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个”重商重利的世纪”②，第二帝国则是资产阶级飞扬跋扈的时代，经济的一度繁荣曾经给人们带来某种虚假的乐观主义，政治上却以“沙威无处不在”①为特征。资本主义的发展，使一切都成为利润的奴隶，整个社会都淹没在拜金主义的冰水之中，极严重地败坏了人们的精神和彼此间的关系。波德莱尔曾在他的文论中一针见血地指出：“当财富被表现为个人的一切努力的唯一的、最后的目的时，热情、仁慈、哲学，在一个折中的、私有制的制度中做成人们井同财富的一切，都统统消失了。”①他以鄙夷不屑的口吻称第二帝国为“绝对陈腐、愚蠢和贪婪的社会”②。在一片灯红酒绿、歌舞升平的气氛中，他作出了如下不祥的预言：“世界要完了。..儿子将由于贪婪的早熟而逃离家庭，不是在18岁，而是在12岁；他将逃离家庭，不是去寻求充满英雄气概的冒险，不是去解救被锁在塔里的美人，不是为了用高贵的思想使陋室生辉不朽，而是为了作买卖，为了发财，为了和他的卑鄙的爸爸竞争..而资产者的女儿，..在摇篮里就梦想着自己会被卖到一百万。”这种对于金钱的崇拜，在《恶之花》中，是通过诗人的悲惨命运来表现的，他受到家人的诅咒（《祝福》），他受到世人的揶揄（《信天翁》），他的生活像拾破烂的一样潦倒（《醉酒的拾破烂者》），他竟至于为了糊口而不得不出卖自己的灵魂和尊严：②见《波德莱尔全集》第二卷，第692页。①见拉法格《文论集》，《雨果传说》，第66页。罗大冈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① Bovier-Ahamme:《Moinsd'un demi-siecle》，Europe，avril-mai1967．沙威是雨果的小说《悲惨世界》中的人物，是资产阶级的法律的化身，素以冷酷无情著称。②《彼德莱尔全集》第二卷，第28页。稻梁诗神稻梁诗神，当严寒的一月放出它的北风，在那雪夜的黑色的厌倦之中，你可有人烘烤你青紫的双足？那漆黑的夜光穿透了百叶窗，你能温暖你冻痕累累的双肩？钱袋空空如同你的口腹一般，你可会从青天上把黄金收藏？为了挣得那每晚糊口的面包，你得像那唱诗童把香炉轻摇，唱你并不相信的感恩赞美诗，或像饥饿的卖艺人做尽手脚，以博得凡夫俗子的捧腹大笑，君不见你的笑却被泪水浸湿。《共产党宣言》中指出：“资产阶级抹去了一切向来受人尊崇和令人敬畏的职业的灵光。它把医生、律师、教士、诗人和学者变成了它出钱招雇的雇佣劳动者。”③波德莱尔的这首题为《稻粱诗神》的十四行诗不是提供了一个很好的例证吗？诗人非但失去了灵光，竟然落到了抬破烂者的地步、只能乘着酒兴发泄胸中的郁闷，对无孔不入的第二帝国的密探表示鄙视（《醉酒的拾破烂者》）。总之，波德莱尔用间接的方式、用具体的形象印证了他的直接的议论，从而更生动更鲜明地再现了当时社会风气的一个本质方面。综上所述，我们从五个方面指出了《恶之花》与现实的社会生活之间的联系。它没有点明任何时代，它没有写出任何有代表性的姓名，它只是偶尔提到了巴黎、塞纳河、卢浮宫，但是，它通过暗示、影射、启发、象征、以小见大等诗的方法，间接曲折地反映出时代的风貌，同时，为了内容的需要，它并未摈弃写实的白描手法，勾勒了几幅十分精彩的风俗画。《恶之花》展示的是一幅法国.. 1848年前后二十余年的历史画卷，我们可以说它不全面，但我们不能说它不深刻：我们倒似乎可以说，惟其不全面，才愈见出它的深刻，因为它抓住了时代的灵魂的一个重要侧面，即胜利了的资产阶级和它的一部分知识分子——“比较正直，比较敏感的人，渴望真理和正义的人，对生活抱着很大希望的人”①——之间的矛盾。这种矛盾产生了一种精神状态，就是法国文学史所称的“世纪病”（le mal du siecle）的进一步恶化，其最基本的症状，是由浪漫派的“忧郁”（la mel ancolie）演化为波德莱尔的“忧..③《波德莱尔全集》第二卷，第80页。①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第253页。郁”（Le Spleen）。郁”（Le Spleen）。有体验到这种感情，谁就不能期望取得作为作家的伟大荣誉；这是此种荣誉的代价。”①第一位以此为代价赢得荣誉的是夏多布里昂，他的《勒内》表现了贵族阶级的没落子弟对资产阶级革命又欢迎又恐惧的复杂心理，在成千上万的同病相怜的人们之中·也在成千上万的资产阶级的最庸庸禄禄的子弟之中引起强烈的共鸣，成为“整整一代人们的、充满诗意的自传”.. ②。而波德莱尔的《恶之花》，则是在资产阶级胜利并且巩固了自己的统治之后，它的一部分“神经比较敏锐、心地比较纯良”的子弟对丑恶的现实感到幻灭的产物。“他们在黑暗的生活里迷失了方向，想给自己寻找一个干净的角落”③。而这恰恰是不可能的，所以不可能，是因为他们不能彻底切断他们与资产阶级的联系，他们不能脱离资产阶级而归附无产阶级，这是波德莱尔的忧郁的最深刻的根源。《恶之花》作为一面魔镜，反映得最深刻、最全面的，正是这种时代的情绪，它通过富于哲理的沉思和细腻敏锐的感觉，将其集中、浓缩、升华为忧郁（le spleen）这种精神状态。正如恩斯特·莱诺指出的那样：《恶之花》是“应时而生”，波德莱尔写了《恶之花》只不过是记下了一种新的精神状态，这种精神状态散布在当时的氛围中，而他是最杰出的创导者④。在波德菜尔的笔下，这种精神状态表现为：透不过气来的窒息感，行动上的无能为力，精神上的孤独，不可救药的厌倦，阴森可怖的幻象，不得不生活的痛苦，等等。表现忧郁的诗篇很多，难以一一列举，最著名的有《破裂的钟》、《忧郁之四》、《秋歌》、《纠缠》等。试以裂钟为例，以见一斑：破裂的钟又苦又甜的是在冬天的夜里，对着闪烁又冒烟的炉人融融，听那遥远的回忆馒馒地升起。应着茫茫雾气中歌唱的排钟，那口钟啊真是幸福，嗓子宏亮，虽然年代久远，却矍铄又坚硬，虔诚地把它信仰的呼声高扬，宛若那在营帐下守夜的老兵。而我，灵魂已经破裂，烦闷之中，它想用歌声充满凛冽的夜空，它的嗓子却常常会衰弱疲软，①见高尔基《论文学·续集》，第5页。②《De la litteratute》，第二章第五节。③见拉法格《论文学》，第169页。④见高尔基《论文学·续集》，第6页。像被遗忘的沉沉残喘的伤员，躺在血伯中，身上堆满了尸体，竭力挣扎，却一动不动地死去。回忆与现实，炉火与寒气，教堂的排钟与诗人的灵魂，一系列强烈的对立，反映出诗人力不从心的愿望；把灵魂比作裂钟，是否象征着诗人信仰的丧失？绝望的比喻，可怖的景象，令人窒息的姿态，烘托出诗人徒劳无益的挣扎；那一堆死尸，是否象征着诗人沉重精神包袱？一个人如果对现实的丑恶和压迫没有深切的感受和认识，是不会有如此可怖的想象和如此沉痛的呼声的。这是典型的波德莱尔式的忧郁。1848年革命失败之后，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矛盾成为法国社会的主要矛盾，而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的血腥镇压继1830年七月革命之后，又使更多的人感到羞耻和幻灭。自1789年大革命以来，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一直是衡量是非的唯一尺度，而现在这一意识形态的垄断状态被打破了。资产阶级作家们面临着严峻的选择：或者站在资产阶级一边反对无产阶级，或者站在无产阶级一边反对资产阶级，而真正实现了这一选择的是少数，相当多的人处于一种痛苦的摇摆之中。他们既不满于资产阶级的统治，又不能真正地归附于无产阶级。而事实已经证明，不但无产阶级“要在资产阶级共和国范围内稍微改善一下自己的处境只是一种空想”①，就是资产阶级中的一些人想在资本主义世界中“给自己寻找一个干净的角落”也是一种空想。因此，这些人“不满现状，可是又找下到出路”①，始终处于一种不可排解的忧郁之中。这就是《恶之花》所反映的最深刻的社会现实，一种新的条件下的世纪病。保尔·艾吕雅指出，波德莱尔“这面魔镜没有蒙上水汽”。②保尔·魏尔伦说得更为明快果决：“我认为，夏尔·波德莱尔的深刻的独创性在于强有力地、从本质上表现了现代的人..我还认为，将来写我们这个时代的历史家们，为了不致片面，应该仔细地、虔诚地阅读这本书（指《恶之花》——笔者注），它是这个世纪的整整一个方面的精粹和极度的浓缩。”③读过《恶之花》的人，会欣然承认：这并不是夸张的评价。① Ernest Raynaud：《charles Baudetalre》，Garnier，1922．P. 281—283.①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第417页。②见高尔某《论文学·续集》．第6页。③ pau Eluard:Oeuveres completes》T.I.P.954．Bibliothque de la Pleiade.第六章应和论及其它第六章应和论及其它的。波德莱尔的特点是寓深奥的理论于鲜明的形象之中，读来毫无嚼蜡之感。他的《恶之花》仿佛一枚琢磨得玲珑剔透的钻石，在众多的平面上反射出他的诗歌理论的不同侧面。他并未写出系统的理论著作，他的思想和观点散见于大量的画评、书评。函扎和诗篇之中。他的深刻、敏锐、准确、渊博，甚至矛盾，使越来越多的法国文学研究者认为，作为诗人的他是一位比批评家圣勃夫还要伟大的批评家。亨利·勒麦特说他是法国“19世纪最大的艺术批评家”④，安多尼·亚当则断言：“从他（指波德莱尔一笔者注）的批评文字看，他远比圣勃夫更有把握或力.. 19世纪最大的批评家。”.. ①许多伟大的作家同时也是伟大的批评家，这是文学史上的事实。然而，当波德莱尔说“一切伟大的诗人本来注定了就是批评家”.. ②，保尔·瓦雷里说“任何真正的诗人都必然是一位头等的批评家”.. ③的时候，就不仅仅是确认了一桩事实，同时还表明文学观念发生了一种变化。波德莱尔不再用柏拉囹的“灵感说”和“迷狂说”来解释诗歌的创作了，“从心里出来的诗”在他那里得到的是嘲笑和鄙薄，相反，用瓦雷里的话说，他是“把批评家的洞察力，怀疑主义，注意力和推理能力与诗人的自发的能力结合在一个人身上”①，即诗人和批评家一身而二任，或者诗人和批评家生来就应该是一个人。这是（就波德莱尔而言）对盛极而衰的浪漫主义的修正与反拨。波德莱尔的文学活动开始于.. 40年代初，是时浪漫主义的“庙堂出现了裂缝”，古典主义有回潮之势，唯美主义已打出了旗帜，现实主义尚在混乱之中。“伟大的传统业已消失，而新的传统尚未形成”.. ②，这是一个流派蜂起，方生方死的时代，既是新与旧更替的交接点，又是进与退冲突的漩涡。波德莱尔正是站在这佯一个十字路口上，瞻前顾后，继往开来，他不仅是诗歌创作上的贾努斯③，也是文艺批评上的伊阿诺斯。他的文艺思想在时代思潮的碰撞中形成，又反映了时代思潮的变化，有卓见，也有谬误，丰富复杂，充满矛盾，其中既有传统的观念，又蕴藏着创新的因素，既表现出继承性，又显露出独创性，成为后来许多新流派的一个虽遥远却又有迹可寻的源泉。诗人波德莱尔是一位美学家。他的诗歌理论，其实就是他的美学理论，因为他认为：“现代诗歌同时兼有绘画、音乐、雕塑、装饰艺术、嘲世哲学和分析精神的特点；不管它修饰得多么得体、多么巧妙，它总是明显地带有取之于各种不同的艺术的微妙之处。”④于是，“对于一幅画的评述不妨是一首十四行诗或一首哀歌”。⑤在他看来，诗可以论画，画也可以说诗，诗画虽..④ Paul Verlaine:Oeuvres Posthumes Ⅱ，P.4.Albert Messein,1927.① Henri Lemaitre:《La Poesie depuis Baudelaire》，P.22．Armand Colin，1965。② Antoine Adam：《Litterature fran caise》，T.I，P.106．Larousse，1960。③见《波德莱尔全集》第二卷，第793页。① paul valery，《Oeuvres completes》．T.I，P.1035．Pleiade。② paul Valery：《Oeuvres completes》，T.I．P.604。Pleiade。③见《波德莱尔全集》第二卷，第493页。④罗马神话中的两面神。⑤见《波德莱尔全集》第二卷，第167页。殊途而同归。因此，《恶之花》中表现或陈述出来的创作思想和创作方法与他在其它地方所作的注论阐述既相互补充，又相互发明，水乳交融，浑然一体。殊途而同归。因此，《恶之花》中表现或陈述出来的创作思想和创作方法与他在其它地方所作的注论阐述既相互补充，又相互发明，水乳交融，浑然一体。⑥”这是波德莱尔为《恶之花》草拟的序言中的话，如果再加上应和论和想象论，就可以被视为他的完整的美学原则了。一切文艺创作活动的根本出发点是文艺对现实世界（人的主观世界也可以是现实世界的一部分）和非现实世界（例如想象世界，中国文论中所谓“意境”之境，王国维所说的“造境”之境）的关系，以及作家对这种关系的感受和认识。波德莱尔认为“世界是一个复杂而不可分割的整体”民“我们的世界只是一本象形文字的字典”②。表现周围世界的真实是小说的目的，而不是诗的目的，“诗最伟大、最高贵的目的”是美③,诗要表现的是“纯粹的愿望、动人的忧郁和高贵的绝望”④。诗人要“深入渊底，地狱天堂又有何妨，到未知世界的底层发现新奇”⑤，要“翱翔在人世之上，轻易地了解那花儿和无语的万物的语言”⑥。与小说所表现的真实相比、“诗表现的是更为真实的东西，即只在另一个世界是真实的东西”⑦。波德莱尔并不否认“我们的世界”的真实性，但是他认为在“我们的世界”的后面存在着“另一个世界”，那是更为真实的，是上帝根据自己和天堂的形象创造和规定的，而诗人之所以为诗人，乃是因为他独具只眼，能够读懂这部“象形文字的字典”。所谓“读懂”，就是洞见世界的整体性和世界的相似性，而这种“整体性”和“相似性”的表现是自然中的万物之间、自然与人之间、人与人之间、人的各种感官之间、各种艺术形式之间有着隐秘的、内在的、应和的关系，而这种关系是发生在一个统一体之中的。波德莱尔在著名的十四行诗《应和》中，集中地、精练地、形象地表达了这种理论：应和自然是座庙宇，那里活的柱子有时说出了模模糊糊的话音，人从那里过，穿越象征的森林，森林用熟识的目光将他注视。如同悠长的回声遥遥地汇合在一个混沌深辽的统一体中⑥见《波德莱尔全集》第二卷，第418页。②见《波德莱尔全集》第二卷，第784页。③见《波德莱尔全集》第二卷，第59页。④见《波德莱尔全集》第二卷，第329页。⑤见《波德莱尔全集》第二卷，第334页。⑥见《恶之花》第20首《献给美的颂歌》。⑦见《恶之花》第3首《高翔远举》。广大浩谩好像黑夜连着光明——芳香、颜色和声音在互相应和。有的芳香新鲜若儿童的肌肤。柔和如双簧管，青翠如绿草场，——别的则朽腐、浓郁、涵盖了万物，像无极无限的东西四散飞扬，如同龙涎香、麝香、安息香、乳香那样歌唱精神和感觉的激昂。这首诗被称为“象征派的宪章”⑧，内容非常丰富，影响极为深远。它首先以一种近乎神秘的笔调描绘了人同自然的关系。自然是一种有机的生命，其中的万事万物都是彼此联系的，以种种方式显示着各自的存在。它们互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