯文明（约公元前800－前40O年）　　在第15章中我们已谈到了位于已知的最古老遗址圣洛伦索的中美洲奥尔梅克文明的历史。当这一文明在圣洛伦索毁于暴乱之后，它在靠近墨西哥湾海岸的两个地方继续保存了下来，一处是位于沼泽之中的一个小岛拉文他，另一处是位于热带雨林中的一片空地特雷斯萨波特斯。在这两地都重新出现了圣洛伦索的不朽建筑和艺术。　　拉文他同在它之前的圣洛伦索一样也毁于暴乱。奥尔梅克人显然是一群侵略成性的征服者，最终必然要招致野蛮的反击。与圣洛伦索不同，在拉文他和特雷斯萨波特斯，举行仪式的中心并不是有人居住的永久性的城市居住地。特雷斯萨波特斯存在的时间比拉文他长，中美洲最早的书写文字就是在该地发现的。这是一种象形文字，后来居住在危地马拉和尤卡坦的马雅人就使用这种文字。这些文字，包括特雷斯萨波特斯发现的那部分在内，有些是年代的记录，它们的数值已经被释读，但还不能肯定所有的中美洲象形文字都是记载年月的。其中有些字表示的可能不是数字而是仍然有待于释读的表意或表音符号。　　最早的安第斯文明大致与拉文他和特雷斯萨波特斯的奥尔梅克文明处在同一时期。这一安第斯文明产生于查文的核心美洲文化的"形成阶段"。查文位于安第斯世界中央高原的西北端。查文文明的外在明显标志是永久性的建筑和雕塑，它们与奥尔梅克文明中的建筑与雕塑一样，显然也是一种宗教的物质表现。与奥尔梅克文明同样，查文文明最有特色的象征性主题是一种介于美洲虎（在秘鲁或许是美洲狮）和人之间的怪物。这两个文明都同样具有这种猫科动物的艺术主题，两者显然是彼此独立地脱离了核心美洲文化的"形成阶段"，秘鲁、中美洲和两地之间的中南美洲地区都经历了这一阶段。但是这两地之间的地区并没有产生自己的本地文明，查文文明与奥尔梅克文明不仅在地理上互相隔绝，它们的风格和建筑也彼此不同。　　奥尔梅克人发明了一种无疑是表示日期、或许也表示观念和词汇的文字，不过还没有毫无争议的证据能证明在前皮萨罗的安第斯世界的任何部分已发明了文字。另一方面，安第斯各民族在查文时代至少已经掌握了一种金属即黄金的用法，而中美洲各民族在冶金方面似乎并没有独立的发明。他们是在中美洲历史的晚期阶段从安第斯世界学会冶金术的。　　据我们所知，查文文明与奥尔梅克文明从未互相接触过，但它们都从自己的发源地传播到自己"世界"的其他部分，尽管即使在自己"世界"的范围内它们也从未成为世界性的。奥尔梅克文明向西发展到墨西哥高原、向南发展到太平洋沿海平原和今属危地马拉的高地。查文文明从安第斯高地向西南发展到相邻的太平洋沿海平原，并经此向东南传播到太平洋沿岸一个又一个河流流域。奥尔梅克文明的传播至少是部分通过军事征服实现的。而同一时期查文文明的传播似乎是和平的。　　这两个文明的扩散，即使在各自的范围内，也是一个引人注目的成就，因为它们实际上是形成期中的核心美洲文化更早和更广泛的扩散。核心美洲的中美洲和安第斯地区文明兴起的一个原因是各种自然景观在整个核心美洲、特别是在这两个地区的同时存在、互相并存，但在构造、高度和气候上却又完全不同。　　大西洋和太平洋沿海低地的中美洲气候是热带气候，而在高原则是温带气候。在大西洋一边的墨西哥湾海岸周围和内陆低地，干旱的尤加坦半岛南部是危地马拉北部的热带雨林，西部和西北部是今日墨西哥的塔瓦斯科州和韦拉克鲁斯州，而在北部与这一沿海热带雨林地带接壤的是一条将其与德克萨斯沿海绿地隔开的沙漠。中美洲沙漠连绵于两个海岸之间，横卧在两海岸之间的高原上，只有在最西端的山脉东部山坡，才有一条狭窄的可耕地带。这块沙漠的高原部分还在接着从南墨西哥延伸到中美洲的适于农耕的高原。　　在安第斯地区，自然景观的差别更为明显。高原和突出在高原之上的山脉海拔更高；高原盆地之间彼此隔绝的情况比中美洲也更为突出。寒冷的洪堡冷潮与海岸线平行向北流动，它使秘鲁沿海平原气候温暖，同时也使它干旱无雨。结果沿海平原成了其间偶而间隔着一条条绿地的沙漠。这些绿地都分布在从安第斯山脉流向沿海的河流两岸，大部分河流都很短，水流量也有限。可以通过灌溉来尽力耕种这些河谷流域，但在另一方面，太平洋沿岸不可耕作的沙漠地带也可为贝类和鱼类采集者及渔民提供生计。这些彼此邻近但又多样化的地理环境为人类社会提供了机会，使人们能够找到不同的方式让非人的自然来为人类服务，这些不同的经济产生了不同的生活方式。它导致各社区之间建立起商业和文化联系，这些社区彼此存在很大差别，但互相又没有失去往来。这些联系在文化上具有推动作用。但它们在地理上又是困难的，因此中美洲和安第斯世界在哥伦布之前的文明史就是两个时期的不断交替：在第一个时期每一地区自然区划中的居民生活在相对隔绝的状态，而在第二个时期起源于某一地区的文明又传播到了其他地区。奥尔梅克文明和查文文明就是一种文化传播的最早的例子。在安第斯世界，反复出现的文化传播比中美洲文化相应的传播扩展得更远。考虑到安第斯世界中文化一致性和政治统一性的自然障碍更为巨大，这一成就的确是非凡的。第二十二章 亚述军国主义的最后一搏与同时期欧亚大平原上的异军突起（公元前745－前605年）　　公元前14世纪，亚述摆脱了米坦尼的统治，作为一个军国主义强国再度崛起。在随后的4个世纪中，亚述在既无目标又无建树的突袭之中发泄它的军国主义的狂热，但这类突袭根本不可能达到长久控制一个地区的目的。至少是在大约公元前1250－前950年间民族大迁徙的最后阶段，亚述的西线受到了阿拉米人的压力。阿拉米人定居在美索不达米亚过去属于米坦尼人的地区。直到大约公元前932年，亚述人才开始进行对外扩张战争。居住在美索不达米亚的阿拉米人成了它的第一批牺牲品。正如前文所述，在公元前932－前859年，亚述人征服并吞并了美索不达米亚的阿拉米人居住区。然后，撒缦以色三世在位时期，亚述在幼发拉底河向西拐弯处的西岸攫取了一块立足之地，并开始了对叙利亚的征服和吞并。但是，创建亚述帝国的第二阶段以失败告终。到公元前745年，亚述的西方占领区角度仅限于美索不达米亚一带。旧大陆交通网上的主要"环形路"之一--叙利亚北部已处于亚述的竞争对手、乌拉尔图的胡里帝国的控制之下。　　亚述人创建帝国的方法比起埃及人来要野蛮得多，也更具有破坏性。图特摩斯三世及其继承人满足于将其宗主权强加于被征服国之上。他们允许这些国家在埃及的控制下继续存在。亚述人则将被征服国居民中的精英放逐到亚述领土最偏远的角落，被放逐的人包括技艺高超的工匠、社会及政治统治集团成员。目不识丁的农民留在原地，从其他地方来的被放逐者与他们混居在一起。被征服国过去的领土和疆界均被废除，这些地区重新划分成人为拼凑的、划定边界的新省份，由亚述官员直接统治。设计这一整套严厉的措施是为了离间被征服的各个社区，抹去其居民过去作为独立国家公民的记忆。亚述的这种政策取得了相当大的成功。例如，公元前732年吞并的大马士革和公元前722年吞并的以色列均未能重新复兴，尽管在向亚述称臣之前，这两个叙利亚国家的人民曾均有极强的民族意识--这一点曾生动地表现在他们相互发动的战争中。　　不过，亚述人自己与其外国臣民一样，也成为创建亚述帝国行动的牺牲品。由于战争伤亡和向占领区的亚述人拓殖点移民、驻防（这是另一种形式的流放），亚述本土的人口大为减少。在亚述本上留下的空白地带则由外国的流放者来填补，结果，亚述核心地区的人口中有一半是阿拉米人。此外，由于总是为日益远离家乡的战争征募士兵，强加于亚述人民身上的社会压力终于引发了国内政治动乱。　　公元前824年，撒缦以色三世去世。从公元前827年到前822年期间，爆发了一场大规模的起义。在这次大动荡中，亚述城市阿舒尔、尼尼微、阿尔比勒与其他一些省份一同揭竿而起。公元前746年，当时的首都卡尔克胡（即卡拉）起义，国王阿舒尔尼拉里五世被杀。公元前745年，王位被一个不明国籍的人占据，他自称是提革拉一帕拉萨三世。公元前722年，提革拉一帕拉萨三世身后的继承人撒缦以色五世又被出身于另一个家族的国王所继承。这个家族拥有或自称拥有一个伟大的姓氏--萨尔贡。那是16个多世纪以前阿加德王朝缔造者的姓氏。在这个王位转换时期，尚无任何关于暴力革命的记载。不过，在犹大曾有这样的记录：辛那赫里布（萨尔贡之子）被他两个儿子中的一个杀害，这使他的另一个儿子以撒哈顿为保卫自己的王位继承权而发动了一场内战，萨尔贡的两个曾孙，亚述巴尼拔和他的兄弟沙马什·舒姆乌金也以兵戎相见。在这场战争（公元前654－前652年）中，已被立为巴比伦王储的亚述嫡派王子沙马什·舒姆乌金领导了一支被压迫民族的起义者联军。亚述巴尼拔于公元前626年去世，此后直至公元前605年，亚述王位一直在暴力斗争中反复易位。公元前605年，亚述帝国最后的残迹也被清扫殆尽。　　在亚述军国主义的最后一搏之中，提革拉一帕拉萨三世及其到亚述巴尼拔为止的所有王位继承人，都试图通过控制、吞并等手段，将其帝国扩展到整个文明中心。北方的乌拉尔图人、巴比伦尼亚的迦勒底人和阿拉米人部落的反抗，挫败了他们的图谋。亚述帝王们能够也确实一次次地挫败了这些对手，但未能使他们永远丧失战斗力。与此同时，从半岛崛起的阿拉伯人和从欧亚大平原上崛起的两个游牧（也许是讲伊朗语的）民族--辛梅里安人和西徐亚人，使亚述与其各地敌人的斗争更加复杂化了。　　提革拉一帕拉萨三世重建并再次扩张亚述帝国的举措就是进攻乌拉尔图。公元前744年，他入侵了乌拉尔图的东部属国；公元前743年，又入侵了它的西部属国。在第二次战役中，他重创国王萨尔杜里二世。公元前742－前740年，提革拉一帕拉萨征服了阿尔帕德（位于阿勒颇附近），这是叙利亚北部最强盛的国家，它的倾覆使一大批叙利亚及东西里西亚的国家暂时承认了亚述的宗主权。在公元前735年，提革拉一帕拉萨到达并围困了乌拉尔图的首都图施帕，不过他既未能占领该城，也未能永远地占有乌拉尔图本土上的任何一块领土。亚述人再度控制了叙利亚北部之后，亚述的宗主权又被强加在一批位于小亚细亚东部的公国头上。这也许是撒缦以色五世在位时期的事情（公元前727－前722年）。这些小国位于托罗斯山脉以北，幼发拉底河上游以西。这样一来，便有效地将乌拉尔图从西里西亚和叙利亚孤立出来。不过，为保证亚述能够控制如此遥远的属国，出现了巨大的压力。此外，还使亚述与位于其新的西北边界以西的弗利吉亚人进入短兵相接的状态，并使亚述的这些新对手与乌拉尔图恢复了友好关系。　　在公元前714年，萨尔贡在与此方向相反的地区向东北挺进，长驱直入地跨过扎格罗斯山脉，转向乌尔米耶湖东岸和凡湖北岸。在这次长途迂回行军中，他穿过底格里斯河上游地区，安然无恙地回到家乡。不过，与提革拉一帕拉萨三世一样，他不但未能在乌拉尔图争得一块立足之地，反而给图施帕周围留下了宽阔的安全带。到公元前605年，乌拉尔图依然存在。这一年，在巴比伦人与埃及人之间进行的卡尔基米什战役中，亚述被彻底消灭了。　　在公元前734年，提革拉一帕拉萨三世入侵菲利士提亚，从而将埃及同叙利亚完全隔绝开来。到公元前675年，叙利亚硕果仅存的独立国家只有2个腓尼基人的岛屿以及艾尔瓦德、提尔，个大陆公国--比布鲁斯、阿什克伦和犹大。亚述人于公元前673年围困提尔，公元前675年以撒哈顿入侵埃及（辛那赫里布在公元前700年入侵、但未能吞并犹大王国之际，已有此设想）。　　亚述人发现，打败与他们争夺对埃及控制权的竞争对手--纳帕塔人（库什人）是件轻而易举的事。纳帕塔人在公元前730年入侵埃及，大约自公元前711年起，他们声称已拥有两项王冠。公元661年，他们放弃了竞争。他们在埃及的统治声名狼藉，当亚述人与三角洲造反的土王们站在一起时，纳帕塔人根本不可能是这个联盟的对手。在公元前663年，亚述人将纳帕塔人赶向南方，并洗劫了底比斯。不过，同一年，亚述巴尼拔将处于埃及宗主权之下的埃及全境的管理权交给了一位来自三角洲地区的土王--萨姆提克一世。从公元前661／660年起，萨姆提克获得了法老的称号。到公元前655年，他开始对底比斯行使主权。公元前658－651年期间，他把亚述驻军赶出了埃及。亚述巴尼拔默认了这一事实。比起与纳帕塔的距离来，埃及距尼尼微更为遥远。经验说服了亚述人，也说服了库什人，以他们自己的军事力量永久占领埃及是不可能的，因为，他们必然会遇到无法克服的后勤供应上的困难。两个远离埃及的外国势力在这里斗争的最终受益者是埃及人自己。到公元前525年为止，在一又四分之一个世纪中，埃及人再次赢得了政治独立。　　对亚述来讲，军事占领埃及不必要地消耗了它的实力，它随后从这里撤军，既不会危及自身的安全，也不会损害它在西南亚的声望。使亚述的治国之才受到严峻考验的是亚述与巴比伦尼亚的关系。　　自从阿莫里特人的巴比伦帝国缔造者汉穆拉比暂时征服亚述，到提革拉一帕拉萨三世即位之时，已经过了1000多年。在这期间，苏美尔－阿卡德世界这两个主要国家之间的力量对比发生了变化。从公元前14世纪起，亚述已对巴比伦尼亚占了上风。不过，在大约公元前1250－前950年间的民族大迁徙中，由于迦勒底人的部落在巴比伦西南部定居，阿拉米人的部落在其东南部定居，巴比伦尼亚的局势更加复杂化了。这些对巴比伦尼亚边缘地区的入侵者既未象古蒂人那样被赶走，也没有象喀西特人那样被同化，他们一直与巴比伦人格格不入，并受到部落集体精神和自身尚武精神的激励。　　这些来自阿拉伯的游牧民族的出现，并未受到业已安家立业的巴比伦城乡定居居民的欢迎。也许，有人会期望，这将促使巴比伦尼亚与亚述之间重修旧好，因为亚述毕竟是与巴比伦尼亚分享源于苏美尔－阿卡德的同一文明的定居社区。亚述是巴比伦尼亚的天然护卫者，它是使苏美尔－阿卡德世界免受扎格罗斯山地居民骚扰的边境卫士。但是，即使巴比伦尼亚与亚述之间达成过协议，也必须首先实现两个条件：亚述人必须有策略地对付巴比伦人；绝不允许对在巴比伦尼亚境内的部落居民失去控制。如果这些部落居民占领了巴比伦尼亚诸城市--首先是占领巴比伦城，那么亚述就会陷入进退维谷的境地。亚述人要么必须承认失去对巴比伦尼亚的控制这一事实，要么就必须用武力重新征服之，但也必然会冒从物质上摧毁巴比伦城并伤害巴比伦人自尊心的风险。而巴比伦人也会被迫与难以驾驭的部落居民携起手来。共同反对亚述用高压手段再次强加于他们的法律与秩序。　　公元前745年，提革拉一帕拉萨三世在他在位组的第一次征伐行动中，便在巴比伦统治集团的认可之下，忙于驱赶巴比伦尼亚境内的部落民族。不过，到公元前734年，巴比伦的统治集团失去了控制权，其时，迦勒底部落酋长比特－阿穆卡尼攫取了王位。公元前731年，即大马士革失守一年之后，提革拉一帕拉萨三世赶走了巴比伦尼亚的部落民族。但是，巴比伦城的政治真空仍未填补上。公元前729年和公元前728年，提革拉一帕拉萨三世两度通过"与巴尔携起手来"，自称为巴比伦城的君主，从而亲自填补了这个真空。然而，公元前721年，即撒马利亚失守一年之后，迦勒底部落酋长乌金泽、米罗达－巴拉丹在确保在巴比伦尼亚境内的阿拉米部落和埃兰人的支持之后，也效法了提革拉一帕拉萨三世。公元前720年，萨尔贡未能战胜这一联盟，米罗达－巴拉丹在巴比伦城统治了12年。公元前710年，萨尔贡终于将他赶走，并于公元前709年，"与巴尔携起手来"了。不过，萨尔贡允许米罗达－巴拉丹继续控制他的迦勒底人领土。　　迄今为止，巴比伦人一直是反迦勒底，亲亚述的。当公元前703年，米罗达－巴拉丹在埃兰支持下，再度占领巴比伦城时，巴比伦人的立场仍未改变。同年，亚述人再度将米罗达－巴拉丹驱逐出境。亚述人能够打败部落民族，却不能收服他们的心。公元前694年，辛那赫里布将腓尼基人的舰队和船员从陆路运至巴比伦水域，可是，在埃兰人的支持下，乌金泽在海陆两场战役中均逃得了性命。这时，一个亲迦勒底的巴比伦人占领了巴比伦城。公元前689年，辛那赫里布再次占领巴比伦城，并洗劫了它。这一不讲策略的残暴行为使巴比伦人彻底转变了立场。大家已经看到，甚至一个亚述籍的巴比伦国王沙马什－舒姆乌金在公元前652－前648年间，也对他的兄弟、亚述国王亚述巴尼拨发动了战争。他领导的联军中不仅有迦勒底人和巴比伦尼亚境内的阿拉米人，还有埃兰人、阿拉伯人、埃及人和一些叙利亚公国的军队。公元前655年，亚述巴尼拔使埃兰遭到了显而易见的、粉碎性的失败。但是，这并不是最后一战，在公元前646－639年期间，亚述巴尼拔的确摧毁了埃兰王国，尽管埃兰民族并未被消灭，但是，埃兰战败的受益者并不是亚达人，而是居住在埃兰高原上的伊朗各民族。　　在亚述巴尼拔于公元前626年去世之后，巴比伦城马上被一个迦勒底人纳博波拉瑟占领。现在，巴比伦尼亚反抗亚述人的斗争不可能再指望埃兰人的支持了，埃兰已经衰亡了。不过，纳博波拉瑟在米底找到了一个更强大--也更可怕的东方盟友。公元前7世纪，亚述人咄咄逼人的态势已使伊朗人在政治上统一起来，如同公元前9世纪亚述人入侵的威胁在乌拉尔图产生的效果一样。米底各部落现在已形成了一个统一王国，也许亲眼看到埃兰的倾覆，更促使它们采取了这一措施。公元前615年，纳博拉瑟主动入侵阿舒尔城却被击退时，米底国王基亚克萨里斯站在了巴比伦人一边。公元前614年，基亚克萨里斯占领并摧毁了阿舒尔，受到西徐亚人增援的米底人和巴比伦人在公元前612年占领了尼尼微，并将它夷为平地。这样，亚述最古老的都城和最后的首都都被从地图上抹去了，这时亚述人把哈兰作为最后一个据点。哈兰是苏美尔－阿卡德文明在美索不达米亚的一个古老的前哨阵地。法老尼科二世赶来救助亚述。他的父亲便是亚述巴尼拔在埃及的被保护人、并由他扶植为王的萨姆提克一世。但是公元前605年，纳博波拉瑟之子尼布甲尼撒在卡尔基米什战役中彻底打败了尼科二世，亚述灭亡了。　　亚述帝国真正的遗产受惠者并不是帝国倾覆后的诸后继国，而是阿拉米体的腓尼基字母以及用这种字母表达的阿拉米语。比起把阿卡德体的苏美尔文书用阿卡德语刻在泥板上来，在纸草上书写阿拉米语字母更为容易，也更有效率。在尼尼微，辛那赫里布的一座宫殿中有一个浮雕，两种亚述文书并列，一种用铁笔在泥板上刻阿卡德文，另一种用鹅毛笔在一卷纸草上书写阿拉米文。用鹅毛笔写字的人代表了"未来的浪潮"。　　早在公元前8世纪末，来自阿拉伯和欧亚大平原的游牧民族就已经介入了亚述与其邻国之间的斗争。公元前732年，即亚述人占领大马士革的同一年，他们还必须与阿拉伯人作战。公元前710年，亚述人进攻阿拉伯，根据亚述人的描述，他们深入到了半岛极远的地区，连半岛西南端的赛伯伊人也要纳贡称臣。公元前703年，在米罗达－巴拉丹的反亚述联盟中，也有阿拉伯人。公元前676年，亚述人在阿拉伯又打了一仗。公元前707年，欧亚大平原的游牧民族第一次出现在亚述人的记录中。据记载，辛梅里安人打败了乌拉尔图国王阿尔吉什蒂二世。　　游牧民族从欧亚大平原崛起之后，便分成两支两度向西涌去。西徐亚人亦步亦趋地跟在辛梅里安人之后。这两个民族都在向西迁徙，直到里海和黑海以北和以南地区。在南边，辛梅里安人到达了小亚细亚的西海岸，在北边，奥德里赛人到达了匈牙利大平原和色雷斯的马里科河流域。就永久占领乌拉尔图而言，辛梅里安人并不比亚述人更成功。不过，他们在小亚细亚东部名声大振，在小亚细亚西部亦是如此。如果萨帕多瓦人曾是辛梅里安人的盟友，他们则将自己的名字留在了后来的波斯人辖地（即斯帕达）。辛梅里安人的对手西徐亚人成了亚述人的盟友，这个联盟既是亚述帝国一直存在到公元前7世纪的部分原因，也成为导致它于公元前612－前605年垮台的部分原因。公元前612年，西徐亚人加入了米底和巴比伦人的行列，同年他们攻克了尼尼微。　　在公元前8－前7世纪的民族大迁徙中，游牧民族是骑着骆驼走出阿拉伯的，正如公元前11世纪，即大约公元前1250－前950年民族大迁徙中的最后一次浪潮时那样。在此前发生于公元前18世纪的民族大迁徙中，欧亚大平原的游牧移民并不是骑手；而是车夫。因为当时他们作为交通工具而驯养的动物还不是骆驼，而是马。在驯养马匹的这一阶段，马还没有强健到足以驮起一个骑手的身体。在公元前18世纪之后的1000年中，人们才驯养出了供人乘骑的马。在亚述军国主义最后一搏时期（公元前745－前605年），亚述军队中既有骑兵，也有战车队。辛梅里安人和西徐亚人也是骑马的好手。我们不知道驯养中亚（即大夏）双峰驼的确切时间。在亚述纪念碑中只有阿拉伯骆驼的雕像。驯养中亚双峰驼最早的证明是伊朗东北部一个先知的名字--琐罗亚斯德，如果他的名字真的意为"带着金骆驼"的话。　　欧亚太平原的游牧民族在公元前8－前7世纪进入西南亚的证据是当代的人留下的。它来自犹大、希腊以及亚述的文献。而这些民族没其他方向迁徙的证据则来自后人的记载。希罗多德证明他们曾出现在里海和黑海的北岸，不过，希罗多德的作品完成于公元前5世纪。这些游牧民族在印度河流域出现的证据，只是亚历山大大帝在公元前327－前325年间在当地见到的某些民族的称谓及对其的描述。那么，欧亚太平原的游牧民族是否在公元前8世纪也曾入侵过中国？　　前文已经指出，在中国，公元前771年，周朝经历了一场浩劫。那一年，他们受到蛮族的进攻，并道重创，被迫将国都从黄河支流的渭河流域东迁到东部平原上的洛阳。渭河流域是中国防御外界蛮族入侵的西北边界。只要周朝的统治者能守住这条边界，他们就能对全体中国人实行有效的统治。当他们不再保有这条边界时，他们的威望与权力使一落千丈。在渭河流域，继周朝之后，秦国兴起了。它再度担负起西北边界守卫者的任务，作为回报，它最终取得了对全部中国领土的统治权。但是，我们没有证据能够表明，公元前771年将周朝赶出渭河流域的蛮族就是欧亚太平原的游牧民族，这也许是已定居下来的蛮族所为。中国与欧亚太平原的游牧民族直接交往的最早证据出现于公元前4世纪。当时，地处中国最东北部的地方邦国燕园仿效游牧民族，建立了一支按游牧民族风格装备起来的骑兵部队。我们同样没有证据能够表明，在公元前771年打败周朝的蛮族就是在公元前8世纪入侵西南亚、东南欧的游牧民族骑兵部队的一支。　　关于公元前8世纪及前7世纪对西南亚的游牧民族入侵者的现存记载，仅仅记录下了他们的野蛮和富于破坏性。考虑到这些记录是由游牧民族的牺牲品--定居居民留下的，也就不足为奇了。不过，在这一时期，游牧民族与众不同的一套信仰与实践，极有可能使受到他们入侵的定居民族感到一种冲击。　　公元前6世纪，在希腊世界与印度世界，都有一些民族相信死亡不是生命的终结。因此他们坚持认为，生命的灵魂可以存活，并在另一个生命中再次勃发，这个生命也许是同一种类的，也许是较高或较低等级的。下次再生是否得到升迁或贬斥，要以该灵魂生前的道德表现而定。生死轮回的次数是无限的，这个前景比在此期间接连不断的死亡更令人胆寒。对于一个相信轮回的人来讲，其目标非但不是永生不死，而是结束这一连串的轮回。他相信，过简朴、贞节的生活可以实现这个目标。　　希腊与印度关于轮回及其必然结果的信仰方式非常相似，这不可能是偶然的，似乎它们之间存在着一种历史的联系。这一信仰也许是从印度传入希腊，或是从希腊传入印度的，或许它派生于两地区之外的同一来源。对于这两个方向可能的直接传播媒介是波斯帝国，它统一于公元前6世纪，疆域包括了印度的西部边区和希腊世界的东部边区。与波斯帝国的建立同时而来的，是在帝国所覆盖的广大地区中传播工具的改进。不过，波斯帝国的伊朗民族缔造者和国君们与印度人、希腊人不同，他们并不信仰轮回，尽管在公元前最后一千纪时，他们的故乡的确处于希腊－印度之间。因此，我们认为，还有一种可能性，即印度人和希腊人也许是同时从欧亚大平原游牧民族那里得到关于轮回的信仰的，因为这些游牧民族在公元前7世纪曾入侵过上述两个地区。时至今日，在亚洲北部，仍流行着一种信仰，认为灵魂可以离开躯体并再度进入之。萨满的灵魂能够再度返回它已离开的躯体，却不会进入其他躯体，那些躯体也许属于另一类生物。不过，对于轮回的信仰来说，萨满的信念是个基本的有利条件。因此，尽管未经证实，但极有可能的是，希腊毕达哥拉斯教徒和俄尔甫斯教徒以及同时代的印度人的共同信仰，均来源于欧亚太平原的游牧民族。第二十三章 亚述军国主义的灾难性后果（公元前605－前522年）　　如果亚述帝国能维持下来，它也许会把西南亚与埃及合为一个政治统一体，从而为它带来社会、宗教的统一，并因此而使帝国的创建为文明中心的心脏地区带来和平，尽管也许将为此付出可怕的代价。但是，亚述军国主义的残暴注定了帝国必然灭亡，它使亚述本国有限的人力资源消耗殆尽，它激起了强烈的反抗运动，当各支抵抗力量集聚起来之后，亚述日渐衰微的国力根本无法与之匹敌。辛梅里安人和西徐亚人的暴行，又给亚述帝国强制性的统治以及随之而来的倾覆造成的破坏雪上加霜；双重的灾祸使一些受害国一厥不振，连取得胜利的反抗者也在不同程度上受到削弱，其直接后果是亚述帝国各后继国之间出现了不稳定的均势。在战胜共同敌人的共同胜利消失之后，胜利者的联盟也就分崩离析了。它们为分赃不均而争吵，较弱的幸存者担心自己也将成为强国的赃物。　　被遗弃的地区包括美索不达米亚、整个叙利亚（提尔和犹大除外）以及小亚细亚的东部、中部地区。幸存的国家是米底、巴比伦尼亚、埃及和吕底亚。　　在这4个国家中，米底最强大，也最富于自信，尽管它并不像它表面上那样强大；边远地区的小国法尔斯在大约公元前550年将其一举吞并，就足以证明了这一点。同时，自公元前612年摧毁尼尼微之后的67年中，米底是亚述后继国中最富进攻性的国家。与巴比伦人、叙利亚人和埃及人相比，米底人在经济上、文化上都很落后，不过他们的落后性是有益无损的，它使米底人能够迅速地复兴起来。无论如何，过去在亚述威胁面前不得不实行政治统一这一事实不仅补偿了亚述人给他们带来的损失，他们还得到了更多的东西。　　公元前612年后，米底人的第一个成就使整个农耕世界受益匪浅。他们消灭、驱逐或征服了西南亚的游牧民族入侵者，在征战中，他们部分地采用了游牧人的军事设施和策略。这个胜利使米底人进而吞并了乌拉尔图、小亚细亚的东部及中部地区。亚述人和辛梅里安人曾先后入侵过乌拉尔图，却均未能永久地征服这块土地，如今，乌拉尔图终于在米底人面前丧失了独立。米底人向西北方向的扩张使其与吕底亚人发生了冲突，其时，吕底亚人正从西边向小亚细亚的无人占领区挺进。在一次激战之后，米底人和吕底亚人在公元前585年达成协议，以克孜勒河下游河谷作为两国边界。这一协议的达成要归功于巴比伦尼亚和西利西亚的斡旋，西利西亚是亚述帝国在小亚细亚东南部的后继国家。　　克孜勒河流经前弗利吉亚王国的领土。在辛梅里安人推翻该王国之前，它曾是小亚细亚最强盛的国家。吕底亚也受到了同样的磨难。按照亚述巴尼拔的说法，大约在公元前663年，它曾在亚述人的帮助之下打败过辛梅里安人。不过，在公元前652年，辛梅里安人一度占领了吕底亚的首都萨迪斯。大约在公元前646年，萨迪斯又被特雷尔人占领，特雷尔人是来自色雷斯的一个民族，也许是在辛梅里安人和西徐亚人自西向北冲向里海和黑海的浪潮冲击之下，他们才入侵小亚细亚的。不过，吕底亚与弗利吉亚不同，它重又复兴，并且能够积极参与瓜分前亚述帝国领土的斗争。在公元前6世纪吕底亚与米底发生冲突之前，在早于公元前652年的某一时期，它还曾向埃及派出过军队，帮助法老萨姆提克一世驱逐亚述驻军。　　占领巴比伦尼亚的迦勒底人在反抗亚述人的斗争中一直不屈不挠。当迦勒底人用军事力量确立了他们对前亚述领土中的叙利亚部分的主权要求时，埃及人和叙利亚人均发现，他们与亚述人一样，既强悍又残酷。在面向西方时，迦勒底人是暴怒的狮子，在面向东方、北方，面对米底时，他们又成了战战兢兢的绵羊。亚述的故土已被米底和巴比伦尼亚以底格里斯河为界瓜分殆尽了。巴比伦尼亚向南不仅再度夺回了它在历史上的疆界，即包括底格里斯河以东的巴比伦尼亚的领土，它还得到了埃兰的低地部分，包括苏萨城。作为这次瓜分的结果，自然要由巴比伦尼亚动手摧毁驻扎在美索不达米亚北部哈兰的亚述军队残部。尽管埃及人从军事上增援了亚述人这最后一个据点，巴比伦尼亚仍然得以在公元前609－前605年间完成这一业绩。但是，结果哈兰被米底人所占据，直到大约公元前550年米底被波斯人推翻之前，它一直保有这块土地。　　米底抢占哈兰，也许已破坏了过去它与巴比伦尼亚就瓜分亚述赃物而达成的谅解。无论如何，对巴比伦人来讲，这既是个痛苦，又是个威胁。既然他们无力将米底人赶出哈兰，他们就只好承认自己不是其前盟友的对手；驻扎在哈兰封闭式军营中的米底军队威胁着巴比伦人在叙利亚的领地与幼发拉底河之间的联络线。　　在公元前609－前605年间，过去为亚述占有的叙利亚诸省是巴比伦人和埃及人的竞争目标。公元前605年埃及人大败于卡尔基米什，这便决定了叙利亚的命运。尼科二世（公元前610－前595年在位）向北远征，又以失败告终。不过，在埃及为重新赢得独立的斗争中，这仅仅是一段例外的、不幸的插曲。从整体上来看，这是埃及人节节胜利的时期，公元前7世纪也许正是埃及人终于开始用铁取代铜来制造工具的时代。也正是在这个世纪中，埃及人与希腊人建立了互利的关系。为帮助法老萨姆提克一世赶走亚述驻军，由吕底亚国王盖吉兹派出的军队，也许就是希腊和卡里亚的雇佣军。萨姆提克将这批军队布置在地处三角洲北端的两个区域内，随士兵而来的便是商贾。在尼罗河支流马里奥蒂克河畔，靠近萨姆提克的首都赛斯的诺克拉提斯，建立了希腊人的商业定居点。　　开始时，希腊人可以无拘无束地在埃及各地做生意。大约公元前566年－前565年，埃及政府顺应民众中爆发的排外情绪，将他们强行集中在诺克拉提斯。不过，埃及继续使用希腊雇佣军，希腊商人也继续用希腊的酒、橄榄油换取埃及的粮食。　　至于尼科二世，他为了补偿在亚洲的军事损失，开始从尼罗河最东边的支流挖掘一条穿过瓦迪图米拉特到苏伊士湾尽头的运河。从埃及的红海海岸，他派出一支腓尼基人的船队，成功地环航了非洲。　　从公元前651年最后一支亚述驻军被逐出埃及起，到公元前525年埃及被波斯帝国皇帝冈比西斯征服时为止，埃及一直未受到过外敌的军事入侵。萨姆提克布署在三角洲东北角的希腊驻军挡住了西徐亚人的进攻。尽管尼科二世大败于卡尔基米什，又丢掉了叙利亚，但是，这一切并未导致巴比伦人占领埃及本土。　　不过，在公元前651－前525年间，埃及人仍然不十分自信。过去的厄运已破坏了他们的自信心。现状与他们记忆中的埃及伟大的早期历史形成鲜明对照，他们怨恨不已。在赛斯王朝时期，埃及人一直在追寻历史上最古老、最辉煌的年代，即古王国时期。在视觉艺术上、礼仪上，都有恢复古王国风范的复古倾向。值得一提的是，在同一阶段，在巴比伦，其重新争取独立时期最后一任国王拿波尼度（公元前556－前539年在位）也是一位复古主义者。复古主义是缺乏自信心的表现。在后亚述时代，巴比伦人象埃及人一样，既为他们的古典文明而自豪，又为之而困惑。在公元前600年，法者埃及文明还将继续生存1000年，苏美尔－阿卡德文明则还有600年的前途。但是，两种文明都已感到了死亡的先兆。的确，比他们年轻近2000岁的其他文明才是真正有前途的。　　尼布甲尼撒（公元前605－前562年在位）是新巴比伦王国奠基人纳博波拉瑟的儿子，他好象并未侵略过埃及。另外一方面，他不仅占领了亚述过去在叙利亚的所有省份，还使另外两个国家俯首称臣，它们曾逃出了爱迦勒底人的前任--亚述人控制的恶运。经过13年的围困（公元前586－前573年）；尼布甲尼撒迫使提尔投降。他还在公元前597年、前587年、前582年三度围困、占领耶路撒冷；每次占领之后，都要来一次亚述式的大流放。根据同时代人、犹大先知耶利米的说法，尼布甲尼撒一共放逐过4600人。这个数字与亚述官方的流放人数27290人并不相矛盾。因为，在公元前721年，亚述人是在疆域更大、人口更多的以色列王国实施这一放逐政策的。后来资料中提供的在公元前597年被放逐、公元前539年返回家园的犹大人人数远远大于耶利米的数字，不过，却不那么令人信服。　　放逐一个社区统治集团成员，是为了摧毁这个社区的个性。在绝大多数情况下，这种政策是行之有效的。比如，在公元前721年，从以色列王国放逐了27290人后，就取得了这个效果。在这种情况之下，在发现、利用保存社区个性的方法方面，犹太人是独一无二的。公元前597－前582年间，是犹大王国消亡、犹太人和犹太教历史发祥的年代。犹大国家与以色列一样，在公元前最后一千纪中，是叙利亚为数不多的、享受了长达几个世纪之久独立的少数国家之一。犹太人与其祖先犹大部落的人不同，的确如他们自己所称，是独一无二的民族。要了解他们是如何做到这一点的，我们就要回顾一下大约自公元前922年以来的犹大王国的历史。那一年，占据着叙利亚南部的犹大军阀大卫的帝国分裂了。在以后的章节中，我们还要考察犹太人对于放逐这一挑战的反响。　　从历史的回顾中我们可以看出，公元前922－前587年间，犹大王国历史上有几大特点。首先，从大约公元前1000年，即大卫得到王冠之日起，大卫家族在长达4个多世纪的时间中一直据有王位。这个自公元前922年起至其灭亡时止，一直由一个王朝连续执政的现象与其两个邻国的政局形成了鲜明对照。同一时期，大马士革王国与以色列王国的政局一直动荡不宁，王冠刚刚戴到一个人的头上，倾刻之间，便又在暴力中易手了。这两个王国从未摆脱与生俱有的革命带来的破坏性。大卫的生涯与阿拉米人里津和以色列的耶罗波安一样，也是在摆脱了过去的统治者之后得到自己的王冠的。不过，尽管大卫的短命帝国灰溜溜地垮了台，大卫的犹大继承人们仍保住了残留下来的臣民的忠诚。　　帝国残留的部分包括犹大部落，前迦南人城市耶路撒冷，以及使雅悯部落领土南侧的边缘地带。令人吃惊的是，在这种情况下，大卫王朝及其都城在犹大人的心目中居然变得神圣不可侵犯了。　　还令人吃惊的是，虽然希西家国王（公元前715－687年在位）是迦勒底人米罗达－巴拉丹友亚述联盟的成员，犹大王国居然逃脱了被亚述人控制的命运。犹大王国比以色列王国多存活了134年，比大马士革王国多存活了145年。约西亚国王（约于公元前637－609年在位）统治时期，犹大实际上参加了瓜分亚述帝国赃物的争斗。通过里津在大马士革的政变，耶罗波安在以色列的政变，约西亚暂时重建了早在3个世纪前已支离破碎的大卫王国。公元前609年，当约西亚鲁莽地想阻止亚述的盟友埃及法老尼科二世从尼罗河向幼发拉底河进军时，他战败身亡，他的王国也夭折了。犹大王国先是做了埃及的属国，公元前605年以后，它又成了巴比伦的附庸。不过，经过这次大变故，大卫王朝依然存在，直到公元前587年，它才消亡了。　　犹大王国令人吃惊的长久使一大批犹大先知的出现成为可能。希西家国王的顾问以赛亚和约雅敬国王的对手耶利米不可避免地将主要精力放在对外政策之上。这两位先知均劝说王室不要向当时的帝国主义大国挑战。王国倾覆后仍活在世间的耶利米用事实证明了自己的观点。　　先知并不是犹大社会特有的现象，正如前文提到的，这是叙利亚整个社会生活的一个特点。这个特殊的叙利亚国家犹大的其他宗教生活，也不是绝无仅有的。与以色列以及所有其他叙利亚国家一样，犹大也有自己的国神，不过，对国神的崇拜与其他宗教活动并存。对犹大人来说，经过一再编辑的犹太经典仍能证明这一点。耶路撒冷神庙的式样同样适用于以色列的伯特利、亚扪的米尔孔、摩押的基抹以及大马士革的里蒙诸神庙，耶路撒冷神庙是所罗门装修起来、又被希西家和约西亚发现的。当犹大国王亚哈斯和玛拿西将儿子活活烧死，以期使耶和华实现他们的祷词时，他们用的是叙利亚流行的仪式。当希西家和约西亚肯定国神的特权时，他们的行为与以利亚、以利沙和耶户在以色列王国的所作所为并无二致。至于约西亚摧毁耶罗波安在伯利特的祭坛，屠杀伯利特以及前以色列王国其他地区所有崇拜耶和华的祭司，无非是对耶罗波安迟到的政治报复，因为他与约西亚的大卫王朝祖先罗波安分庭抗礼。　　约西亚的真正发明是，他不仅在重新被征服的地区，而且在前犹大王国全境之内，罢黜了一切地区性崇拜。他诏令全国，必须独尊耶和华，而且必须在前迦南人城市耶路撒冷举行礼拜仪式。约西亚一举便把他的王国变成一个城邦国家。他的希腊同时代人称这一举措为"同苞混生主义"--意即不是从实际意义上将全体国民集中在一个城市中，而是通过法令，使全国只有一个地方成为行使国家行为的合法地点，而不论其是宗教的还是世俗的。在约西亚在位的第七、八年，出现了一本律书，从而强调了他在礼拜仪式方面发动的革命，该书与现今的《圣经·申命论》不无关联。作为犹大王国长期存在的结果，作为约西亚国王在公元前7世纪一系列行动的结果，在公元前597年、前587年、前582年被放逐的犹大人，比起过去的流亡者来，在身处逆境却能保存本社区精神方面，具备了更好的心理素质。　　公元前6世纪结束之前，在一个出人预料的地区，迅速建立起了一个新帝国，这一事件改变了亚述帝国诸后继国的命运。从地域范围上看，新帝国使已经消亡的亚述帝国相形见绌，而且统治的相对温和也使亚述人自惭形秽。上文已经提及，亚述巴尼拔摧毁埃兰王国的获益者是居住在埃兰高原上的伊朗人，其直接获益者是居住在今天被称为法尔斯和洛雷斯坦一带的波斯人。阿契美尼斯家族的后裔、波斯第一帝国的缔造者居鲁士二世自称是"安申之王"，安申似乎是一个城市或是一个地区，位于卡尔黑河河谷某处，即位于该河从洛雷斯坦高原发源进入胡齐斯坦低地的某地。　　约在公元前550年，居鲁士二世取代了在位的米底国王阿斯提亚格斯，接管了整个米底王国，无疑，米底统治集团中的一个帮派对他采取了合作态度。大约在公元前547年，居鲁士征服、吞并了吕底亚帝国，公元前539年，他又征服、吞并了新巴比伦王国，包括该国在幼发拉底河两岸的土地。也许是在此之后，他征服、吞并了位于米底东北部的领土（现在的呼罗珊，苏联的中亚地区及阿富汗），这里定居着讲伊朗语的民族。在力图征服一群位于里海东岸、讲伊朗语的游牧民族--马萨格泰人时，居鲁士二世遇难身亡。不过，这次失败并未使建立波斯帝国的事业告一段落，在公元前525年，居鲁士二世之子、他的继承人冈比西斯征服并吞并了埃及。　　随后，冈比西斯神秘地死去，由一个自称是冈比西斯的兄弟、名叫斯梅尔迪斯（又叫巴尔狄亚）的人继位。阿契美尼斯家族另一支系的代表人物大流士一世，刺杀了这个斯梅尔迪斯（不论他的身份是真是假）。清除这个僭称居鲁士二世之子的人是个行动信号，幼发拉底河以东各省（埃及和吕底亚已经被打败了）因此发生了广泛的起义。起义者中最义无反顾的是巴比伦人、米底人和亚美尼亚人（他们是前乌拉尔图王国西部地区的最后一批占领者）。令人吃惊的是，还有位于帝国最东边的波斯本民族的一些部落。　　大流士在他自己镌刻在贝希斯敦岩石上的铭文中声称，他在仅仅一年（公元前522年）之内，使镇压了所有起义。贝希斯敦岩石位于从巴比伦城通往东北部地区的路边。也许，再度压服起义者所花的时间要长于12个月，不过，这件事本身是可信的。大流士的伟大胜利只有一部分应归功于他本人和他统率的军队非凡的战斗力。他之所以取胜，主要是由于饱受亚述人和游牧民族折磨的各族人民普遍渴望得到和平与安宁。　　大流士是波斯帝国的第二位缔造者，他扩展了帝国的疆域。在东北方，他征服了曾打败并杀死了居鲁士二世的马萨革泰游牧民；在东方，他征服并吞并了印度河流域；在西北方，他征服和吞并了达达尼尔海峡欧洲一侧的一个大桥头堡，又从多瑙河下游南岸扩张到了远在西南的奥林波斯山。这些欧洲战利品是一场激战的偶然的副产品，当时在黑海以北大平原上这场与西徐亚人的战斗中，大流士一世险遭与居鲁士二世同样的厄运。公元前490年，大流士从海上向欧洲的希腊地区派出一支探险队，受到重创。不过，从整体上看，大流士一世与居鲁士二世一样，是成功的帝国缔造者。当大流士一世在公元前486年去世时，第一波斯帝国的东西边疆从印度河支流贝阿斯河一直到品都斯山脉东麓山脚，南北疆界则从高加索山南麓山脚延伸到尼罗河第一瀑布北边。这是有史以来幅员最辽阔、也最少压迫性的帝国。第二十四章 希腊文明（约公元前750－前507年）　　在大约公元前1250－前950年的民族大迁移中，爱琴海地区要比这次大迁移所冲击到的其他地区，蒙受了更为严重的磨难。公元前12世纪，米诺斯和迈锡尼文明衰败了；他们先前的疆域缩小了；文字失传了；公元前11世纪崛起了新的希腊文明，及至大约公元前700年，古希腊文明逐渐发展而终于绽放出了华彩，这束文明之花并不是由诗人赫西奥德发现的，虽然他本人的诗歌是早期希腊文化重要的成就之一。　　或许是赫西奥德故作懵懂，但尽管如此，希腊人在公元前8世纪和前7世纪是幸运的，就如同他们在公元前12世纪时时运不济那样。在这两个世纪里，除去沿小亚细亚大陆西海岸分布的希腊殖民地之外，古希腊世界方才在境外连续打败了亚述军队，又袭击了欧亚大陆上流浪的游牧部落。这些灾难也给叙利亚带来了痛苦，摧毁了她早熟的文明的前途，而此时，希腊世界却已恢复了元气。在公元前8世纪和前7世纪，古希腊文明从叙利亚文明自公元前12世纪以来所取得的文化进步中汲取了灵感，当时，希腊世界显然尚处于蒙昧之中。　　公元前8世纪，希腊世界因幸运地避免了来自外部的劫掠和袭扰而致使人口爆炸，这种情形一直持续到公元前2世纪。约公元前750年，希腊人欠下了叙利亚第一笔债务。当时，他们借用了腓尼基字母系统。与乙种线形文字（极有可能是大约公元前15世纪从米诺斯甲种线形文字转化而来）相比，这是一种可以更好地用来表达希腊或任何其他语言的书面文字。当希腊人用一些腓尼基辅音字母作为元音字母，以使腓尼基字母系统能适用于他们自己的语言之际，他们便第一次由自己掌握了一种可为商人们更容易书写和拼读的书面文字。与如今已被长久遗忘了的乙种线形文字以及与之相类似的甲种线形文字相比，与苏美尔--阿卡德人、埃及人和中国人的文字相比，这种文字不再是仅仅为极少数专业人员使用的一种秘密工具。希腊人接受并使用腓尼基字母系统，对古希腊文字和思想发生了重要影响。在过去4个半世纪没有书面文字的蒙昧时期，吟游诗人们必须记熟并能复述大量诗歌格律，并掌握即席创作的技巧。因此，每次口头诗歌朗诵，都成为一次新诗创作活动。那么，《伊利亚特》和《奥德赛》究竟是前文学时代即兴诗歌创作中篇幅最长最宏大也是最后的作品，还是一种新的书面文字的最初成果呢？的确，篇幅这么长的民间口头诗歌，如果不在第一次当众吟诵之后马上用文字记录下来，似乎是很难被人牢牢记住的。叙事史诗与宗教仪典不同，它是一种文学形式，很难于在即兴吟诵中一字不错地传给后代诗人，因为叙事史诗的效果并不取决于对全部字句的准确重复。如果在每次演出中都要依赖于诗人头脑中大量熟记的简短诗歌格律才能创造出新的艺术作品，那么，口述叙事史诗就绝不会对听众发生感染力了。　　叙事史诗因用文字记录下来而能不断重演，这样，在保存了诗歌本身的同时，致使这种口述的艺术体裁消亡了。一旦《伊利亚特》和《奥德赛》被用文字记录下来，希腊作家们便创造出了一系列新的艺术体裁：挽歌体和抒情体诗歌，叙事体散文和对话体作品；这些新的体裁常被用于富于表达或说教的目的，也用于娱乐。到公元前6世纪末，希腊作家们用文字表达出他们个人的情感，记述了他们个人的经历，进行了宗教和政治宣传，交流了他们的科学思想，并开始进行戏剧创作--这种戏剧对话体裁最终被采用为哲学辩论的手段。　　希腊人接受并改造了腓尼基字母系统，由此而产生了这些文学之果。继之，他们很快又接受了视觉艺术中的外来图案。到公元前8世纪结束时，器皿上装饰性图案中的原几何风格，已被一种新的来自黎凡特的风格取代，在这种风格中，抽象的图形被生物形体的线条写生面取而代之--首先是动物，真实的或是虚构的，然后是人形，同样也是真实的或虚构的。器皿上这种新的装饰风格，受到同时代腓尼基商业艺术的感悟；希腊人在三维人体艺术作品方面的最初尝试，是以埃及人为楷模而作出的。　　然而，倘若希腊人未能恢复中断于公元前12世纪的与黎凡特地区的交往，那么，无论是公元前7世纪接受来自黎凡特的艺术影响，还是此前于公元前8世纪从腓尼基人那里接受字母系统，便都是不可能的了。这种交往必然是以海路为主，也必然采取商业贸易方式；因为希腊人不可能从黎凡特人那里免费进口货物。大约早在公元前9世纪，在位于叙利亚海岸北端奥龙特斯河口的阿尔米纳，就已经实地建起了一座埃维亚人的希腊商站。从公元前8世纪起，希腊人首要的经济需求是获得食品，因为当时希腊的人口正在迅速增长。对于一个自然资源并不丰饶的地方来说，其增加食品供应的方法之一，就是从希腊世界以外的地方，用希腊的产品换取进口谷物。但是，最容易的方法，却也很简单，那就是征服那些无法抵御希腊人入侵的弱小民族的领土，并使之殖民化，从而扩大希腊世界的疆域。　　公元前8世纪末叶，希腊人开始向西越过奥特朗托海峡，沿着意大利西南海岸和西西里东南岸进行海外扩张。公元前7世纪，他们又开始沿着沟通爱琴诲地区与黑海的狭窄的达达尼尔海峡，向北扩张。希腊商人很有可能在希腊殖民者之前就到达了后来被征服的殖民地，并成为殖民者的向导。不过，古希腊时代最早的希腊殖民地，只不过是养育了他们的同时代希腊村社的复制品。与此相同，他们这些城邦居民的主要生活资料来自农业。他们生产谷物不是为了向外出售，而是为了自己糊口。在开通黑海的海上通道时，希腊人在角逐中失利。希腊人在小亚细亚西岸和近海岛屿建立城邦，把爱琴海变成了希腊内湖，这一事实已经引起人们的注意。另一方面，在地中海西部地区，希腊人遇到了可怕的对手腓尼基人和埃特鲁斯坎人（一个与腓尼基人和希腊人同样的民族，可能来自地中海东部，只是到目前为止尚无法证实）。　　在争夺地中海西部地区控制权的角逐中，希腊人占据了不少优势，而腓尼基人却由于人口原因，更因受到亚述人从亚洲腹地发起的攻击，反而处于不利地位。与亚述军队最后的也是最激烈的较量开始于公元前745年，此时距希腊人在西部开始建立殖民地才仅仅几年时间。尽管如此，殖民地的腓尼基人和埃特鲁斯坎人仍在一些重要的方面优于希腊人，他们采取审慎而有效的方法，抵销了希腊人在人数上的优势并避免了亚述人的蹂躏。　　腓尼基人未等希腊人占领战略要地便先发制人，以阻止他们据此保持希腊世界向西界扩展的势头。腓尼基人控制了从地中海进入大西洋的要道直布罗陀海峡的两岸。他们还控制了西北非的东北角与西西里岛两端之间较为狭窄的海域的两岸，另外还控制了撒丁岛的南岸。埃特鲁斯坎人则控制着厄尔巴岛和邻近的意大利本土的矿区。这是地中海西部地区主要的经济争夺对象之一，可希腊人占据的离此最近的地点库迈，也南距意大利西海岸很远。库迈或许是希腊人在西方建立得最早的大陆殖民地，但它仍嫌建立得太迟，而无法预先阻止埃特鲁斯坎人在波普洛尼亚建立矿区，埃特鲁斯坎人则早在公元前6世纪末，就已占据了库迈的坎帕尼亚腹地。　　殖民地的腓尼基人和埃特鲁斯坎人还通过政治联合来抵御希腊人数量上的优势。公元前6世纪将近结束时期，地中海西部地区所有腓尼基殖民地，已形成一个统一的整体，把自己置于他们中间力量最强大的迦太基统领之下。其实，腓尼基殖民地和埃特鲁斯坎城邦此前就已经相互联合为一体了。于是，当亚洲的希腊人为免遭吕底亚人，继而是波斯人统治而向西方寻找庇护所时，他们受到了挫折。公元前500年之前，希腊人在地中海西部地区的殖民活动被迫停止，此时，只有希腊人已经成功地占领了的库迈西北的西地中海欧洲沿岸部分，即如今法国的里维埃拉和西班牙的布拉瓦海岸。希腊人在这里的殖民地都置于其成员之一的马西利亚（马赛）的统领之下，此地邻近罗讷河口，这使它成为进入欧洲大陆心脏的通道，同时它也是通过一条穿越直布罗陀海峡的捷径进入康沃尔锡矿区的通道，迦太基领导下的殖民地腓尼基人，使直布罗陀海峡成为希腊舰队不可逾越的屏障。尽管如此，大约公元前500年，马西利亚人与北方内地之间的贸易，因当地民族中的一次动乱而被打断。　　公元前7世纪，古希腊人的聚居地区因海外希腊城邦的建立而扩大。海外城邦的建立使得他们一向以农为本的生活方式在经济方面的重要性，因希腊世界贸易区域的空前扩展而退居次位。无论是希腊中心地区还是海外，大多数古希腊城邦仍是由一些经济上自给自足的小的农业公社组成，但是，也有少数城邦开始生产一些专门的产品，以供出口去交换外国的粮食，在与那些他们既无法征服也不能殖民的国家的人民的贸易活动中，他们得以创造另一种生活方式。这些专门化的出口业务之一，便是输出希腊雇佣军。早在公元前7世纪，希腊雇佣军输入埃及，便已经引起人们的注意。公元前6世纪，米蒂利尼的希腊诗人阿尔凯奥斯的一个兄弟，就在尼布甲尼撒的军队里充当雇佣军、经济上落后的希腊公社不仅出口，而且也只能够出口雇佣军人。为数不多的经济比较发达的公社，出口橄揽油和葡萄酒，这些油和酒盛装在装饰花纹迷人的容器里。容器本身就是很值钱的日用品，尽管它们易碎，但与盛装在里面的油和酒相比，总要经久耐用得多。　　在公元前7世纪中，希腊人一直在埃及和乌克兰这两个地区收购剩余的谷物。希腊与埃及的贸易已经很引人注目；希腊与乌克兰的贸易，则是在西徐亚游牧民族大迁徙中落脚定居于黑海北部的干旷大平原时，才成为切实可行之事。在欧亚大陆的游牧民族中，西徐亚人是唯一具有良好经济头脑的民族，他们向乌克兰地区的农耕居民征收谷物贡赋，从而避免了因强行役使奴隶而导致农业的毁灭。希腊人沿黑海西岸和北岸建立了为数众多的殖民地，但它们多半都是些小型的商埠，而不是像在英吉利海峡和爱尔兰海周围以及在西方建立的那种农业殖民地。　　铸币的发明对随之而来的希腊贸易的发展，无疑起到了刺激作用。这应归功于吕底亚的阿利亚特国王（约前608－前558年在位）。的确，在这之前很长时间里，或许是从苏美尔城市文明产生以来，一直是用金条、银锭、铜块作为交换媒介的。阿利亚特的革新不仅在于创造出了铸币，更在于在钱币上压模出了花押字标志，并且通过一国政府发行这种压印了标志的钱币。铸币不仅比钱锭携带方便，而且，如果发行铸币的政府具有良好的经济信誉，商贾们便可以放心地接受它的硬币，而不必在每次交割时过秤称量。铸币一旦问世，便迅速地传播开了。很快，在许多希腊城邦里都设立了造币厂，当大流士一世和他的继承人们发行一种金币之际，这个新发明便传遍了整个波斯帝国。然而，甚至在黎凡特，大多数非商业居民仍然沿用易货交易手段，在当地市场上进行小宗贸易。伴随着由少数经济上冒进的希腊城邦引发的经济生活中的革命，希腊人聚居区的最初扩展以及尔后其商业贸易区域的扩大，使古希腊世界内部的力量平衡，发生了引人注目的变化。在希腊文明即将诞生的黑暗年代里，首创的希腊城邦是雅典--一个在公元前12世纪末遭受洗劫的迈锡尼城堡。在整个原几何和几何风格时代，雅典都保持了她的领先地位；但是，大约从公元前750年直至公元前6世纪初叶，她一度丧失了她的领导地位。雅典既没有参加殖民化运动，也没有参加继之而来的经济革命的最初阶段。　　这场革命的创造者，就是小亚细亚西海岸边（例如米利都和希俄斯）和科林斯地峡周围（例如科林斯、西锡安和迈加拉）的城邦。爱奥尼亚是把希腊史诗推向顶峰的《伊利亚特》和《奥德赛》诞生的地方。在继之而来的年代里，杰出的挽歌体和抒情体诗人中，没有一个是雅典人，取代了几何风格的新的陶艺装饰风格，也不是在雅典，而是在罗得岛、科林斯和斯巴达诞生的。即使到公元前6世纪，当雅典起初是在经济上，尔后亦在政治上又一次领先之际，希腊自然科学之父也并不是雅典人，而是两名米利都人（泰勒斯和阿那克西曼德）和以弗所人赫拉克利特。这些生活于公元前6世纪的亚洲希腊人，对整个古希腊时代的知识成就作出了最伟大的贡献。他们的前辈们，用生老病死的拟人化术语，来思考物质的自然界的过程。这些公元前6世纪的爱奥尼亚自然科学家们，则致力于用非人格化的术语，去解释非人力所致的各种现象。不管是在开创时期，甚或是在以后的任何阶段，使古希腊自然科学获得发展的卓越人材，都不是雅典本地人。　　在约公元前750年以后的250年间，在一些不同的领域里，希腊迸发出了巨大的能量，而这种能量的迸发既有其黑暗的一面，也有其辉煌的一面。这种能量更多地被滥用于城邦之间，一个城邦内部不同的社会阶层与政治派系之间的相互残杀。在开始于公元前750年的新的历史时期里，希腊人相互之间就像他们在迈锡尼时代同样地残忍无情。这个历史时期终因希腊城邦之间的战争，而为罗马人所终结。在公元前7世纪经历了经济革命的那些希腊城邦里，内部冲突异常尖锐，使得这些城邦一度置于独裁统治之下。这便是未能以和平的方式，实现从君主或贵族政体，转变为一种政治权力的行使与财富而不是与人口相适应的政体所导致的不利后果。　　在这个时期，希腊人肆虐于希腊人的最典型事例，莫过于约公元前750－前715年之间，希腊城邦之一的斯巴达，对于伯罗奔尼撒半岛最南部五分之二地区的征服。斯巴达是一个内陆城邦，它对它希腊邻邦的征掠，简直就是诸如科林斯和哈尔基斯这样的沿海城邦在意大利对非希腊民族征掠的翻版。　　斯巴达人允许一些已被他们征服的城邦保持自治，条件是一旦发生战争必须履行向斯巴达提供军队的契约。这些地区无可奈何地接受了这些丧失主权的条款；但在另一些被征服的地方，斯巴达人则迫使那里的人民成为农奴，这些农奴被强迫用自己的土地产品，向斯巴达公民缴纳实物贡赋，以便使这些斯巴达人能从农业劳务中解脱出来，得以把他们的全部时间和精力投入战争和军事训练。正是通过剥削比自身公民人数多出许多倍的臣服于希腊的民族，斯巴达才能在他们自己人中间，实行只有他们这些享有特权的少数人才能享受的民主平等的政治权利，而且并不因此而影响它的君主和贵族会议的存在，同时也并未使它自己陷入一种独裁统治之中。斯巴达的民主政体是古希腊世界中最早建立的，开创于公元前7世纪下半叶的某一时期。　　斯巴达人之执着于军事训练和纪律，使得他们成为希腊世界最令人生畏的军人。起初，他们试图凭借武力去征服更多的希腊领土，以使更多的希腊人沦为农奴；然而，到约公元前550年，他们认识到，尽管他们骁勇善战且训练有素，但单凭人力而言，他们的人数不足以管制他们现有的农奴，同时，进一步的征伐又分散了他们更多的人力。因此，斯巴达人最终放弃了征代政策，以结盟政策取而代之。他们促成了科林斯地峡四周那些经济发达的城邦中独裁政权的倾覆，然后，他们在财富的基础上与那些独裁政权被推翻后建立的政权结盟。　　大约公元前511年，斯巴达人试图通过推翻迄今仍在执政的雅典独裁政权，以进一步扩大他们的联盟网络，在第二次尝试中，他们获得了成功；然而，在雅典，继之而来的与在迈加拉、科林斯和西锡安所发生的并不相同。在雅典，从被驱逐的独裁者手中接掌政权的寡头集团，未能在与极端激进运动的斗争中挺住，于是，当斯巴达人第三次干涉雅典以支持他们保守的朋友时，他们在一次人民起义面前一败涂地。　　雅典因此而免受斯巴达人的控制，雅典人继而建立了一个民主政权（约公元前507年）。在这个政权中，他们仿效了斯巴达的楷模。但是，在这个阶段里，在雅典城邦与斯巴达城邦的社会结构之间，存在着根本性的差异。在斯巴达的领土上，大多数人民是农奴。在阿提卡，却连一个农奴也没有；只有一些奴隶，以及数量日益增长的外国血统的没有公民权的自由民，但人口的大多数却由有选举权的公民构成。公元前480年，当斯巴达与雅典为抵抗波斯人的入侵而一度携手合作时，雅典有大约30000名公民，而斯巴达只有8000名公民。斯巴达领土上的人口总数，要比雅典多得多。但是，当斯巴达领土上的大多数居民只不过是斯巴达的一种经济财产时，它同时也就成为了一种政治和军事上的负担，因为这些居民是由不顺从的农奴所构成的。　　在公元前511－前507年的关键时期，斯巴达与雅典之间的交往，发生了一个对斯巴达人来说既突然又使人困窘的变化。其原因是在公元前6世纪期间，雅典人重新恢复了他们曾一度丧失了的领先地位。在那个世纪初叶，阿提卡社会动荡紧张，其严重程度就像公元前8世纪的以色列王国。阿提卡似乎会变成像斯巴达那样的国家，其领土之上的大多数居民皆沦为农奴。雅典所以能够摆脱这次危机，得益于具有政治家才干的雅典商人梭伦于公元前590年领导的改革；梭伦领导的这场改革为人们所自愿接受，但它并不足以从根本上使雅典免于沦入独裁者庇西特拉图的统治，但也正是此人完成了梭伦未竟的事业。于是，此后当这种独裁统治实施的时候，雅典便需要斯巴达的干涉，以免除专制之苦。尽管如此，被认为使雅典恢复了繁荣的，必然是梭伦而不是庇西特拉图。例如，是梭伦把生产橄榄油的政策实施于阿提卡，是他推动了制造业的发展。他向所有携带着家眷出走并被本上城邦放逐的外国工匠提供雅典公民权，但他们必须是真正打算与他们所选择的国家共命运的人。制造和装饰盛装橄榄油和葡萄酒的容器这一重要产业，就是这样在阿提卡发展起来的。到约公元前550年，雅典的陶器占领了国际市场，取代了科林斯和斯巴达陶器的地位。　　斯巴达盟友之一的埃伊纳岛，也遭到了来自雅典的经济竞争的沉重打击。这个从阿提卡用肉眼可以看得见的小岛，以贸易为生。埃伊纳人在埃及的诺克拉提斯的泛希腊贸易殖民地，充当着主要角色。就在波斯入侵欧洲希腊的前夕，埃伊纳与雅典之间的冲突十分激烈，以至于斯巴达的国王克莱奥梅尼一世花了极大的气力，才制止了埃伊纳岛对雅典发动的战争。　　这样，在约公元前750－前500年期间，在古希腊城邦世界里，国际的与国内的斗争越演越烈。也是在同一时期，虽然希腊人之间经济和政治倾轧日益增加，但希腊人也越来越清楚地意识到他们在文化上的统一和团结，在这种意识下形成了一些泛希腊组织的表达方式。　　"Hellenes"（希腊人）是希腊人共用的新的自我称谓，其意为"Hellas的居民"，而"Hellas"（希腊）一字则是希腊中部地区的称谓，其包括位于温泉关附近安西利的阿耳忒弥斯神殿与位于德尔斐的大地女神、太阳神阿波罗和酒神狄奥尼索斯的神殿，这些地方都是倍受希腊人崇敬的场所与人们领受神谕的至圣之处。这两处神殿一直由相互毗邻的12个希腊城邦管理，这个近邻同盟作为一个整体为自己在希腊世界赢得了一个如此重要的角色，使得那些起初并不是这个近邻同盟会议成员的一些重要城邦，都争取获得代表席位。近邻同盟会议的扩大，致使"Hel-las"和"Hellenes"称谓的使用广为扩展，直至这些称谓成为整个希腊地区，所有的追随者，以及公元前11世纪崛起于爱琴海地区，公元前8世纪以后不断发扬光大的这一新文明的标志为止。的确，这些泛希腊的组织成为了传达以"Hellas"和"Helle-nes"称谓表达出来的文化实体观念的媒介物。尽管如此，这种文化实体在实质上并不是些公共机构，而是存诸于人们的心理之中。"希腊文化"的心理基础，根植于共同的视野，共同的思想抱负，共同关切的事物和共同的生活方式与风俗习惯。例如，在个别希腊城邦中用本地方言创作出来的诗歌，很快便成为所有希腊人共同的财富。最后完成其创作于爱奥尼亚地区的两首荷马史诗，逐渐在整个希腊世界传诵，而希腊各地方言母语各不相同的诗人们（例如彼奥提亚的赫西奥德）逐渐使用荷马的语言和韵律进行诗歌创作。于是，希腊方言便成为比各地土语重要得多的语言，也成为独特的泛希腊文学各种流派的通用语言。希腊文化在理智、情感和精神上的结合或许是难以捉摸的，但这种结合却超越经济和政治的派别分歧，把希腊人结合成为一个整体。第二十五章 开启精神生活的新里程（约公元前600－前480年）　　在至多不过是120年的时间里，也就是说，仅只是四五代人的时间里，旧大陆出现了五位伟大的先觉者。　　这五人中的第一位，是伊朗先知琐罗亚斯德。他的生卒时间和地点不详，但他从事活动的时期大概是在公元前6世纪初期，活动的范围大约是在阿姆河－锡尔河地区，这是个有农耕居民定居，却又时常面临来自欧亚大陆干旱草原游牧民族袭击的地方。这些先觉者中的第二位是所谓"以赛亚第二"。他本人或是他的著作的一位编者，把他撰写的书附加在公元前8世纪犹太先知以赛亚撰写的书中，以此方法隐去自己的姓氏。但是，从曾欢呼拥戴耶和华神授君王，第一波斯帝国的第一位奠基人居鲁士二世的情节来看，这位"以赛亚第二"比真正的以赛亚晚于人世将近2个世纪之久。公元前539年，居鲁士二世征服了新巴比伦帝国，允许被放逐于巴比伦的犹太人返回犹太。从"以赛亚第二'的著作所记述过的地点中，看不出成书的地点。巴比伦和犹太都有可能是成书之地。　　与琐罗亚斯德相同，佛陀的生卒年月也不得其详。它大约是在公元前567－前487年之间。虽然如此，悉达多·乔答摩即佛陀出生于迦毗罗卫城是可以确定的，那是今天尼泊尔王国边境地区的一所小城。佛陀活动的地区在今天的比哈尔。如果与传说的生卒年代公元前551－前479年误差不大的话，孔子当与佛陀是同时代的人，他比佛陀年轻，身材瘦小。他在中国的故乡是鲁国，在孔子生活的时代，那是陷于土崩瓦解的周朝版图内一个较为弱小的邦国。毕达哥拉斯大约也与佛陀是同时代的人。他出生于靠近爱奥尼亚海岸的萨摩斯岛，而他从事活动的地区，却在南意大利的希腊殖民地，他居住的城邦是克罗托内。　　可能除毕达哥拉斯之外，这些公元前6世纪的先觉者们直至今日仍对人类发挥着直接的或间接的影响，其影响要超过当代的任何人。我们这一代人中，半数以上人受到佛陀的直接影响，三分之一以上的人受到孔子的影响。"以赛亚第二"对今天的直接影响，除犹太教徒之外，还扩及基督教徒。琐罗亚斯德对当代的直接影响，只限于帕西人，今天，这些人像犹太人那样只是一个人数很少的共同体，但他们在当今世界中所起的作用，却远远大于他们所占的人数比重。虽然如此，琐罗亚斯德今天仍对犹太教徒、基督教徒和穆斯林，以及它自身的信徒，发挥着间接的影响。公元前539年，新巴比伦帝国被吞并之后，波斯人与犹太人之间在第一波斯帝国时代的和睦关系，一直持续到公元前330年帝国灭亡时为止，作为其结果，琐罗亚斯德思想中一些最具宗教影响力的观念--如流芳百世的上帝最后审判的思想，主神通过圣灵创造生命的思想与善的思想--传入了犹太教，并由此又传入了犹太教的两个姐妹宗教。　　或许在公元前6世纪的某些年间，这五位先觉者曾同时生存于世，但他们中的任何人都不可能彼此相识，甚至于他们中的任何人都未必可能知道其他任何人的存在。他们之中的两个人佛陀与毕达哥拉斯，其彼此间的信仰、目标和实践竟是如此地相像，以至于让人真的确信，他们的灵感来自共同的源泉；然而，无论是比哈尔的佛陀，还是意大利的毕达哥拉斯，都不可能把这些共同的灵感之源，传达给远隔万里之遥的那个同代人并与之共享。　　由于这五位先觉者的同时代性，他们所共同生活的这个时期，被卡尔·雅斯贝尔斯称作轴心时代，即一个人类历史在此发生了转折的时代。如前所述，直至今日他们以自己的楷模不断地影响着人类，并且还会同样地影响着未来，即使他们的教诲不再成为戒律，他们的学说不再作为信条。就此而论，他们的出现，的确是一个转折点。尽管如此，如果我们借用轴心时代的概念（这术语本身就是一个启人心智的思想）进行历史思索的话，我们就必须把它的时间跨度同时向两个方向伸展。　　"以赛亚第二"是叙利亚经院里的一位先知；我们掌握着一份一位叙利亚先知的记录，此人曾于约公元前1060年，也就是说大约在"以赛亚第二"生前500年，在比布鲁斯意外地与阿蒙神相遇。如果我们没有认识到，"以赛亚第二"自觉地继承了叙利亚的传统，我们就不可能理解他。他本人或是他的编者把他的作品，附加于一位最杰出的长于写作的犹太先知的作品之中，即说明了这一点。显然，琐罗亚斯德是一位叙利亚式的先知，虽然从他那里尚无证据说明他受到了叙利亚或伊朗的任何前辈的影响。从另一方面说，耶稣和穆罕默德确实是紧密继承了叙利亚先知的传统，这将会错误地导致建立一个把琐罗亚斯德和"以赛亚第二"这两位伟大的后继者排除在外的轴心时代的年表。这样，轴心时代就从一个大约只有120年的时期，扩展为从大约公元前1060年直到公元后632年先知穆罕默德去世的那年为止的约长达17个世纪之久的时期。这17个世纪大约覆盖了到目前为止的、我们称之为"文明"社会的整个历史时代的1／3；不用说从前人类的人科时代算起，即使从迄今为止的人类时代来衡量，17个世纪的跨度也只是瞬间而已。　　虽然这五位公元前6世纪的先觉者是各自独立出现的，我们仍能分辨出一些五个人所共有的特征，尽管其并非只是这五个人所特有的。　　首要的共同特征就是，他们每一个个人都与人类自身所感知到的这个宇宙内部及其背后的那个"终极精神实在"，建立了直接的私人关系。最初，人类与那个"终极实在"之间的关系，并不是个人的或私人的，而是集体的和公共的。前文明社会与"终极实在"的接触，在那个时期是通过支配着人类的非人性的自然力量为中介物进行的。进入文明时代之后，人类改变了他与"终极实在"的接触方式。他以对人类共同体的集体力量的崇拜，取代了过去那种把非人性的大自然奉为神明的做法。人类的集体力量被大规模地组织起来，这使人类在与非人性的大自然一争胜负的斗争中，明显地有利于发挥人类的优势。在改变崇拜对象的这种变化中，人类始终未改变对力量的崇拜，而不管以什么为化身，他所寻找的力量都是最强有力的。尽管如此，非人性的大自然作为崇拜对象被人类的集体力量所取代，从精神角度讲，不能不说是一种倒退。当人类实现这种精神崇拜的转移时，他们距离他们所瞄准的目标只会更远，而不会更近。　　这五位先觉者中的每一位，都抛弃了生斯养斯的那个民族的精神传统。出于对传统的蔑视，他们既抛弃了自然崇拜，也抛弃了对人的崇拜，并且剥去了那些遮挡住并使人视线模糊的面纱，以直视那丝毫未加装扮的"精神实在"。就这些先知来说，其功不可没。作为一位先知，他坚持认为他的言论都是他对上帝的直接感悟所致，而不通过任何社会中介物。孔子以一种比较低的感情基调坚持认为，他一直在使社会行为的伦理准则得以复兴，即上苍对中华文明的缔造者们具有约束力。最初，"上苍"（天）被想象为一个人化的，也就是说像人一样的上帝；到孔子时代，中国人对"终极精神实在"的这种称谓，不再具有人性的涵义，而是转而被想象成为一种超人的或是非人性的精神或法律。佛陀自然是没有把"终极精神实在"想象为类人化的存在。他认为它与印度传统信奉的所有众神或其中任何一位神祗，都是相一致的。对于佛陀来说，他所追求的"终极实在"就是一种寂灭的状态（涅盘），他不可能从他所追求的那个非人化的"终极实在"得到任何救助，他必须通过自身的修持达到井也确实达到了醒觉之境。　　这五位先觉者的第二个共同特征是，他们都谴责、否定并试图改变他们先前感知事物的那种状态。他们各自的精神反叛，彼此在程度上具有极大的差异。五人中最令人崇敬的佛陀，也是他们之中最激进的。佛陀所试图改变的正是他所感知到的生命本身。他发现，所有有知觉的生命都在经受痛苦；他还发现，一切生灵都是贪婪的。他认为，如果一个生灵能成功地自己清除自身的贪欲，它就能够使自己从生命的痛苦状态中解脱出来，在这种状态中，一个生灵总是被贪欲所纠缠。毕达哥拉斯也谴责我们所感觉到的生命，他也试图以与佛陀同样的方式改变生命，尽管他并不是像佛陀那样全心全意地实践这种令人生畏的进程。琐罗亚斯德试图彻底破坏，而"以赛亚第二"却试图改造他们各自民族宗教的传统形式。孔子则打算为他那个时代普遍流行于中国的社会行为建立规范。　　五个人中的每一位，都试图把他的同时代人引进他所找到的新的道路。琐罗亚斯德和"以赛亚第二"以文字的形式宣示了他们的预言。（他们认为，这些预言是上帝通过作为他的代言人的先知。向人类传达的启示。）琐罗亚斯德的伽泰（赞美诗）和"以赛亚第二"加入以赛亚原作品中的部分，看上去似乎真是出自这两位先知之手的作品。还有一些手稿声称是佛陀和孔子各自论道时，以及他们各自与弟子们谈话时的记录。我们不知道这些缺乏证据的记录到底与大师们最初的言论之间有多大距离，我们也同样无法确认，那些被说成是毕达哥拉斯的言论，到底有多少可靠性。　　五位先觉者中的四位：琐罗亚斯德、佛陀、孔子和毕达哥拉斯都罗致或至少是领受门徒，这就导致一些新的社团的建立，因为，如果他们打算维持不止一代人的话，如果他们准备吸收更多的人，而不只局限于那种由个人交情建立起来的少数人的小团体的话，这种人际关系就必须制度化。佛陀建立了一种由世俗信徒供养的僧尼制度（僧伽）；孔子建立了一所哲学学校；毕达哥拉斯建立了一个社团，它不算是一所学校甚至也不是一种正规的僧尼制度。我们猜想，"以赛亚第二"或许满足于把他的预言传达给已然存在的犹太人的社团。就另一方面而言，琐罗亚斯德创立了一个新的宗教。佛陀对于传播他的精神发现的关切，同样导致了一个新宗教的创立；这种结果对于佛陀的醒觉来说是非凡的。佛陀认为，每个人都必须通过自己的努力达到醒觉，而且，如果他获得了它，那么当他获得它的时候，他便自由地使他的死臻至于涅盘之境。佛陀还延迟了他自己的死亡，他如此有意地留存于使生命饱受痛苦的人世，就是为了向其他的信徒指示他所寻找到的出路。　　佛陀使自己远离政治，远离他的弟子圈子之外的社会生活。他是一位王位继承人，同时他也是一位丈夫和父亲。为了献身于对免除生命之苦的方法之求索，他放弃了继承他父亲王位的权利，离开了他的妻子和子女。佛陀在他配觉之后成为一名游学教师，他被各地的国王看作是他们的社会公民，他并不回避与之交往，但他也不去刻意追求。对于争取王室的庇护以促进僧尼制度发展之举，他并不关切。佛教只是在佛陀圆寂了200多年之后，在阿育王时期才第一次得到王室的庇护。而在另一方面，琐罗亚斯德却在寻求王室的庇护，并且确实寻求到了。孔子在寻求一个王室雇佣者的位置，他没有成功。每一次个人所遭的冷遇，使这位未受雇佣的公仆，作为一位伦理学教师，为自己增添了一次新奇的经历。"以赛亚第二"不需要任何庇护。他所需要的一切，就是他的预言为犹太社团所接受，他达到了这一点。　　在这五位先觉者之中，只有佛陀作为例外是远离政治的．如果能够得到机会的话，孔子是乐于从政的。孔子的门徒们在他们的导师去世后，不得不等待了将近350年，儒家哲学才成为选任公共职位的通行证。琐罗亚斯德明显地感觉到，一位统治者的庇护对于保证他传道的成功来说，是必需的条件。毕达哥拉斯和他的弟子们则不可能避开政治参与。在公元前6世纪的希腊世界，在某些城邦，如果一群志同道合的哲学家不想受到伤害的话，就必须成为主人。毕达哥拉斯的信徒们嘲弄权力，结果经受了意外之灾。至于"以赛亚第二"，他充分发挥了他高度的政治期望。他拥戴居鲁士二世成为耶和华神授的君王，因为居鲁士允许巴比伦的犹太之囚返回犹太；但是他又期望其结果应导致一个世界帝国的建立，这个帝国应当由耶和华做皇帝，而不是居鲁士，犹太人而不是波斯人应当成为帝国的臣民。　　"以赛亚第二"富于创造性的新的起点，在于精神而非政治层面上。他是一个一神论者，他尽力去解决受难问题。毫无疑问，"以赛亚第二"是最早的犹太一神论者，此前最早的阿肯那顿的一神论，早在8个世纪前就夭折了。"以赛亚第二"不仅相信耶和华是犹太人唯一合法的崇拜对象，还认为耶和华比其他民族的主神更为正义，更具有威力。他认为，耶和华是唯一的上帝，其他主神都是不存在的。"以赛亚第二"对苦难的看法与佛陀正相反。"以赛亚第二"并不去寻求从苦难中解脱之路，他把苦难看作是能结出实在的精神果实的一种经历。我们不知道这位"苦难的奴仆"是否像他外表上所作的那样忍受得了隐名理姓，而不去做一个历史人物，我们也不知道他是否就是犹太民族的化身。对这位不可思议的人物可能作出的两种解释，其第二种比较令人信服，它更符合于"以赛亚第二"自己所隶属的那种先知的传统。总之，显然，"以赛亚第二"认为，坚韧不拔地忍受苦难，可以成为一种积极的经历，对于所有有关的人，包括最后以悲剧而告终的受难者自己来说都是如此。"以赛亚第二"的作品，或许是最早一部对于苦难持这种观点的著述。　　琐罗亚斯德把人类世界看作是一个善与恶斗争的战场．显然，善是注定要赢得这场斗争的；同时，人类的职责应当是站在善的上帝一边，反对上帝的邪恶敌手的积极斗士。琐罗亚斯德的观点和观念，或许与他所生活着的时空之下的历史形势相抵牾。在欧亚大陆的游牧民族与他们过定居生活的邻居之间的边疆地区，存在着一场永恒的边境战争，在这场战争中，农耕居民明显希望赢得最后的胜利。在这场历史之战中，琐罗亚斯德确是一位站在游牧民族对面的骁勇的斗士。　　孔子作为一位谨慎的保守主义者，他无疑真诚地把自己看作是一位伦理改革家。他出生于一个传统纲纪荡然而不知所措的社会。他意欲恢复那面临被遗弃之危的弥足珍贵的祖先传下来的制度，而实际上他是在进行改革。例如，他把"君子"一词的涵义，从"一位贵族的儿子"这一家系血统意义上的贵族，诠释为一个品行达到了贵族标准的人的真正意义上的贵族。这一解释并不是对过去的涵义的恢复，而是引进了一种新的意思。孔子的"正名"之举，赋予了中国社会一种新的思想。　　佛陀志在根除一切生灵与生俱有的自私和贪心。他有一种直觉，即人类的精神是可以征服大自然的；他有勇气把这种直觉变成现实；他的行为使他获得醒觉，同情心驱使他为他的追随者们指明道路。当他认识到，实行极度的肉身苦修并不意味着就可以达到醒觉之境时，他便获得了醒觉。此后，他遵循一条中间道路，一方面似乎严于约束普通百姓，一方面却又似乎放松了对同时代的苦行者的约束。佛陀的中间道路，被佛教与耆那教尔后各自完全相反的命运证明是正确的，耆那教是由佛陀的同时代人筏驮摩那创立的一种宗教，此人被他的追随者称为"耆那"（意为"胜利者"）或是"大雄"（意为"伟大的英雄"）。　　一直为人们所注意的是，佛陀和毕达哥拉斯共同具有同一种信仰和目标。他们的共同信仰是，死亡并不是生命的终结，继之而来的应是再生。如果不全力采取措施打破这种令人悲伤的循环，这种死生相续的过程将会无限延续下去。打破这种循环则是这两位先觉者的共同目标。这种信仰与这种目标的结合是颇为独特的，这种信仰到处都有，只是未与这种目标联在一起而已。再生是宇宙的基本节奏的思想，是由相同的自然现象中得到启发的：白昼与夜晚交替反复；相同的一年四季的更替；生命之物一代又一代的重复换代。生殖循环的原因是再生的思想，从依照前辈的姓氏为孩子命名的实践中得到了体现。　　在古代希腊世界，与当时流行的一般信念截然不同的一种类似再生的信仰，开始作为毕达哥拉斯和他的弟子们的一种独特信条逐渐得到广泛流传，尽管毕达哥拉斯学派的同仁们曾因此招致一场政治灾难。在印度，再生的思想，似乎为佛陀和他的反对派同样视为当然。他们之间在这一共同信仰上的根本不同之点，就在于是否存在着诸如灵魂这种东西上。佛陀的反对派不仅坚持认为灵魂确实存在，而且认为这种存在与"终极实在"相关联。佛陀则坚持认为，再生之物不是灵魂，而仅仅是一种与肉体状态毫无二致的薄若绢纱的东西。那种结合为一体的肉体状态，仅仅受贪心的驱使而代代相生。佛陀认为，如果贪心能被根除，这种肉身之浮云便可以被驱散；这就开启了由死亡融为"寂灭"（涅盘）状态之路，在这种状态里，苦难就会化为乌有。　　或许，佛陀和他的反对派在他们双方的辩论中，彼此并不存在这么多的分歧。佛陀的反对派宣称：灵魂与"终极实在"相关联。佛陀则指出：驱散为我们的反对派称为"灵魂"的肉体的浮云，使你的死亡融为"寂灭"。或许，佛陀和他的反对派关于"终极精神实在"的本来观点，彼此间的差异根本就是不可调和的。　　相信人类的精神力量能够战胜贪心；相信人类坚韧地忍受苦难的创造性力量；呼唤退世而致醒觉之路；信仰只存在一个神明；号召人们去做为善而与邪恶斗争的斗士--自从公元前6世纪这五位伟大的先觉者向世界宣布了这些信条，对于"终极实在"的观点和人类品行的训示的改革，便不可逆转了。　　这五位公元前6世纪的先觉者，出生、生活和工作于五个互不相同的地方。或许，意昧深长的是，五人中没有任何人是两个最古老的文明，苏美尔--阿卡德和法者埃及文明的产物。公元前6世纪，这两个古老文明仍然存在，但这些新的远见和新的趋向却来自另外一些地区，它们的文明不象上述两个文明那样古老，而此时却更加富有勃勃的生机。第二十六章 第一波斯帝国（约公元前550－前330年）　　亚述的军国主义，尤其在其最凶恶的最后阶段（公元前745－前605年），对它所有的牺牲者，甚至包括亚述人本身来说，都是一场浩劫，它对欧亚太平原游牧民族的蹂躏更是雪上加霜。亚述帝国崩溃的直接后果就是使黎凡特地区处于政治上的四分五裂、不得安宁的状态中。波斯帝国的缔造者在四分之一个世纪内（大约公元前550－前525年）轻而易举地将黎凡特地区从政治上统一起来，为这块饱经磨难的地区实现它急需的和平与秩序采取了有力的措施。波斯帝国给黎凡特地区带来了它渴望之极的休养生息的机会。比起亚述人来，波斯人的征服战争不那么残暴，对于广大被征服地区的行政管理也不那么富有压迫性。与亚述人不同，波斯人在行使主权时，宁愿使人们最低限度地感到他们的存在。他们给现存的地方政权以行政自由。波斯省督的作用只是监督而非取代地方政权的工作。最为重要的是，波斯人使大家感到他们尊重、保护其臣民的宗教信仰--这项开明的政策的确换来了对波斯人统治的承认。只有下述极为罕见的、令人沮丧的情况除外，即当一个已俯首称臣的社区被宗教纷争所分裂，而波斯当权者又很难在其中保持中立之际。　　如果考虑到大流士一世和至少地的直接继任者薛西斯在其铭文中显示出，他们已经接受了与琐罗亚斯德教类似的宗教，波斯帝国政府对外族宗教所持的宽容态度就更值得称道，更显得与众不同了，因为琐罗亚斯德教的真谛是战斗性，而非宽容。琐罗亚斯德以这种精神摒弃了讲伊朗语诸民族的传统宗教，用一种新家教取而代之。琐罗亚斯德认为他的使命是传播对一个善良之神--光明之神阿胡拉·玛兹达的信仰。他对光明之神的信仰是忠贞不二的。我们不知道大流士一世和薛西斯对琐罗亚斯德教的信仰究竟有多深，他们也并未公开声称自己是琐罗亚斯德的信徒，他们甚至没有提到过他的名字。那位先知大约比大流士一世要早出生一个世纪，他的传教地区似乎是在讲伊朗语诸民族定居的东北地区（今日的呼罗珊、苏联的中亚地区和阿富汗、乌兹别克地区）。　　居鲁士二世已将这一地区并入了波斯帝国，时间大约在公元前539年以后。当公元前522年，大流士暗杀了真的或僭称的斯梅尔迪斯并取而代之时，大流士的父亲正在呼罗珊（帕提亚）省督任上。也许到了公元前539年之后，阿契美尼斯家族的大流士支系尚未完全皈依琐罗亚斯德教。我们不知道，在这一阶段，波斯人、米底人和阿契美尼斯家族是否皈依了一种形式更淡泊的琐罗亚斯德教。显然，大流士一世也并非是麻葛的教友。麻葛是米底人祖传的祭司阶层，他们最终接过了琐罗亚斯德教，不过，他们所采用的形式恐怕连该教的创始人也未必能够接受。　　波斯帝王们的宗教自由化、政治自由化政策使波斯政权与叙利亚各民族的关系融洽起来。叙利亚各民族曾顽强不屈地先后反对过亚述和巴比伦的征服者。在腓尼基人、撒马利亚人和犹太人眼中，波斯人简直就是大救星。　　腓尼基人被并入波斯帝国之后，腓尼基商人获得了一个巨大的内陆贸易区，同时，在地中海上，在与其商业竞争对手希腊人的斗争中，他们也争取到了波斯的支援。与腓尼基人一样，亚洲希腊人也成了波斯的子民，不过，是不驯顺的子民；而叙利亚的腓尼基人却帮了波斯人的大忙，并得到其青睐。3个叙利亚腓尼基城邦国家阿腊杜斯、提尔和西顿，被授予小型地方自治王国的地位。腓尼基人并不打算背叛波斯人，因而，波斯人不必担心殖民地中的腓尼基城邦会介入叙利亚事务。波斯人并不想把利比亚的腓尼基人和叙利亚的腓尼基人并入他们的帝国，相反在公元前6世纪末叶，他们与迦太基人订立了反希腊协定，当时殖民地中的腓尼基人城邦在迦太基的领导之下组成了一个统一阵线。　　巴比伦尼亚的犹太人社区是波斯人的天然盟友，因为这些离乡背井的犹太人从未饶恕过曾放逐他们的巴比伦人。他们组成了亲波斯人的少数派，在多数居民均采取不合作态度的巴比伦尼亚，这个少数派对波斯人尤为可贵。尽管居鲁士二世出于策略的考虑，通过"与巴尔携起手来"，表示他愿意尊重巴比伦人的民族自尊心，但仍然无济于事。居鲁士二也允许所有希望离开的犹太人返回在犹太的故园，并重建他们在耶路撒冷的神庙。在埃克巴塔纳（今称哈马丹）的档案中，可以查到居鲁士二世的敕令，这一敕令继而又受到大流士一世的进一步确认。要么是阿尔塔薛西斯一世在公元前445年，要么是阿尔塔薛西斯二世在公元前384年，曾允许其巴比伦犹太管家尼希米暂时离开首都苏萨，他负有前往犹太重新为耶路撒冷城设防的使命。大流士一世和阿尔塔薛西斯都曾为在他们授权下犹太人重建耶路撒冷公共工程而批准过预算和建材。　　阿拉米人像犹太人和腓尼基人一样，也从波斯帝国获益不浅。在亚述统治时期已经开始的阿拉米语言文字的传播，在波斯人治下又获长足发展。在叙利亚，迦南语（希伯来语）逐渐被阿拉米语所取代。在叙利亚，迦南语仅仅是礼拜仪式用语，作为日常用语，它只在地中海西岸地区的腓尼基人殖民世界中运用。阿拉米语言继续与阿拉米字母同时向东传播，阿拉米字母比楔形文字更方便实用。与七八个世纪以前的乌加里特人一样，波斯人从苏美尔－阿卡德语库中选择了一些字组成一套字母。大流士一世在贝希斯敦石崖上用3种文字记录其武功时，用波斯楔形文字刻下了波斯文，同时，又用表达方式既传统又庞杂的苏美尔体楔形文字刻下了埃兰文和阿卡德文译文。但是，波斯人的楔形文字与乌加里特文遭受了同样的命运，它未能抵抗住由更简洁明了的字母组成的字母大潮的冲击，这种字母早在公元前最后一千纪初叶已在腓尼基流行起来。到公元前330年，绝大多数波斯帝国官方文件都已运用阿拉米语言文字，不过，也许这些字母仍按波斯语发音，即组成一个阿拉米字的字母组合，读起来好象是这个阿拉米字的波斯语译音。　　叙利亚的几个主要民族因此而满足于做波斯人的臣民，而与波斯人有血缘关系的米底人却感到不那么幸福。正如他们在公元前522年起义中表现出来的那样，他们记得自己也曾是不可一世的民族，而波斯人则曾是他们的臣民。不过，尽管米底人桀骛不驯，波斯人还是再次允许他们做了米底－波斯帝国的伙伴，这个帝国比过去的米底帝国辽阔得多，也强盛得多。埃兰人也许有些受宠若惊，因为他们的国都苏萨升格为帝国首都。东北部讲伊朗语的民族在帝国亡国之后，坚持了长达3年的抵抗运动，反对马其顿统治者，以此显示他们对波斯帝国的深情厚谊。东部的游牧民族西徐亚人曾与居鲁士二世为敌，但在被大流士一世征服之后，似乎也很忠实于帝国。当公元前480年薛西斯在欧洲的希腊作战时，由他们据守战略要地。公元前330－前328年，他们还支援过农居的邻邦反抗亚历山大大帝。　　不过，在被征服的民族中，有3个民族表现出与波斯统治势不两立，即巴比伦人、埃及人和亚洲希腊人。在公元前522年这个关键时期，巴比伦人不只进行了一次起义，而是两次。公元前484年，他们再度起义。不过，这一次，波斯人毫不手软地将起义镇压下去，从此以后，直到他们最终被亚历山大解放时为止，巴比伦人一蹶不振。波斯人不能放手让巴比伦人脱离他们的控制，巴比伦是波斯帝国的粮仓和工厂，也是帝国内陆交通网上的枢纽。而在另一方面，占领埃及不啻是波斯帝国的一大负担，正如它曾成为亚述人的负担一样。埃及距离法尔斯比离亚述更远。在反抗其大陆上的亚洲主人时，它可以接受来自海上的希腊人的增援。虽然埃及在公元前522年一败涂地，但是，它在大流士一世统治末期再度揭竿而起，公元前464－前455年，公元前404或395－前343年，他们曾两度取得独立。当它再度被波斯人征服时，距波斯帝国自身的倾覆已仅仅只有十几年时间。　　即使波斯帝国的所有臣民都象腓尼基人和犹太人一样对它忠心耿耿，对波斯帝国政府来讲，它辽阔的领土仍使交通通讯成为一个压力很大的问题。修建了通衢六道，沿途为政府的信使准备了可供换骑的驿马。虽然上述措施加速了陆路通讯速度，大流士一世仍然认为，必须利用水路在帝国各端间建立联系。他派一名卡里亚水手西拉克斯从帝国最东端的省份出发，到最近的印度河流域沿水路前行，他受命穿过印度河和印度洋，到达埃及的红海海岸。当西拉克斯准确无误地完成了使命时，大流士便吞并了印度河地区。要么是在此之前，要么是在此之后，他使从尼罗河三角洲最东侧支流到苏伊士湾之间的运河竣工，这条运河是法老尼科二世开始开凿的。薛西斯想重演尼科二世环航非洲的伟绩，但他的船队不是从红海出发，而是从地中海启航。航行以失败告经。大流士和薛西斯的海洋野心并未被他们的后继者继承下来。　　波斯帝国是短命的帝国，但是它的宗教宽容政策产生了历久不衰的效果。这一政策顺应了宗教上不同信仰相互调合这一趋势，亚述人和巴比伦人的放逐政策促进了这一趋势的形成。一个征服者可以流放被征服国统治集团的成员，却放逐不了它的神祗。留在当地的农民仍会继续供奉它们，外来移民也不可能忽视它们。在前以色列王国主要宗教圣地伯特利崇拜耶和华的礼仪被向东带入巴比伦尼亚，向南带到埃利藩蒂尼，此地是尼罗河第一瀑布下面的边防要塞。公元前5世纪，在这个地方，一支为波斯人服务的犹太驻军同时供奉着爱希慕恩、安娜特和耶和华，这支军队的士兵都是为逃避被尼布甲尼撒放逐到巴比伦的厄运而躲入埃及的犹太人后裔。　　在埃利藩蒂尼的犹太社区与撒马利亚区酋长珊巴拉特保持着友好的通信往来。在波斯人统治时期，在尼希米行使使命之前，耶路撒冷属于撒马利亚区。从珊巴拉特的姓氏（西努巴利特）上判断，他是巴比伦流放者的后裔，如果从他儿子的名字（达拉亚和谢勒迈亚）上看，他们都是耶和华的信徒，而不是月亮神的崇拜者。此时，撒马利亚的居民已严格地专一信奉耶和华，除《摩西五经》外，他们不承认任何手写文书为经典，也不承认有非手写经典存在。但是，当巴比伦尼亚犹太人社区的代表尼希米奉圣旨到达耶路撒冷时，珊巴拉特与他发生了冲突。　　波斯人对巴比伦、埃利藩蒂尼和徽马利亚等地崇拜耶和华的信徒并不抱偏见，并且充满善意。但是，到尼希米和以斯拉时代，巴比伦的犹太人有了一套与其他社区完全隔绝的宗教和社会纲领，他们成功地把这一纲领施之于犹太的"埃姆哈－阿拉兹（意为"土地上的人民"，指未被赶走的农民）"身上。人种和宗教上的融合与联姻相接踵。尤其在名门望族中，他们的社会关系网要比农民大得多。通婚对于打破社区之间的社会障碍起了富有人情味的促进作用。在加强了独立性之后，这一切都为传统的敌对情绪作了补偿。尼希米和以斯拉却禁止通婚，他们将在巴比伦犹太人眼中犯了罪大恶极之罪孽的这类犯人逐出教会，这些人本来也是犹太社区的成员。　　到尼希米和以斯拉时代，巴比伦犹太流放者的后裔已成功地将自己的社区精神保存了150年，如果他们的保护人阿尔塔薛西斯是阿契美尼斯家族的第二位、而不是第一位拥有这个名字的波斯帝王，那么，就已经保存了200年之久。这是个伟大的功绩。这批流放者成功地抵御了黎凡特地区一般大浪潮的冲击，这次大潮如此猛烈地冲击着超然存在的传统部落文化，并要求承认人与人之间的兄弟情谊。巴比伦的犹太流放者不仅成功地抵御了这个潮流，还把这种精神推向犹太。不过，他们也因此而付出了代价，使犹太地区的犹太人与其邻人之间的敌意又趋复活。其实，这些邻人与犹太地区和巴比伦的犹太人一样，也是耶和华的信徒。　　巴比伦的犹太人是如何在流放的逆境之下保住了他们独特的社区精神的呢？他们通过建立一种独一无二的宗教机构--犹太人会堂，而取得了这个空前绝后的成果。约西亚国王在犹大人的信条中又加了一款，即只有在耶路撒冷神庙中举行的对耶和华的礼拜仪式才是合法的。从神庙被毁、犹大国的统治集团成员被放逐到巴比伦尼亚，一直到重建神庙，再度在其中举行礼拜仪式之时，世袭的祭司们已无法例行公事。犹太会堂便成为填补这个真空的新机构。如果没有这个新机构，被放逐到巴比伦尼亚的4600名犹大人的后裔也许会不可避免地失去他们的社区精神，就象27290名被放逐到米底的以色列人后裔一样。犹太教徒每周举行一次会议--最终在一个永久性会堂中举行--流放者们随身携带的精神财富（律书，即《摩西五经》和先知的作品）在这里被宣读，被讨论。在放逐之前，希西家和约西亚革命性的发明成了放逐事件发生后的正统做法。流放者及其子孙严格遵守《摩西五经》，对死去的先知顶礼膜拜。这个保存巴比伦犹太人社团独特性的权威性规定，已在巴比伦尼亚本地创造了奇迹，如今，又在波斯帝国政府的默许之下，加诸于犹太地区的犹太人社团了。为使尼希米和以斯拉进行其决定性的工作，波斯帝国政府不明智地彻底改变了它的普遍宽容的政策。这个不寻常的讨好态度破坏了波斯政府本身最重要的一条行为规范。这是一次被动的国家行为，可是，比起波斯政府的任何主动行为来，这个被动行为却造成了更为严重的后果。这不能不说是一次历史的嘲弄。第二十七章 第一波斯帝国与希腊世界的对抗（公元前499－前330年）　　第一波斯帝国的米底－波斯统治集团和与其同时代的希腊城邦国家公民，各自为一种政治体制感到心醉神迷。由于这种沉醉是一种自觉的自我奉献，因而显得尤其深沉。米底人与波斯人的政治忠诚集中于一个人--阿契美尼德王朝的皇帝身上，希腊人的忠诚则集中于一个被神化了的抽象原则--主权的城邦国家之上。当这两种忠诚相互发生碰撞之际，双方之间持久的和平共处也就不复存在了，一方必将打倒另一方，并取而代之。公元前499年，当波斯帝国的亚洲希腊臣民起义并受到两个欧洲希腊城邦--雅典和埃雷特里亚的军事援助时，似乎波斯帝国已注定要征服和吞并整个希腊化世界。波斯帝国是有史以来幅员最辽阔、人口最众多的国家，它的希腊对手在政治上分裂成几百个主权的城邦国家，其中的许多国家一直在互相征伐。在公元前499－前330年希－波对垒时期，只有两个很短的时期，即公元前480－前479年和公元前337－前330年前后共10年时间，一些希腊城邦曾组成过反波斯帝国的统一战线。其中，第一次希腊人击退了波斯人对欧洲希腊的可怕进攻；第二次，他们自己入侵并征服了波斯帝国。在这两次希腊合作时期，希腊政治上的四分五裂给第一波斯帝国以喘息之机，从而为它提供了在宗教和文化领域中铸就永久性影响的机会。　　到大约公元前546年，也就是波斯人第一次征服大陆上的亚洲希腊城邦国家之际，这些国家早已成为吕底亚的属国（只有米利都除外），而此时，吕底亚也已被并入了波斯帝国。吕底亚一直是希腊的友好邻邦，它的文化带有浓重的希腊文明的色彩。另一方面，在希腊人眼中，波斯人是来自异域的陌生人。虽然亚洲希腊人在被并入波斯帝国后得以扩大他们的陆路贸易区，但是，这并未使他们对新的政治主人产生任何好感。　　波斯人用了6年时间（公元前499－前494年）镇压亚洲希腊人的反抗，这也告诉了波斯人，他们的西北边界并非固若金汤。爱琴海是希腊人的内海，波斯人只有在控制住了爱琴海西海岸时，才能牢牢地占有它的东海岸，这也就意味着他们要去吞并希腊世界的其他地区。上文已经提到，在公元前499年大流士一世的亚洲希腊臣民造反之前，大流土已在多瑙河下游和奥林波斯山之间的欧洲土地上建立了一个桥头堡。在这一地区中，除了遍布在多瑙河三角洲到奥林波斯山之间欧洲沿海地区的希腊拓殖商点之外，还存在一个希腊人的王国--马其顿。波斯人的这个桥头堡与其说是为了震慑西徐亚人，不如说对其他欧洲希腊人构成了更大的威胁。大流士还派出一支海军舰队，前往勘察奥特朗托海峡以西希腊世界的殖民地。　　公元前490年，大流士从海上向雅典和埃雷特里亚派出了一支惩罚性的远征军。埃雷特里亚人被打垮并遭放逐，但是，雅典人却单枪匹马地打退了波斯人。公元前480－前479年，大流士的儿子和继承人薛西斯从北方自陆路入侵欧洲希腊，几乎所有位于奥特朗托海峡以东的欧洲希腊城邦都事先承认了波斯的宗主权，只有雅典、斯巴达及其盟友除外。斯巴达在伯罗奔尼撒的竞争对手，曾被其打败并一直耿耿于怀的阿尔戈斯则保持中立。在公元前450年，阿提卡被占领，雅典遭到洗劫。不过，雅典人民已经撤离，参战的希腊各国船队未受到一丝一毫的损失。公元前480年，他们在萨拉米斯对波斯海军取得了决定性胜利。随后，在公元前479年，又在彼奥提亚的普拉蒂亚重创波斯陆军。同年，希腊海军又在离小亚细亚西海岸米克利不远的海上第二次战胜波斯人。这时，亚洲的希腊人又造起反来，波斯人还丧失了包括马其顿希腊王国在内的欧洲属地。当公元前449年，雅典与波斯帝国终于言和时，波斯人未能再度征服大陆上的亚洲希腊人，雅典也未能将塞浦路斯与埃及从波斯帝国手中夺过来。但是，在公元前386年，波斯与斯巴达串通一气，终于又将其主权强加于大陆上的亚洲希腊人头上。到这时，欧洲的希腊人再度开始了他们之间惯常的同室操戈的战争，使波斯人得以坐收渔翁之利。　　欧洲的希腊人对于公元前480－前479年的经验教训视而不见，在这令人难忘的两年中，希腊为数不多的、不甘屈服的国家团结一心，终于打败了波斯帝国。公元前480年，西部的少数希腊殖民地暂时团结在一起，也打败了迦太基帝国。这两个帝国一直是希腊各国独立的威胁，因为两个帝国都在大范围内实现了政治统一。希腊人在最后一刻才部分地团结起来，便打败了他们。希腊人应当承认这个显而易见的真理：在政治上，团结就是力量。他们应当使自己的政治统一永久化、泛希腊化。由于公元前7世纪的商业革命和工业革命，希腊世界已经成为经济统一体，经济统一体与政治分裂状态不可能长期共存而不带来灾难。可是，一旦波斯人、迦太基人入侵的直接威胁消失，希腊人又将分裂。自大约公元前484年起，西西里的希腊移民城邦团结在锡拉库萨周围，当它与阿克腊加斯结盟以后，曾在公元前480年打败了迦太基人，可是，这个希腊移民城邦却在公元前466年解体了。同时，曾在公元前480－前479年打败了波斯人的欧洲大陆的希腊联盟，却在公元前478年分裂成势不两立的两个集团，过去已存在的一个，包括斯巴达及其伯罗奔尼撒盟友，新成立的提洛同盟包括雅典和刚刚从波斯人统治下解放出来的希腊城邦国家。　　公元前459年，仍然与波斯处于交战状态之下的雅典便与斯巴达在欧洲希腊的盟友开战了。公元前460年，它因派一支舰队支援埃及叛乱而使自己深深陷入更危险的对波战争中。公元前455年，在埃及的叛乱被波斯人制服之后，雅典远征军也被摧毁了，同时在公元前457年，雅典将其宗主权强加于中部大陆所有的希腊国家（只有底比斯除外）。公元前447年，它又失去了对它们的控制。雅典人将自己的力量消耗殆尽。在公元前449年与波斯人媾和之后，它又于公元前445年不得不与斯巴达及其盟友握手言和。　　公元前478年以后，雅典很快就把提洛同盟变成了雅典帝国；自公元前445年起，这个帝国又继续存在了40年，它是斯巴达帝国在更大范围内的复制品，斯巴达帝国则在伯罗奔尼撒占有了其南部五分之二的地区。向雅典纳贡称臣的希腊城邦的人民都成为雅典的奴隶。公元前461年，雅典公民团制订了极为激进的、民主化的、与斯巴达法律相同的一项法律。至此，雅典民主与斯巴达民主已毫无二致，它完全靠臣服的希腊人养活，而后者人数却远远超过了占统治地位的少数人，尽管与同时代其他希腊城邦相比，雅典的公民人数要多得多。公元前449年和前445年的媾和已经显示出，雅典的薄弱环节就在于人力资源与它的野心之间大不相称。尽管如此，公元前451年，雅典人仍投票通过法律，使双亲中有一方不是在雅典出生的公民全部丧失了选举权，这一法律实际上又削减了雅典公民的人数。这个最迟于公元前445或公元前444年开始实施的以斯拉式的法律，已经昭示出雅典帝国灭亡的厄运。这是则颇具政治家风度的梭伦法令的一种反动。公元前490年，梭伦允许无力还债而被卖到海外为奴的雅典公民返回故乡，而且如前文所述，他还将雅典公民权授予移民而来的外国工匠，梭伦正是用这一系列办法扩大了雅典的公民队伍。　　公元前431年，雅典与斯巴达之间又贸然进行了一场战争，结果是两败俱伤。公元前405年，雅典帝国被推翻，取而代之的斯巴达帝国也于公元前371年垮台。在公元前359－前338年间，所有欧洲大陆的希腊城邦相继被其北方邻国马其顿的国王腓力二世征服，并在他强迫之下，最终加入了一个新联盟，联盟的政治中心在科林斯，其领袖却是腓力。在这期间，只有斯巴达超然度外。科林斯同盟的目标是以同盟的联合军事力量进攻波斯帝国。当公元前336年，腓力在其风华正茂之年，在事业的巅峰时期遇刺身亡之际，一支马其顿的先头部队已经抵达亚洲。公元前334年，腓力之子亚历山大跨过达达尼尔海峡。公元前330年，他推翻了波斯帝国。公元前323年，他也魂归西天。　　马其顿人是希腊族，不过，他们始终没有能够希腊化，也就是说，他们始终没有成为城邦国家的公民，因此，他们对于城邦国家的生活方式一直是门外汉。城邦制度及其精神给国际关系带来的影响是无政府主义的，这就为腓力提供了机会，各个城邦国家--雅典、斯巴达、底比斯在国际舞台上相继失败，再加上腓力个人的天才，为马其顿带来了好运。但是，尽管城邦国家的生活方式，在国际上破坏成性，在国内使派系林立，它却推进了文化影响的传播，不过，这将是下一章的主题。马其顿的希腊人并未接受这一文明的影响，在其私生活范围内，他们仍是无拘无束的，因此，他们并不适于承担领导责任，但是他们的南方希腊邻居的政治破产，仍使这个任务落在了他们肩上。国王腓力二世与其马其顿同胞一样，在私生活方面也是放荡不羁的，但是，在其社会生活方面，却毫无马其顿人的风格。他与地米斯托克利和萨姆提克法老同样有耐心，同样精明。地米斯托克利是个以其远见卓识于公元前480－前479年间挽救了希腊的雅典人，而萨姆提克则机智地将亚述人赶出了埃及。如果腓力或者其子亚历山大能象萨姆提克那样长寿，希腊化世界此后的历史，或许整个人类文明中心的历史，就不会充满凄风苦雨了。第二十八章 希腊文明的文化成就（公元前478－前338年）　　公元前478－前338年期间，希腊世界落入了其政治上的最低点，却在文化上达到了顶点，至少有三位公元前5世纪著名的雅典人，在对他们时代的繁荣作出贡献的同时，受到了其时希腊政治耻辱的影响。这三个人是剧作诗人素福克勒斯（公元前495－前406年），政治家伯里克利（约公元前490－前429年）和哲学家苏格拉底（公元前469－前399年）。　　伯里克利的声名美誉，在于其与古希腊建筑与视觉艺术在雅典的代表作有关。在公元前449年与波斯，公元前445年与斯巴达订立和约之后，他鼓励他的同胞们，以最为美丽的艺术作品装点雅典卫城。然而，也正是这个伯里克利，督促雅典人为这些艺术品筹款，并在筹款时，为建造这些艺术品提供有偿劳务。为达到这一目的，他从雅典的希腊臣民那里强行征收年赋。公共防务而不是美化雅典城，才是这些行动的真正目的。为了支付雅典海军舰船费用，建立了基金，当雅典海军的战事因和平的恢复而终止之际，这些费用支出就应当转而分配给在新的民用职位中，作为采石匠、搬运工和泥瓦匠的同样的雅典人。这种基金的"转换"是不正当的；唯一支持此事的是雅典军队。　　素福克勒斯和苏格拉底各自都引出了针对一个城邦加诸于公民的不可接受的道德要求的道德心问题。索福克勒斯是在一出戏剧演出中引出这一问题的；苏格拉底为道德缘故而使自己招致死刑，从而引出这一问题。据说，素福克勒斯曾于公元前440年，因其戏剧而当选为十大将领之一，他们受命指挥由雅典同盟发动的对萨摩斯的战争，后者试图摆脱雅典的控制。不可思议的是。接受这一任命的竟是《安提戈涅》的作者。更为不可思议的是，苏格拉底竟然愿意参加一支雅典远征军，这支军队于公元前432年对另一个反叛雅典同盟的波蒂迪亚作战。显然，在苏格拉底和素福克勒斯二人眼中，他们作为其公民的那个城邦，在与其他城邦的冲突中，不管怎样都是其公民－信徒必须为之尽责的偶像，即使在其他情况下，他们也会觉得，他们的良心驱使他们对国家极尽忠诚。　　在第二次雅典－伯罗奔尼撒战争前夜，在一份给斯巴达的呼吁书中，科林斯人把雅典斥责为一个"僭主之城"。在这次战争进程中，据说有一位雅典政治家告诉他的同胞们，如果雅典希望保持她的霸权，就不必因其所犯的暴行而畏缩不前。雅典的霸权衰落之后，得胜的敌手拆毁了把雅典与她的港口连接起来的"长城"，这道长城使雅典在抵御来自陆地的进攻时坚不可摧。作为一个保持平衡之举，这一毁城行动，受到了整个希腊世界的欢迎。当时的历史学家--被放逐的雅典海军军官修昔底德记述另一位雅典政治家，即伯里克利本人，把雅典形容成"希腊的楷模"。对公元前5世纪雅典的这两方面的描述，都是言之有理的。　　从此前雅典在希腊历史上的原几何和几何风格时代所起的作用这个意义上来说，公元前5世纪的希腊，确实是"希腊的希腊"。希腊世界的文化活动又一次集中于这一特定的地点。伯里克利时代的阿提卡雕刻家菲迪厄斯受雇为雅典卫城的新神庙创作了雅典娜雕像，而且还创作了奥林匹亚的宙斯雕像。这是世所公认的雅典文化精品；尽管奥林匹亚是泛希腊的礼仪中心，但由于它位于伯罗奔尼撒联盟的版图内，因而它受斯巴达领导；为了庆祝公元前480－前479年击退波斯人的胜利而对奥林匹亚的装点美饰，在某种程度上说，成为伯罗奔尼撒人对同时代雅典装饰风范的短促而有力的一击。　　当然，即使是在公元前5世纪，雅典人也并未能垄断希腊的文化成就。雅典的巴台农神庙不仅被奥林匹亚的宙斯所超越，而且，甚至在那个时代更早些时候，在形制规模方面，就已被西西里的希腊城邦阿克腊加斯和塞利那斯超过。在泛希腊的喜庆节日里，受胜利者（包括一些雅典的胜利者）之托进行颂歌创作的最卓越的作曲家，是底比斯的诗人平德尔（公元前522－前442年）。意大利的希腊城邦埃利亚，是希腊哲学中一元论学派的学校所在地，这所学校以不屈不挠的巴门尼德（约公元前515－前445年）和芝诺（约公元前490－前420年）为代表；与毕达哥拉斯再生思想相关的多元论的复归，是阿克腊加斯的哲学家兼医生恩培多克勒（约公元前492－前432年）所为。在第二次雅典--伯罗奔尼撒战争时期（公元前431－前404年），不管其道德与否，作为一种产生实际效果的手段，驾驭语言的艺术为一些语言大师创造出来，反对他们的人把他们称作诡辩家（"耍小聪明的人"），以此来低毁他们。最初出现的诡辩家之一，是西西里岛上的希腊城邦莱昂蒂尼的戈加斯（约公元前480－前395年）。很快，诡辩学者不断在整个希腊世界涌现，其中许多人都到雅典去，因为雅典是当时最强大的希腊城邦。如果我们不理会阿里斯托芬对苏格拉底的诽谤性攻评，那么著名的诡辩家中，便没有一个人出生于雅典。　　雅典对公元前5世纪希腊文化与众不同的贡献，主要在戏剧艺术、哲学和瓶饰绘画艺术诸领域。　　公元前5世纪的雅典戏剧，无论是悲剧还是喜剧，既不同于荷马史诗，也不同于后荷马时代已成为一种宗教仪典的挽歌体和抒情体诗歌，然而，不同于荷马史诗之处还在于，它又像挽歌体和抒情体诗歌那样，表达了个人的和个性的情感。这种艺术形式是一种宗教仪典的令人惊异的异变，而这种宗教仪典起初充满着粗野的性感和狂欢气氛，并在以后始终也未完全抹去其原始的痕迹。这种放荡的仪典，并非是为了色情的目的，而是通过令人喜爱的巫术，达到刺激人类自身生产和驯化植物与动物的目的。尽管如此，从中仍异变出了希腊世界祭祀酒神的秘密纵酒宴乐，小亚细亚对赛比利女神狂欢滥饮的礼拜，孟他努斯教女先知们倾泻情感的预言，米列维的伊斯兰教苦行僧的催眠舞蹈，以及受到公元前11世纪叙利亚国王扫罗影响的那些先知们的狂乱言行。　　当雅典戏剧家们从这种毫无前途的原始宗教材料中创作出戏剧时，他们的演出技艺达到了非凡的水平。剧中，人类生活的露天场景和原始宗教中那些令人困惑之处，在一支合唱队和一组演员的相互合作中，呈现于世人面前。由演员在舞台上扮演的剧中角色，就像公元前8世纪公共生活中的以色列和犹太先知那样地具有个性。有四位公元前5世纪的雅典戏剧家的作品得以传世，他们是悲剧作家埃斯库罗斯（公元前625－前456年）、索福克勒斯（公元前495－前406年）、欧里庇得斯（公元前480－前406年）和喜剧作家阿里斯托芬（约公元前449－前380年）。他们的作品表现出了这些戏剧诗人们异彩纷呈的才华。他们所形成的艺术风格，成为他们议论有争议的现行政治问题，以及探查人性的精神深度的工具。　　公元前5世纪的雅典并不是希腊哲学之母。希腊哲学的诞生地，是公元前6世纪的爱奥尼亚。然而，苏格拉底却以审慎地改变问答范围--从物质世界到人性--的方法，使这种爱奥尼亚的理智活动发生了转变。苏格拉底的生与死，极大地激励了他的学生柏拉图（公元前427－前347年）。柏拉图也是克罗托内哲学家毕达哥拉斯的学生，他从锡拉库萨的戏剧家埃庇卡摩斯那里找到了对话形式的范本，立以这种对话形式创作了他的哲学著作。柏拉图对希腊哲学思想最根本、也是最有争议的贡献在于认识论，即有关宇宙结构的理论。柏拉图把毕达哥拉斯关于数学是通向形而上学之门的认识，与诗人在逻辑思维内的直觉，以及诗人展开想象的羽翅高飞的能力结合起来了。　　斯特吉洛斯（哈尔基季基东部沿海的一个小的希腊殖民城邦）的亚里士多德，是柏拉图的学生和尔后的批评者，他也曾是雅典的临时公民。也可能是在家乡马其顿，他应腓力王之邀，一度曾任腓力的儿子亚历山大的老师。亚里士多德既不是一位诗人，也不是一个数学家；以柏拉图的标准，他是缺乏想象力的，或许正是脚踏实地而使他引以为荣耀。他是柏拉图式的知识巨匠，他毕生致力于逻辑学、认识论和形而上学诸领域的著述，成为这些学科的开拓者，尽管他在世的时间比柏拉图要短18年。他的著作为以后所有希腊哲学所汲取，并在公元12－17世纪期间，支配了西方基督教精神世界。亚里士多德还是最早从事实地调查的研究者，一个在政治和物理科学领域组织他的学生从事研究活动的优秀的组织者。在古希腊哲学家的黄金之链中，苏格拉底、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光耀胜过所有他们的前人和继承者，苏格拉底的光辉映出了这三位声名最为显赫的巨匠。　　公元前5世纪，雅典的陶工和花瓶画匠继续占据着市场，包括十分赚钱的埃特鲁斯坎的市场。这个市场是公元前6世纪，他们从科林斯与斯巴达竞争者手中赢得的。直到公元前4世纪，雅典产品在意大利市场的优势，才受到以流行的雅典风格在阿普利亚成批仿造的产品的威胁。一些最优秀的雅典花瓶画匠在他们的作品上签上姓名，这表明无论是画匠本人，还是他们的主顾，都把这些作品视为艺术品。幸存下来的雅典花瓶画匠们的作品，至今仍有很高的鉴赏价值。从另一方面而言，似乎这些雅典花瓶画匠的同时代人，对这些雅典艺术品的美缺乏审美感觉，或许是因为，这些作品作为对雅典收支平衡有益的出口物，在他们眼中通常只具有经济方面的重要作用。第二十九章 亚历山大征服第一波斯帝国的政治后果（公元前329－前221年）　　在公元前359－前338年这20年间，马其顿国王腓力二世把他的政治统治，扩展到了奥特朗托海峡以东除伊庇鲁斯、斯巴达和拜占庭之外的所有欧洲希腊城邦。在公元前334－前325年的10年之内，腓力的儿子和继承人亚历山大征服了整个波斯帝国，包括它曾在印度地区控制的所有领土，并从未丧失从他父亲那里继承的疆土的控制权。公元前324－前323年两年里，亚历山大有效地控制着整个旧大陆的中央地区。公元前324年，他命令科林斯城邦同盟的所有成员遣返被他们放逐的公民，以表明他对希腊的统治权。亚历山大意欲征服其余的文明地区，首当其冲的便是阿拉伯。（他和他的同时代人，没有任何人意识到，地球表面的土地上有人居住的地方到底有多大。）但是在公元前323年，亚历山大意外而突然地过早去世了，因而，他正在实行的政治抱负，尽管十分宏大，却至此完结。他生前有足够的时间得以摧毁波斯帝国，但却未能有足够的时间建立一个他所为之奋斗的全球帝国。他吞并了波斯帝国的整个领土，从而极大地扩展了希腊世界的范围。但是在他身后，这个扩大了的希腊世界却再度陷入无政府状态。公元前338年之前，那个地域较小的前亚历山大的希腊世界，正是在这种状态中生存的，那一年，腓力二世建立了科林斯同盟。　　亚历山大的死，成为为瓜分他开创的短命帝国而引起的斗争的信号。包括斯巴达在内的希腊南部城邦，立即起兵反抗马其顿。公元前322年，除埃托利亚之外的所有南方城邦，都被迫投降，但到公元前321年，马其顿军队的高级将领们，彼此之间开始进行战争。亚历山大继承人之间的战争，持续了40年（公元前321－前281年），腓力二世和亚历山大联合开创的事业毁于一旦。交战的各方互相争夺原波斯帝国政府200年间从它的属邦掠夺积聚的金银，以筹措资金。他们争相滥用这些金银于装备马其顿的军队，各方还招募非马其顿人的希腊雇佣军，以补充兵员之不足。用金钱雇用士兵的方式，很快就在整个大希腊世界流行开来，其结果造成了通货膨胀，致使希腊工商业中心地区靠工资为生的公民的实际收入下降。　　在亚历山大继承人之间的这些战争，与公元前338年腓力二世以强力实现和平之前的希腊城邦战争相比，其激烈残忍程度要小得多。崇奉城邦制的公民们，怀着刻骨的仇恨彼此争战。亚历山大的继承者们也受到他们的部属或是他们自我的崇奉，但他们的这种崇奉并不是十分虔诚的，因为他们首要的目标毕竟还在于掠夺。希腊城邦制如今已不再是至高无上的了，它们已成为继承人战争游戏的赌注，战争的主力是职业军人，而不是支付给士兵的金钱。因此，屠杀被打败对方的军队所取代，得胜者吸收败军加入自己一方，同时，对城镇的劫掠，也被他们对城镇的"解放"取而代之，那只是对从某些敌对的军阀手中攫取对这些城镇的政治控制权的一种婉词而已。在公元前335年亚历山大劫掠底比斯并把它的居民出卖为奴隶，和公元前223年马其顿的统治者安提柯三世及其盟友以同样的暴行对待曼提尼亚之间的这些年里，没有任何希腊城市经希腊人之手遭到毁灭。（在相同的时期内，阿克腊加斯和奥特朗托海峡以西的其他希腊城邦都遭到了劫掠，他们的居民都沦为奴隶，这些都是非希腊人所为。）　　即使如此，继承人之间的战争，此后继承人后裔们之间的经常爆发的战争，仍使奥特朗托海峡以东的大希腊世界处于混乱之中。对绝大多数前波斯帝国版图之内的居民来说，希腊人取代波斯人的统治，只是一种更糟的变化。波斯的统治给予它的臣民以休养生息的机会，以使他们从亚述军队蹂躏的影响中恢复元气。与亚述帝国相比，波斯帝国统治松散，在其统治晚期，帝国已摇摇欲坠，混乱不堪。埃及退出了帝国；地方督抚们反叛了；高原的部族也摆脱了帝国政府的控制。波斯的控制与如今取而代之的希腊的统治相比是较轻的。在后亚历山大时代就像前亚历山大时代一样，希腊世界由于缺乏最终结局而始终战乱频繁。　　在大规模的马其顿征服中，最终遭受最严重灾难的国家，正是马其顿自己。腓力二世征服希腊和尔后亚历山大征服波斯帝国的意义，就在于从马其顿农民中征召了步兵，以弥补由贵族组成的马其顿骑兵的不足。（骑兵始终是马其顿军队的主力部队，但假如没有农民步兵方阵的配合，它便缺乏足够的力量赢得并维持其征服。）当亚历山大侵入波斯帝国之际，他不得不把一半军队留在欧洲殿后，以镇压南方的希腊人并阻挡北方的蛮族。马其顿为了满足亚历山大不断提出的新的征兵需求，而耗尽了它所有的人力储备。此后，每一位继承人都至少要保持一支由马其顿人组成的禁卫军团部队，以作为其嫡系军队的中坚力量，而正是借助这支嫡系军队，他才得以征服并维系他从腓力和亚历山大留下的帝国版图上瓜分到的那部分领土。公元、前280－前279年，亚历山大的继承战争刚刚结束，马其顿就受到来自多瑙河地区的凯尔特游牧民的侵扰，在她摆脱这些蛮族入侵者之后，她发现自己已面临人力不足境地，并仍然不得不在两条战线上同时作战，一方面要与北方蛮族作战，另一方面要与摆脱了马其顿控制，而如今不断向她发起进攻的南方希腊人作战。　　对马其顿威胁最大的南方的希腊敌人是埃托利亚同盟。这是公元前322年唯-一个未向马其顿投降的、反叛的希腊城邦同盟。大约公元前300年，埃托利亚人在政治上确立了他们对德尔斐的控制，那是一个保持了前亚历山大时代重要性的泛希腊圣地。此后，埃托利亚又逐渐吞并了她的北部和东部地区。到公元前235年，她的势力范围从希腊半岛的东岸扩展到西岸；公元前226年，在她对外扩张的短暂的高潮时期，埃托利亚顺利地推进到了马其顿的南部边界。埃托利亚具有罗马人那样开阔的政治胸襟，给予所有被并入其国家中的人民以完全的埃托利亚的公民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