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天读书网（www.book.d78i.com）整理第一章　君主国有多少种类？是用什么方法获得的？　　从古至今，统治人类的一切国家，一切政权，不是共和国就是君主国。君主国不是世袭的就是新的。在世袭君主国里，长期以来君主的后裔就是那里的君主。新的君主国或者是全新的，如弗朗切斯科·斯福尔扎[1]的米兰公国；或者是世袭君主国占领的附庸，如西班牙王合并的那波利王国[2]。这样获得的领土，或者原来习惯在一个君主统治下生活，或者向来是自由的国家；而其获得，或者是依靠他人的武力或君主自己的武力，否则就是由于幸运或者由于能力[3]。　　[1]弗朗切斯科·斯福尔扎（Francesco Sforza，1401—1466），其父为有名的雇佣军队长。弗朗切斯科十六岁即从军，1424年父死即继承其父的军队指挥权，为米兰作战。其后娶米兰公爵菲利普·马利亚·维斯孔蒂（Filippo Maria Visconti）的私生女比昂卡(Bionca)。1447年维斯孔蒂死后米兰宣布为共和国，弗朗切斯科·斯福尔扎担任雇佣军队长；1450年倒戈，迫使共和国最高会议拥立为维斯高蒂的继任者——米兰公爵。马基雅维里在本书第七章及所著《佛罗伦萨史》第七卷和《兵法》中一再引述弗朗切斯科为例，说明雇佣军的危险性。　　[2]那波利王国，十五世纪意大利半岛的五个主要国家之一，于1500年由西班牙国王费尔迪南多二世（FerdinandoⅡ，1452—1515）同法国国王路易十二世缔结条约予以瓜分。1504年西班牙将法国势力从所占领的部分领土赶走，并将西西里兼并。　　[3]“幸运”（fortuna ），一译“命运”；“能力”（virtù），同前者相对待，是马基雅维里学中的一个重要概念；如同文艺复兴时期的作家的用语一样，通常指肉体上和精神上的力量，包括才能智慧，只是在极少数场合特指美德善行。尼科洛·马基雅维里 [意]第二章　世袭君主国　　这里，我想撇开共和国不予讨论，因为我在别的地方已经详尽地论述过了[1]。我打算单独地转到君主国这方面来，并且按照前述的顺序，探讨这些君主国应该怎样进行统治和维持下去。　　我认为，在人们已经习惯了在君主后裔统治下生活的世袭国里保持政权，比在新的国家里困难小得多。因为君主只要不触犯他的皇宗皇祖的制度，如遇有意外事件，则随机应变，这就足够了。因此，一位君主如果具有通常的能力，依此方法，总是能够维持他的地位的，除非遇有某种异乎寻常的格外强大的力量，才可能被篡位。但是即使他被夺权了，当篡夺者一旦发生祸患的时候，他就能够光复旧物。　　例如，在意大利我们就有费拉拉公爵[2]。其所以能够抵御1484年威尼斯人的侵袭和1510年教皇朱利奥[3]的侵袭，就是因为在这个领地的统治已经历史悠久了，此外更无其他原因[4]。因为世袭的君主得罪人民的原因和必要性都比较少，因此他自然会比较为人们所爱戴。除非他异常恶劣，惹人憎恨之外，他的臣民自然而然地向着他，这是顺理成章的。而且革新的记忆与原因，由于统治已经年代久远并且连绵不断而消失了；因为一次变革总是为另一次变革留下可以继续进行的条件的。　　[1]参阅马基雅维里：《论提图斯·李维前十卷》（以下简称：《李维史论》），特别是第一卷。该卷第二章的题目就是《共和国有多少类，罗马共和国是属于哪一类的？》。　　[2]费拉拉公爵（ducadi Ferrara），指在教皇辖地费拉拉执政的埃斯特家族的埃尔科莱一世（Ercoleld‘Este，在位：1471—1505）和阿尔方索一世（AlfonsoⅠd’Este，在位：1505—1534）。这个家族从1208年起就同萨林圭拉家族（Salinguerra）轮流统治费拉拉。1332年教皇承认埃斯特家族三兄弟为其在费拉拉的代理人，由是埃斯特家族统治者的势力日益强大。　　[3]朱利奥二世（Iulio Ⅱ1413—1513）原名朱利亚诺·德拉·罗韦雷（IuAliano della Rovelle），1503年起任教皇至1513年，决心收复全部教皇辖地，除费拉拉公爵抵御了他的攻击外，一些处于教皇宗主权之下的小国的繁荣时代由此告终。　　[4]根据意大利学者的分析，事实上埃尔科莱和阿尔封索这两名费拉拉公爵在政治和军事上都是具有伟大才能的首领。马基雅维里在这里的提法，看来是有意强调世袭的作用。第三章　混合君主国　　但是在新君主国里，就出现重重困难。首先，如果它不是全部是新的，而只是一部分是新的（从整个来说，它可以称为混合国），那里的变动主要是来源于一切新君主国所固有的困难。这就是，人们因为希望改善自己的境遇，愿意更换他们的统治者，并且这种希望促使他们拿起武器来反对他们的统治者。可是在这件事情上，他们上当受骗了，因为后来经验告诉他们，他们的境遇比以前更恶劣了。这种情况是由于另一种自然的、通常是必然的情况造成的。这就是，因为新的君主由于他的军队和新占领之后带来的无数的其他损害，常常不可避免地开罪于新的属民。　　这样一来，当你占领这个国家领土的时候，所有受到你损害的人们都变成你的敌人了；而且你又不能够继续保持那些帮助你取得那里统治权的朋友们，因为你既不能够依照他们的期望给以满足；你又不能够采取强有力的措施对付他们，因为你感到对他们负有恩义；还因为一个人纵使在武力上十分强大，可是在进入一个地方的时候，总是需要获得那个地方的人民的好感的。由于这些理由，法国国王路易十二世占领米兰甚速，而丧失米兰亦甚速，而且头一次把路易十二世撵走，只需要洛多维科[1]自己的军队就足够的确，凡是一度叛变的地方再度被征服之后就不会那样容易丧失，因为统治者会利用叛乱提供的机会毫不犹豫地惩办罪犯，把可疑分子搞清楚，并且在薄弱的地方加强自己的地位。因此，头一次使法国失掉所占领的米兰，只要一位洛多维科公爵在边境揭竿而起就成了，但是要使法国国王再一次失去米兰，那就必须使全世界都反对他[2]，必须把他的军队打败并将其驱逐出意大利，其原因有如上述。　　可是，米兰毕竟一而再地两度从法国人手里夺取过来。关于头一次丧失的一般原因已经讨论过了，现在还要谈谈第二次丧失的原因，并且看一下法国国王当时有什么办法，以及任何一个人如果身临其境要比法国国王更牢固地保有他征服的领土能够有什么办法。　　让我说，那些被胜利者合并到自己的古老国家的国家，或者与征服的国家属于同一地区，使用同一语言，或者并非如此，二者必居其一。如果是同一地区的话，特别是如果那些国家的人们不是起义帮助下，洛多维科归国迅速光复米兰。但其后又被法军挫败，死于监狱。　　过惯了自由生活的话，那末保有这些国家是最容易的；而且只要灭绝过去统治他们的君主的血统，就能够牢固地保有这些国家了。由于在其他的事情上维持着他们的古老状态，而且在风俗习惯上没有什么不同之处，人们就会安然地生活下去。正如人们在布列塔尼、布尔戈尼、加斯科涅和诺曼底所看到的，这些地方已经长时期地归属于法国了[3]，而且尽管语言有某些差异，可是习惯是相同的，因此它们很容易结合在一起。征服这些地方的人如果想要保有它们，就必须注意两个方面：一方面就是，要把它们的旧君的血统灭绝；另一方面就是既不要改变它们的法律，也不要改变它们的赋税。这样一来，在一个极短的期间内，它们就会同古老的王国变成混然一体了。　　但是，如果那些被征服的国家在语言、习惯和各种制度上同征服国不同，那末就会发生种种困难了。要保有那些被征服的国家，就需要非常的好运并作出巨大的努力。而最好和最有力的办法之一，也许是征服者亲自前往，驻节在那里。这就会使得他的占领地更加稳固，更加持久，例如土耳其人在希腊就是这样作的[4]。假使土耳其国王不移跸希腊，那么，即使他为着保有希腊而采取其他一切办法，他还是不能够保有那个国家的。因为如果一个人在当地的话，骚乱一露头他就能够察觉了，从而他就能够迅速地加以消除。但是如果他不在跟前，那么，只有在大乱的时候他才能够察觉，那时他已经不再能够消除骚乱了。除此之外，那个地方不受他的官吏掠夺；臣民由于能够立即求助于君主而感到满意。因此，那些愿意做良民的人势必更加爱戴君主，而那些别有怀抱的人则势必更加害怕他。至于那些想从外部进攻这个国家的人，就必须非常谨慎，因为当君主驻节其地之日，想把它从君主手里夺取过来是极困难的。　　另一个更好的对策，就是在一两处可以说是那个国家要害[5]之地派遣殖民，因为这样做是必要的，否则就有必要在那里驻扎大批步兵和骑兵，二者必择其一。而君主在殖民这件事情上不用花费许多钱财；他无需花费，或者只要支出很少费用就能够移送殖民，并且使他们驻屯在那里。而君主所触犯的人们只是因为他们的田地房舍被拿去给新来的殖民的一些人，而这些人只是那个国家的极少数的一部分人。同时被触犯的这些人仍然散居各方并且仍然是贫困的，因此是永远不能够对君主为害的；而且，所有其余的人都没有受到侵害，因此对他们加以安抚是容易不过的。同时，由于他们害怕自己遭遇将如同那些被掠夺的人们一样，他们就战战兢兢不敢犯错误。　　我的结论是：这种殖民并不靡费，而且比较忠实可靠，触犯的人也较少；而被触犯的人，正如上面已经说过的，既贫困而且散居各方，是不能为害的。关于这一点，必须注意的是：对人们应当加以爱抚，要不然就应当把他们消灭掉；因为人们受到了轻微的侵害，能够进行报复，但是对于沉重的损害，他们就无能为力进行报复了。所以，我们对一个人加以侵害，应当是我们无需害怕他们会报复的一种侵害。　　但是如果在那里以驻屯军队来代替殖民的话，由于维持驻屯军不得不把那个国家获得的全部收入耗费掉，这样耗费就更多了；结果所得反而变成损失，而且得罪的人就更多了，因为由于他的军队从这里到那里辗转调动，那个国家全部受到损害，对此每一个人都感到痛苦，于是一个个都变成他的仇敌了。他们虽然被打败了，可是仍然在他们自己的老家里，是能够为害的敌人。因此，无论从哪方面说来，驻屯军队是不中用的，而殖民却是有益的。　　再说，一个君主如果占有上面所说的在语言、习惯和各种制度上同本国不同的地区，他就应当使自己成为那些较弱小的邻近国家的首领和保护者，并且设法削弱它们当中较强大的势力，同时要注意不让任何一个同自己一般强大的外国人[6]利用任何意外事件插足那里。而且常常会发生这样的情况：那些心怀不满的本地人，由于分外野心或者由于恐惧，把外国人引进来了。正如大家所知道的，罗马人就是由埃托利亚人给引入希腊的[7]；而且罗马人过去侵入的任何地方都是由那个地方的人给引入的。事情的经过常常是这样的：当一个强大的外国人一旦侵入一个地区的时候，在这个地区里所有那些较弱小的势力，由于对那个凌驾在他们头上的强大势力的嫉妒作祟，就会立即依附这个入侵的外国人。因此把这些弱小的势力笼络过来并不需要什么气力；因为他们全体会立即甘心情愿同他所已经征服的国家联结成为一体。他只要注意不要让他们取得太大的力量和太大的权威；他依靠自己的力量并且在他们的帮助下，是能够很容易迫使那些较强大的势力屈服的，从而能够继续成为这个地区的完全的主宰。但是如果他没有把这件事情处理好，他就会很快地把已经赢得的一切丧失掉，而且当他拥有这个地区的时候，他会感到无限的困难与烦恼。　　罗马人在他们夺得的地方，很认真地遵守这些办法，他们派遣殖民，安抚弱国，但是不让弱国的势力增长；他们把强大的势力压下去，不让一个强大的外国人赢得声誉。我觉得只要举希腊这个地方为例就足够了[8]。罗马人当时同〔希腊〕阿凯亚人和埃托利亚人修好，打倒了马其顿王国；把安蒂奥科驱逐了[9]；然而从来没有让阿黑亚人或者埃托利亚人由于立了功劳而使他们的势力有任何增长。同时，无论菲利普怎样劝说也不能诱使罗马人成为他的朋友而不把他打倒。而且安蒂奥科的势力也不能够使罗马人同意他在那个地方保有任何地位。因为在这些情况下，罗马人所作所为正是所有明智的君主都应该做的：他们需要考虑的不仅是当前的患难，还有未来的患难。他们必须竭其全力，对那些患难作好准备，因为患难在预见的时候是容易除去的，但是如果等到患难临头，病入膏肓时就无可救药了。关于这一点，正如医生们就消耗热病患者所说的情况一样，在患病初期，是治疗容易而诊断困难；但是日月荏苒，在初期没有检查出来也没有治疗，这就变成诊断容易而治疗困难了。关于国家事务也是这样，因为如果对于潜伏中的祸患能够预察于幽微（这只有审慎的人才能够做到），就能够迅速加以挽回。但是如果不曾察觉，让祸患得以发展直到任何人都能够看见的时候，那就无法挽救了。　　所以，罗马人预先看到麻烦就立即加以补救，而且从来不曾为了避免战争而让它发展下去，因为他们知道不应该逃避战争，宕延时日只是有利他人。因此，他们要同菲利普和安蒂奥科在希腊作争，以免将来不得不在意大利作战。虽然他们当时本来能够避免这两场战争，但是他们不想这样做。他们决不喜欢我们这个时代的聪明人口中常常念叨的“享受时间的恩惠吧”[10]这句话，而宁愿享受他们自己的能力和审慎的恩惠。因为时间把一切东西都推到跟前：它可能带来好事，同时也可能带来坏事；而带来坏事，同时也带来好事。　　但是，让我们回过头来看看法国，并且考查一下它是否做过上述任何一件事情。我想谈谈路易[11]而不谈查理[12]，因为前者占据意大利时期较长[13]，他的发展更便于观察。你会察觉，他的所作所为，同想要在一个大不相同的地区保有一个国家所应当作的事情，正是南辕北辙。　　法国国王路易是由于威尼斯人的野心而被引入意大利的，因为威尼斯人想通过他的干涉获得半个伦巴第。我不想责难法国国王所采取的这个决策，因为他想在意大利获得一个立足点，而他在那个地方又没有朋友，不但如此，还由于过去国王查理的行动[14]使路易十二世尝尽闭门羹，于是他不得不接受自己能够得到的那些友谊。而且假如他在处理其他事情的时候没有犯错误的话，他这个意图是会很快地实现的。这位国王（路易十二世）由于占领伦巴第，立即重新获得了查理所早已丧失的威名：热那亚投降了；佛罗伦萨人成了他的朋友；曼托瓦侯爵[15]、费拉拉公爵、本蒂沃利奥[16]、富尔利夫人[17]、法恩扎[18]、佩萨罗[19]、里米尼、卡梅里诺[20]、皮奥姆比诺[21]等地的统治者，还有卢卡人、皮萨人、锡耶纳人，全都逢迎他，要成为他的朋友。只是到了这个时候，威尼斯人才能够察觉自己所采取的办法是多么卤莽！他们为了获得伦巴第的两个城镇，却使法国国王变成意大利三分之二的土地的统治者。　　试细想一下：如果法国国王遵守我在上面所说的规则，牢牢地维系着他所有的朋友并且给以保护的话，那么，他要保持自己在意大利的威望又有什么困难呢！因为他们虽然为数众多，可是既弱小又胆怯，有的害怕教廷，有的害怕威尼斯人[22]，因此他们总是不得不紧跟法国国王，从而他只要借助他们就能够轻而易举地使自己稳如泰山对抗那些仍然是强大的势力。可是他一进入米兰却反其道而行之；他反而援助教皇亚历山大占据罗马尼阿[23]，他永远没有想到，由于此项决策使他失去了朋友和那些原来投靠他保护的人们，他削弱了自己的势力；而另一方面，教廷由于宗教权力本身就获得很大的权威，现在法国国王又给他增加了巨大的世俗权力，于是势力大增。法国国王犯了头一个错误之后，不得不继续错下去，直到最后为了抑制亚历山大的野心，以及为了阻止他成为托斯卡纳的统治者，他甚至不得不亲自跑到意大利去[24]。他使教廷的势力大增并且失去了一些朋友却好象还不够似的，他一心垂涎那波利王国，便同西班牙国王分割这个王国[25]。他原先是意大利的主宰，可是现在他带来一个伙伴，于是那个地方的野心家和心怀不满的人们在那里有申诉的地方了。而且他本来可以让一个向他纳贡的人[26]留在那个王国为王，可是他却把他撵走，而带来另一个人——一个能够把自己赶走的人。　　获取领土的欲望确实是很自然的人之常情。人们在他们的能力允许的范围内这样做时，总会为此受到赞扬而不会受到非难。但是，如果他们的能力有所不及，却千方百计硬是要这样干的话，那么，这就是错误而且要受到非难。因此，如果法国能够依靠自己的军队进攻那波利的话，它就不应该把那波利瓜分。如果说，法国所以同威尼斯人分割伦巴第，是因为法国借此在意大利赢得插足之地，因而做得对，那么，另一次的瓜分就应该受到非难，因为后一次瓜分并没有那种必要性为其辩解。　　因此，路易十二世犯有这样五个错误：他灭掉弱小的国家；扩大了在意大利的一个强国的势力；把最强有力的外国人[27]引入意大利；他既不驻节那里；又不遣送殖民到那里去。　　假使路易十二世不是由于夺取威尼斯人的领土从而犯了第六个错误的话，那么当他在世的时候，那些错误是不足以损害他的威望的。因为假如他不曾使教廷的势力扩大，不曾把西班牙人引入意大利，那么他使威尼斯人屈服是理所当然和势所必然的。可是由于他已经采取了那些办法，他就决不应该同意让威尼斯灭亡：因为如果威尼斯人强大的话，他们就不会让他人对伦巴第打主意；因为威尼斯人除非使自己成为那里的主宰之外决不会同意这种企图的：还因为，别国绝不会愿意从法国手中夺取伦巴第以便把它送给威尼斯人，而且不会有同两者为敌的勇气。　　如果有人说，法国国王路易是为了避免战争才把罗马尼阿让给教皇亚历山大六世，把那波利王国让给西班牙的。根据上述的理由，我回答说：人们决不应当为了逃避一场战争而听任发生混乱，因为战争不是这样逃避得了的，延宕时日只是对自己不利而已。如果又有人引证说：法国国王答应了教皇，他援助教皇的事业就是以〔教皇同意〕解除他的婚姻关系和让罗阿诺担任枢机主教作为交换条件[28]。关于这一点，以后论述君主的信义和应该怎样守信时，我将给以回答。　　因此，法国国王路易丧失了伦巴第就是由于没有遵守那些占有领土并且保持领土的人们所应当遵守的条件。这不是什么稀奇的事情，而只是理所当然和势所必至的。关于这件事情，当瓦伦蒂诺（教皇亚历山大六世之子，切萨雷·博尔贾[29]在老百姓中的通称）占领罗马尼阿的时候，我在南特（Nante）曾经同罗阿诺枢机主教谈及[30]。他对我说：意大利人不懂得战争；我就回答他说，法国人不懂得政治，因为如果他们懂得政治的话，就不会让教廷的势力这样扩大。经验表明：教廷和西班牙在意大利的强大势力是由法国造成的，而法国的崩溃是由它们造成的。由此可以得出一条永远没错或者罕有错误的一般规律：谁是促使他人强大的因，谁就自取灭亡。因为这种强大是由于他用尽心机否则就是使用武力促成的，而那个变成强大的人对于这两者都是猜疑的。　　[1]洛多维科（Lodovico Sforza，1476—1500），米兰公爵；1499年2月法国国王路易十二世（在位：1498—1515）同威尼斯人结盟，9月11日法军攻占米兰，洛多维科逃亡德国。威尼斯人亦分占米兰公国的三分之一。次年2月在反法国军队的米兰了，因为原先给法国国王打开城门的人民，后来察觉到他们的见解和他们曾经期待将来获得的利益都是上当受骗的，他们不能够忍受新君主的折磨了。　　[2]1511年教皇朱利奥二世和西班牙、威尼斯结成神圣联盟以驱逐在意大利的法军。1512年4月11日在拉文纳（Ravenna）的决定性胜利的战役中，尽管法军是胜利者，但由于主帅加斯通·德·富瓦（Gaston de Fois）之死和瑞士人为支持神圣同盟而突袭米兰，使胜利者受到挫折。瑞士人在教皇朱利奥二世的怂恿下征服了米兰，立洛多维科的儿子马西米利亚诺（Massimiliano Sforza）为其傀儡公爵。在朱利奥二世于1513年2月去世后，法国人再度被驱逐出意大利，斯福尔扎家族的一个成员回到了米兰。　　[3]以上各地归并于法国的时期：布尔戈尼为1477年（路易十一世）、布列塔尼为1491年（查理八世）、加斯科涅为1453年（查理七世）、诺曼底为1204年（菲利普二世）。　　[4]此处所称希腊，实指土耳其人在十五世纪征服巴尔干半岛。先是穆拉德二世（Murad Ⅱ，1421—1451）开始远征匈牙利、希腊、阿尔巴尼亚等国，其后穆罕默德二世（1451—1481）继续扩张：于1453年灭拜占庭帝国，并将奥斯曼帝国的首都移至君士坦丁堡，改名伊斯坦布尔，从而确立了土耳其在欧洲的势力。　　[5]“要害”：原文为拉丁文“compedes”，关键或重要据点（cppi）。　　[6]强大的外国人（uno forestiere potente），意指强大的外国君主。　　[7]公元前的二世纪，希腊的埃托利亚人及其他希腊城邦，为了反对与加太基结盟的马其顿国王菲利普五世，因此与罗马人结盟，让罗马人进入希腊。其直接目的是为了打败菲利普五世对希腊各城邦的野心。　　[8]此处指公元前二世纪前后罗马人介入希腊各城邦与马其顿王国斗争的史实。　　[9]公元前214年马其顿国王菲利普五世（Philipo Ⅴ，公元前231—179）与迦太基汉尼拔结盟，对付罗马及希腊各城邦。因此罗马与希腊各城邦结盟。公元前197年罗马人打败菲利普。由是罗马人控制了马其顿和希腊。在希腊中部的埃托利亚联盟的请求下，公元前192年叙利亚国王安蒂奥科三世(Antioco Ⅲ，公元前223—187）出兵支援希腊，小亚细亚的希腊城邦则请求罗马人帮助。公元前190年，安蒂奥科被罗马人打败，于是年媾和被迫放弃全部小亚细亚土地。 其后马其顿复苏，但在公元前186年再度被罗马人消灭，曾帮助马其顿的希腊人亦受到镇压。　　[10]原文：“di godere el benefizio del tempo”，是当时意大利和法国流行的谚语。　　[11]指法国国王路易十二世（1462—1515），下同。　　[12]指法国国王查理八世（1470—1498），下同。　　[13]查理八世于1494年9月2日侵入意大利，相当迅速地占据那波利王国，但于1495年10月随即丧失。其后路易十二世攻占意大利北部，自1499—1512年，时期较长。　　[14]查理八世于1494年进攻意大利，一度成为那波利的主宰，至1496年完全失败；但查理的远征已成为外族入侵意大利时期的开始。　　[15]曼托瓦侯爵（Marchese di Mantova ）即詹弗朗切斯科·贡扎加（Gianfrancesco Gonzaga，1484—1519）。　　[16]本蒂沃利奥（Giovanni Bentiv oglio）是博洛尼亚的统治者（Signore di Bologna）。　　[17]富尔利夫人（Madonna di Furli）是富尔利的女统治者（Signora di Furli）卡德林娜·斯福尔扎（Caterina Sforza，1463—1509）。　　[18]法恩扎的统治者（Signore di Faenza）是阿斯托雷·曼弗雷迪（A storre M anfredi）。　　[19]佩萨罗（Pesaro）的统治者是潘多尔科·马拉泰斯塔（Pandòlqo M alatesta）。　　[20]里米尼和卡梅里诺（Rimini e Camerino）的统治者是朱利奥·切萨雷·瓦拉诺（Giulio Cesare Varano）。　　[21]皮奥姆比诺（Piombino）的统治者是贾科莫·德·阿皮亚诺（Giacomo d' Appiano），雇佣军队长。　　[22]罗马教廷和威尼斯在十四世纪末叶，通过势力扩张，变成意大利的两个最大的强国。　　[23]教皇亚历山大，原名罗德里戈·博尔贾（Rodrigo Borgia，1431—1503），通过贿赂当选为教皇亚历山大六世（Alesandro Ⅵ，在位：1492—1503），使教皇政权日益世俗化；他还通过其私生子切萨雷·博尔贾（即著名的瓦伦蒂诺公爵）以教廷保护人的资格，把意大利的罗马尼阿（Romagna）置于教廷的直接统治之下。但事实上，瓦伦蒂诺公爵企图将它变为自己的国家。　　[24]路易十二世于1502年7月回到意大利，一部分原因是制止瓦伦蒂诺公爵继续向托斯卡纳扩张，同时也为了准备征服那波利王国。　　[25]1500年11月路易十二世同西班牙国王“天主教徒费尔迪南多二世”（Ferdinando Ⅱ il Cattolico，1452—1516）缔结格拉纳达（Granata）条约，商定把那波利夺取过来，法国和西班牙瓜分了那波利，但是后来两个国王分裂，路易十二世战败，法国人于1504年从所占领的那波利部分领土上被赶走。　　[26]纳贡的人（Pensionario）或作“臣服的人”解，此指那波利的阿拉冈国王费代里科一世（FedericoⅠ）。　　[27]指号称“天主教徒费尔迪南多”的西班牙国王费尔迪南多二世。　　[28]路易十二世取得教皇亚历山大的认可，同其妻焦万娜（路易十一世之女、查理八世的姊妹）离婚，以便于1499年同查理八世的遗孀（布列塔尼的安妮皇后）结婚，从而取得布列塔尼亚公国的统治权，并由教皇同意罗阿诺（Roano，1460—1510），即“国王顾问”乔治·达布瓦斯（Giorgi d' Amboise）由鲁恩总主教升任枢机主教。另一方面，路易十二世则支持教皇对罗马尼阿的攻取。　　[29]切萨雷·博尔贾（Cesare Borgia，1475或1476—1507），是罗德里戈·博尔贾（后任教皇，称亚历山大六世）和罗马妇女万诺扎·代·卡塔内（Vannozza dei Cattanei）的私生子，后在亚历山大六世的支持下，1493年任西班牙瓦伦西亚的枢机主教，1499年由法国国王授予瓦伦蒂诺公爵。　　[30]1500年马基雅维里第一次出使法国宫廷，有机会同罗阿诺枢机主教（cardinale di Roano)晤谈。第四章　为什么亚历山大大帝所征服的大流士王国在亚历山大死后没有背叛其后继者　　有些人在考虑保有一个新获得的国家而存在的困难时，可能会感到奇怪：为什么亚历山大大帝[1]在几年间变成了亚洲的主宰，而且在他还没有完全征服亚洲的时候就死了，这样一来，全国发生叛乱似乎是理所当然的了，可是亚历山大的后继者们却继续保住江山，而且除了由于他们自己的野心在他们当中出现困难之外[2]，他们并没有遭遇到其他困难。对此，我回答说：有史以来的君主国都是用两种不同的方法统治的：一种是由一位君主以及一群臣仆统治——后者是承蒙君主的恩宠和钦许，作为大臣辅助君主统治王国；另一种是由君主和诸侯统治——后者拥有那种地位并不是由于君主的恩宠而是由于古老的世系得来的。这种诸侯拥有他们自己的国家和自己的臣民。这些臣民把诸侯奉为主子，而且对他们有着自然的爱戴。至于那些由一位君主及其臣仆统治的国家，对他们的君主就更加尊敬了，因为人们认为在全国只有他是至尊无上的。如果他们服从其他任何人，他们只是把此人看作是代理人和官员，对他并不特别爱戴。　　在我们的时代里，关于这两种不同政体的例子就是土耳其皇帝和法兰西国王。土耳其皇帝的君主国是由一位主子统治的，其余的人都是他的臣仆。土耳其皇帝把他的王国划分为若干“州”[3]，他派遣各种行政官员到那里去，并且可以随心所欲地调动或者撤换他们。但是法兰西国王却处在古来就有的一大群贵族当中，这些贵族又为他们的臣民所公认和爱戴，这些贵族又都拥有各自的特权。国王除非自己冒险行事，否则是不能够剥夺这些特权的。因此，一个人如果考察这两个国家，就会认识到要占领土耳其皇帝的国家是困难的，但是如果一旦予以征服，保有这个国家却是很容易的。反之，事实证明：从某些方面来说，占领法兰西这个国家是比较容易的，而要保有它却是困难的。　　占领土耳其皇帝的王国之所以困难，其原因在于入侵者不可能由王国的王侯们招唤进来，也不能够指望倚靠皇帝周围的人们叛变使其谋划获得便利。这是基于上述的理由，因为他们全是君主的奴隶和奴才，要收买他们是很困难的；而且即使把他们收买了，也不能够指望从他们那里得到多大好处，因为他们不能够牵着人民跟随他们，其理由已如上述。因此，向土耳其进攻的人必须想到：他将会遇到一个团结一致的国家，他必须依靠自己的力量而不是依靠别人的叛乱。但是如果一旦征服了土耳其皇帝，并且把他打得一败涂地以致不能够重振旗鼓，那么除了君主的家族之外便没有什么可怕的人了。而君主的家族被灭绝之后，由于其他的人们原来都没有得到人民的信赖，因此再没有什么可怕的人了；而且因为征服者在自己取得胜利之前并不曾依靠他们，从而其后也不需要害怕他们。　　在那些象法国那样统治的王国里，情况就恰好相反：因为在那里常常有不满份子和希望变革的人，如果你把这个王国的某些贵族争取过来，就很容易侵入那里。由于上述理由，这些人会为你的入侵开路，使你轻而易举地取得胜利。但是如果以后想要保有这个国家，你就会遇到无限的困难，它来自那些曾经帮助你的人们和你已经打败的人们。你只是消灭了君主的家族，那是不够的，因为残存的贵族将成为新变革的首领。而且，由于你既不能使他们心满意足，又不能灭绝他们，因此，当他们的时机一旦到来的时候，你就会失去这个国家。　　现在，如果你考察一下大流士政府的性质，你就会察觉它同土耳其皇帝的王国相似；因此，亚历山大大帝首先必须把大流士完全打垮，并且从他手中把土地夺取过来。在赢得这样的胜利之后，大流士死了[4]，亚历山大大帝终于牢固地占有这个国家就是由于上述的理由。而且，假如亚历山大的后继者们团结一致的话，他们本来能够牢牢地并且安逸地享有这个国家，如果不是由于他们自己引起骚乱，那个王国是不会发生其他骚乱的。　　但是，那些象法国这样组织的国家，可就不能这样平稳地被占有了。在西班牙，法国和希腊之所以屡次发生反罗马人的叛乱，就是因为在这些国家里面有无数的小王国。当他们的记忆尚未消失的时候，罗马人总是不能够稳然占有其地的。但是，一旦由于罗马帝国的权力和统治的长久性使他们的记忆烟消云散的时候，罗马人就成为这些地区牢固的占有者。后来，当罗马人之间发生内战的时候，他们当中的每一个人由于各自在这个国家的某一部分已经树立了权威，他就能够使那里的人们追随自己。而且由于以前的主子的家族已经灭绝，除了罗马人之外，再没有其他人获得承认了。　　因此，当我们考虑到这一切事情的时候，对于下述情况便不会感到惊讶：亚历山大保持亚洲的领土颇为容易；而别的人，象皮尔罗[5]以及许多人，保全所获得的地方却有困难，这并不是由于胜利者的能力有大有小，而是由于被征服者的情况有所不同使然。　　[1]亚历山大大帝（Alessandro Magno），指马其顿国王亚历山大（在位是公元前336—323），通过战争控制整个希腊后；于公元前335年东征波斯，战败大流士三世；南侵埃及，建亚历山大城；远征北印度，公元前325年从印度败退；死于巴比伦。　　[2]亚历山大大帝死后，其继承人为瓜分帝国内讧，经常进行斗争。　　[3]“州”（“sangiaccati”）来自土耳其语“旗”（“sangiaq”），是土耳其行政区域，类似现代的省分，此名称沿用至1921年。　　[4]大流士（Dario）指波斯国王大流士三世（Dario Ⅲ，在位是公元前337—330），又名科多曼诺（Codomanno），一再被马其顿的亚历山大的远征军战败，公元前331年全军覆没，大流士逃脱，后被自己的州长杀害。　　[5]皮尔罗（Pirro，公元前318（？）—272年），古希腊埃皮罗国王（redell' Epiro），以军事天才见称，在公元前279年曾以沉重损失为代价打败罗马军队，侵占西西里和南意。公元前275年终被罗马人战败，公元前272年在希腊作战阵亡。第五章　对于占领前在各自的法律下生活的城市或君主国应当怎样统治　　如果被征服的国家，象上面所说的那样，向来习惯于在它们自己的法律之下自由地生活的话，那么想要保有这种国家有三种办法：其一是，把它们毁灭掉；其二是，亲自前往驻在那里；其三是，允许它们在它们自己的法律之下生活，同时要它们进贡并且在那个国家里面建立一个对你友好的寡头政府[1]。因为这样的一个政府是由君主建立的，它知道如果不倚靠他的友谊和力量，它就不能够继续存在，于是竭其全力拥护君主。而且如果君主想要保有一个向来习惯于自由生活的城市，那么借助于这个城市的市民比依靠任何其他方法容易得多。　　斯巴达人和罗马人就是两个例子[2]。斯巴达人依靠在当地建立一个寡头政府来控制雅典和底比斯；但是结果仍然失掉雅典和底比斯。罗马人为着保有卡普阿[3]、迦太基[4]和努曼齐阿[5]，把它们毁灭了，就没有失去它们。可是罗马人想同斯巴达人那样保有希腊，让它享有自由并且允许它的法律存在，他们却没有获得成功。因此，他们为着保有希腊，不得不把那个地区的许多城市加以破坏。因为要稳固地占有它们，除了毁灭它们之外，确实没有别的办法。从而任何人一旦成为一个城市的主子，如果这个城市原来习惯于自由的生活，而他不把这个城市消灭，他就是坐待它把自己消灭。因为这个城市在叛乱的时候，总是利用自由的名义和它的古老的秩序作为借口。而这两者尽管经过悠久的岁月或者施恩授惠都不能够使人们忘怀。除非将那里的居民弄得四分五裂或者东离西散，否则无论你怎么办或者怎样预防，他们还是永远不会忘掉那个名义和那种秩序的，正如在佛罗伦萨人羁绊下百年后的皮萨一样，人们遇有任何不测之事就立即想起它们。　　但是如果一些城市或者地区在君主统治下生活惯了，而现在，君主的家族已经被消灭，那么，一方面由于它们现已习惯于服从，另一方面由于旧日的君主没有了，它们既不能够意见一致地在它们当中另立一个君主，同时它们又不懂得怎样自由地生活。因此，它们揭竿而起是来得很慢的，从而使一位君主能够轻而易举地获得它们。但是在共和国里，就有一种较强的生命力，较大的仇恨和较切的复仇心。他们缅怀过去的自由，就不平静，而且也不能够平静下来。因此，最稳妥的办法就是把他们消灭掉，或者驻在那里。　　[1]“寡头政府”（uno stato di pochi）意谓由被征服的国家的少数公民组成对征服者效忠的政府。　　[2]此处指公元前斯巴达在战胜雅典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后的各国历史情况。当时雅典建立了所谓“三十专制者”的政府，这些专制者很快就被特拉西布洛（Trasibulo）在公元前403年搞掉。斯巴达人在公元前382年占领底比斯之后又采取同样方法，但是在公元前379年回到底比斯故国的贝洛皮达斯（Pelopidas）把十名专制者搞掉了。　　[3]卡普阿（Capua）于公元前221年被毁灭。　　[4]迦太基（Cartagine）于公元前146年被毁灭。　　[5]努曼齐亚（Numanzia）于公元前133年被毁灭。第六章　论依靠自己的武力和能力获得的新君主国　　当论述君主和国家都是全新的君主国的时候，我援引最重大的事例，任何人都不应该感到惊异。因为人们几乎常在他人走过的道路上走，并且效法他人的事迹，虽然他们并不能够完完全全地沿着别人的道路或者不能够取得他们所效法的人的功效。然而一个明智的人总是应该追踪伟大人物所走过的道路的，并且效法那些已经成为最卓越的人们。这样一来，即使自己的能力达不到他们那样强，但是至少会带有几分气派。他要象那些聪明的射手那样行事，当他们察觉想要射击的目标看来距离太远，同时知道自己的弓力所能及的限度，他们瞄准时就比目标抬高一些，这并不是想把自己的箭头射到那样高的地方去，而是希望由于瞄准得那样高，就能够射中他想要射的目标。　　因此我断言，在一个全新的君主国里——那儿是新君主的时候，为了保有这种国家而遇到的困难有大有小，这是按照获得这种国家的人的能力之大小而异的。由布衣一跃而为君主，就是以能力或者幸运为其前提条件，从而在这两者当中任何一者都会使得许多困难减轻几分，这是显而易见的。可是，最不倚靠幸运的人却是保持自己的地位最稳固的人。再说，如果君主没有其他领土而不得不亲身到那里驻扎下来的话，那就更为有利了。　　但是，谈到那些依靠本人的能力而不是依靠幸运崛起成为君主的人们，我说最出类拔萃的范例是摩西[1]、居鲁士[2]、罗慕洛、提修斯以及如此之类的人们[3]。虽然关于摩西，因为他只是上帝托付给他的事务的执行者，我们不应该予以讨论，可是仅仅从那些优美的品质使他有资格同上帝谈话这一点说，他就应该受到人们的赞叹。但当我们考察一下居鲁士以及其他获得了或者创建了王国的人们，我们就会觉得他们全都是值得钦佩的。如果我们考察一下他们各自的行迹和作法，我们就会察觉这同摩西的行迹和作法并没有什么出入，虽然摩西有那样伟大的一位老师。当我们研究他们的行迹和生活的时候就会知道：除了获有机会之外，他们并没有依靠什么幸运，机会给他们提供物力，让他们把它塑造成为他们认为最好的那种形式。如果没有这种机会，他们的精神上的能力（lavirtù dello animo）就会浪费掉；但是，如果没有那样的能力，有机会也会白白地放过。　　因此，对摩西说来，必须在埃及找到被埃及人奴役与压迫的以色列民族，他们为了从这种奴隶状态中摆脱出来，愿意追随他。而罗慕洛则必须不再留在阿尔巴，并且必须在他出生的时候就被遗弃，日后他才能够成为罗马的国王和祖国的奠基者[4]。居鲁士则必须察觉波斯人对梅迪人的统治不满，同时梅迪人由于长时期处于和平状态从而变成柔顺软弱的人。至于提修斯[5]，如果不曾遇到涣散的雅典人，他就不能够发挥他的能力。因此这些机会使得这些人走了运，同时由于他们具有卓越的能力，使他们能够洞察这种机会，从而利用这些机会给他们的祖国增光并且为国造福。　　那些依靠能力而成为君主的人，在取得君权的时候是困难的，但是以后保持它就容易了。在取得君权时发生的困难，一部分是由于他们为着建立他们的国家和确保安全，不得不采取新的规章制度。而且必须记住，再没有比着手率先采取新的制度更困难的了，再没有比此事的成败更加不确定，执行起来更加危险的了。这是因为革新者使所有在旧制度之下顺利的人们都成为敌人了，而使那些在新制度之下可能顺利的人们却成为半心半意的拥护者。这种半心半意之所以产生，一部分是这些人由于对他们的对手怀有恐惧心理，因为他们的对手拥有有利于自身的法律，另一部分则是由于人类的不轻易信任的心理——对于新的事物在没有取得牢靠的经验以前，他们是不会确实相信的。因此，当那些敌人一旦有机会进攻的时候，他们就结党成帮地干起来；而另一方面，其他的人们只是半心半意地进行防御。为此，君主同他们在一起是危险重重的。　　如果我们想透彻地探讨这件事情，那就必须研究这些革新者是依靠自己还是倚靠他人；换句话说，为着实现其鸿图大略，他们必须恳求人们，抑或是使用强迫的方法；在第一种场合，结果总是恶劣的，并且永远不会取得什么成就。但是如果他们依靠自己并且能够采取强迫的方法，他们就罕有危险。所以，所有武装的先知都获得胜利，而非武装的先知都失败了。因为，除了上述理由之外，人民的性情是容易变化的；关于某件事要说服人们是容易的，可是要他们对于说服的意见坚定不移，那就困难了。因此事情必须这样安排：当人们不再信仰的时候，就依靠武力迫使他们就范。　　假使摩西、居鲁士、提修斯和罗慕洛不曾拿起武器，他们就不能够使人长时期地遵守他们的戒律，正如我们这个时代的季罗拉莫。萨沃纳罗拉修道士[6]的遭遇一样。当大众一旦不再相信他的时候，他就同他的新制度一起被毁灭了，因为他既没有办法使那些曾经信仰他的人们坚定信仰，也没有办法使那些不信仰的人们信仰。所以，象这样的人物，在行动中有着巨大的困难。他们的一切艰险就在前进的道路上。他们必须运用力量加以克服，而一旦克服了困难，他们就会开始受到人们的尊敬，当他们消灭了那些对他们的高位嫉妒的人们之后，他们就能够继续享有权势、安全、尊荣和幸福了。　　在这些重要的例证之外，我想增添一个较小的例证。它同它们有某些共通之处。而且我认为这个例证可以作为所有其他这样一类事例的代表，这就是锡拉库萨的耶罗内[7]。他从平民一跃而为锡拉库萨的君主；他除了抓着时机之外并没有依靠其他什么幸运。因为锡拉库萨人当时遭受压迫，于是选择他作为他们的军事首领，后来由于崇德报功便把他拥立为王。他甚至在身为平民的时候就有巨大的能力，以至一个论述他的人说道：“他做国王，除需要有领土之外，本身无所不备”[8]。他解散了旧的军队，组织新的军队，抛弃了旧的友谊，另缔新交。由于他有了自己的盟友和军队，他就能够在这个基础之上建立起任何一座大厦。因此，虽然他在取得王国的时候经受了许多艰难困苦，但是他在保持王国的时候，就很少困难了。　　[1]摩西（Moise）基督教圣经中的希伯来先知和立法者。　　[2]居鲁士（Salvo Ciro，公元前558？—528）波斯国王、波斯帝国奠基人。领导波斯人出征，俘虏梅迪国王，自公元前550 年成为梅迪人和波斯人的国王，公元前539 年征服巴比伦，成为巴比伦人的国王。　　[3]马基雅维里在此处引用的人物，除居鲁士一人外；其他都是传说中的人物。西方学者对此有各种评论。但是这些传说中的某些人物及其事迹并不能肯定全部是没有历史根据的。特别是从西欧文化的历史背景与传说中和宗教上的人物在人们精神生活中占有的地位，马基雅维里的例示与分析显然会产生吸引人的效果和特殊的说服力。　　[4]罗慕洛（Romulo，公元前735—716），传说中罗马的奠基者和第一位国王。相传罗慕洛及瑞穆斯是阿尔巴—隆伽城国王的女儿和战神所生的双生子。因王弟篡位受到迫害，被投河中，为母狼所救在山洞哺育，并由牧羊人抚养成人。罗慕洛恢复统治权后在母狼哺育地，以本人名字创建罗马城并成为该城的第一个国王；并且“相传罗慕洛第一次把土地分配给个人，每人大约一公顷（二罗马亩）”。罗马土地私有由此起源。（参看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单行本，第119页。）　　[5]提修斯（Teseo，即Thesus）是古希腊著名的英雄，传说中的雅典国王和雅典国家的奠基者。他把原来分散的部落组成一个统一的国家，设立一个中央机关管理共同事务，产生了雅典民族的法律，从而跨出了摧毁氏族制度的第一步。（参看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单行本，第107页、第108页。）　　[6]季罗拉莫·萨沃纳罗拉修道士（Girolamo Savonarola，1452—1498），佛罗伦萨宗教改革家。1475年为多米尼加会修道士。五年后进佛罗伦萨圣马尔科修道院传教，抨击当时教会和教士腐化堕落，主张改革和复兴宗教，并建立一个有效的共和政府。1491年萨沃纳罗拉成为圣马尔科院长，对佛罗伦萨政治影响日增。1494年，自梅迪奇家族被驱逐出佛罗伦萨后，萨沃纳罗拉掌握了佛罗伦萨的支配权，主持制定1494年宪法；至1497年为其全盛时期。但为教皇亚历山大四世所敌视，其势力骤然削弱，1498年作为异端者被捕，并被烧死。　　[7]耶罗内（Ierone Siracusano，公元前308？—215），此处指锡拉库萨的暴君耶罗内二世（在位：公元前269—215）。　　[8]原文：“quod nihil illi deerat ad regnandum praeter regnum”。此语引自第三世纪罗马史学家查斯丁尼（M.J.Justinus）所著《历史》（《Historiarum Philip—picarum》）。正确的原文应该是：“ut nihil ei regium deesse praeter regnum vide-retur，”见该书第23章第4节。第七章　论依靠他人的武力或者由于幸运而取得的新君主国　　那些光靠幸运，从平民崛起成为君主的人们，在发迹时并不很辛苦劳瘁，但是保持其地位时就很辛苦劳瘁了。当他们在途中的时候并没有任何困难，因为他们是在那里飞翔。可是等到他们落脚之后，一切困难就应运而生了。那些依靠金钱或者由于他人的恩惠赐与而获得某一国家的人们就是这样的人。在希腊的伊奥尼亚和赫莱斯蓬等城市，就有许多这样的事例。在这些城市里，他们是由大流士立为君主的，为的是使他们为着大流士的安全和荣誉而保有这些城市。还有那些依靠收买军队，从平民跃登宝座的皇帝们亦复如此。　　这些统治者都是单纯依靠别人承认自己掌权的好意和幸运。而这两者都是变化无常、毫不稳定的。这类人既不懂得怎样去保持而且也不可能保持他们的地位。他们之所以不懂得，因为除非他们是具有卓越才智和能力的人，我们没有理由期望那些先前常常过着平民生活的人们懂得怎样发号施令；他们之所以不能够保有国家，因为他们不是拥有对自己友好的和忠诚的武力。再说，遽然勃兴的国家，如同自然界迅速滋生长大的其他一切东西一样，不能够根深蒂固、枝桠交错，一旦遇到一场狂风暴雨就把它摧毁了。除非象刚才说过的，那些突然之间一跃而为君主的人们是很有能力的人，他们知道必须立即作好准备保持由幸运投到他们怀中之物，并且在当上国王以后奠定基础——这些基础在他人说来是在作为国王之前就已经奠定了的。　　关于依靠自己的能力或者依靠幸运而成为君主这两种方法，我想提出尚在我们脑海中的两个例子。这就是弗朗切斯科·斯福尔扎和切萨雷·博尔贾这两个人。弗朗切斯科运用适当的手段，依靠自己卓越的能力，由平民一跃而为米兰公爵。他取得其地位时备极辛苦，事后保持其地位就没有多少困难了。另方面，那位被老百姓称为瓦伦蒂诺公爵的切萨雷却是依靠他父亲的好运而取得那个国家的。可是后来由于这种好运消失，他也就亡国了，尽管他在这个依靠他人的武力和依靠幸运而获得的国家里，为着使自己能够在那里扎根，已经采取了各种措施并且凡是一个明智能干的人应做的一切事情他都做了。因为，正如以上所述，一个人如果在开头的时候没有奠定基础，事后可以运用巨大的能力去打基础，虽然这对于建筑师说来是很困难的，而且对于建筑物是很危险的。所以如果考察一下公爵的全部进展过程，我们就会看到他曾经为着他的未来的权力奠定牢固的基础。我认为讨论这件事并不是多余的。因为我不知道，除这位公爵的行动这个例子之外，对于一位新君主还有什么更好的教训。再说，如果他的处置无济于事的话，这并不是他本人的过错，而是由于运气极端的异常恶劣使然[1]。　　教皇亚历山大六世为了提高他的儿子瓦伦蒂诺公爵的权力地位，遭遇到当时的和后来的重重困难。第一，他想不出什么法子能够使他的儿子成为不是教皇辖地的任何一个国家的君主；他知道，如果他要夺取本来属于教皇辖地的地域，米兰公爵和威尼斯人是不会同意的，因为法恩扎[2]和里米诺[3]都已经在威尼斯人的保护之下。除此之外，他知道意大利的军队，特别是本来可能帮助他的军队，全部掌握在那些可能害怕教皇势力扩大的人们手里，这些人是奥尔西尼家族[4]和科隆内家族[5]以及他们的追随者，因此他不能够依靠他们。所以，为了成为这些国家的一部分地区的主宰，他有必要打乱这种秩序，并且使他们的国家混乱不堪。对他来说，这是容易不过的，因为他察觉到威尼斯人由于其他理由所驱使，愿意再度把法国人招回意大利。他不但不反对这样作，而且还帮助法国国王路易解除了以前的婚姻关系，使事情更好办。于是法国国王在威尼斯人的帮助和亚历山大教皇的同意之下，长驱直入意大利。路易刚刚到达米兰，教皇为了夺取罗马尼阿便向他借兵，而罗马尼阿慑于法国国王的威名，便向教皇屈服了。　　因此，瓦伦蒂诺公爵在夺取罗马尼阿，打败科伦内家族之后，想要保有获得的地方并且继续前进，就遇到两重障碍：其一是，他自己的军队看来并不忠诚；其次是，法国的意愿，这就是说，他恐怕自己迄今利用的奥尔西尼家族的军队背弃他，这支军队不但可能阻碍他更有所获，甚至可能摆取他已经赢得的一切，他恐怕法国国王也可能是这样的一丘之貉。当他夺得了法恩扎之后进攻波洛尼亚的时候，他发现奥尔西尼家族对这次进攻的态度冷冰冰的，他对奥尔西尼就有了一个答案。当他拿下乌尔比诺公国之后进攻托斯卡纳的时候，法国国王阻止他的这项事业，于是瓦伦蒂诺公爵就看透国王的肺腑了。公爵决定再不依靠他人的武力和幸运了。　　公爵所要做的头一件事，就是削弱奥尔西尼和科隆内这两个家族在罗马的党羽。为此目的，他笼络所有属于他们党羽的贵族们，使他们成为自己的贵族，给予重重的赏赐，并且按照他们的等级地位使他们荣任文官武尉。这样一来，他们原来对那些党派的感情，几个月间在他们心中烟消云散，而完全转过来向着公爵了。其后，当他把科隆内家族的人们解散之余，便等待时机以便消灭奥尔西尼家族。这个机会果然不久就到来了。他很好地利用了它。因为奥尔西尼（虽然为时已晚）终于察觉到：公爵和教廷的势力扩大，就意味着自己的灭亡，于是在佩鲁贾的马焦内村举行了一次会议[6]。结果，在乌尔比诺的叛乱和罗马尼阿的骚动爆发了，它们给公爵带来无限的危险。然而所有这一切危险在法国的帮助下他都克服了。公爵在恢复了他的声威之后，因为不愿由于依赖法国或其他外力而陷入危险之中，他便诉诸诡计。他深深懂得怎样掩饰自己的心意，他不惜献尽殷勤，笼络保罗·奥尔西尼[7]，奉送金钱、服饰和骏马，从而通过保罗的斡旋，使奥尔西尼的人同自己和好，而且由于他们的单纯使他们在西尼加利亚落入公爵的掌中。公爵消灭了这些首领并且使他们的党羽变成自己的朋友之后，他据有罗马尼阿全境和乌尔比诺公国，这就给自己的权力打下很好的基础。尤其是他觉得自己已经赢得罗马尼阿人的友谊，并且赢得所有这些人民的支持，因为人们现在已开始尝到他们幸福生活的甜头。　　因为这一点很值得注意，而且值得他人效法，所以我想不应该把它略而不谈。当公爵占领罗马尼阿的时候，他察觉罗马尼阿过去是在一些孱弱的首领们统治之下，他们与其说是统治他们的属民，倒不如说是掠夺属民，给他们制造种种事端，使他们分崩离析而不是团结一致，以致地方上充满了盗贼、纷争和各式各样横行霸道的事情。他想使当地恢复安宁并服从王权，认为必需给他们建立一个好的政府，于是他选拔了一个冷酷而机敏的人物雷米罗。德。奥尔科[8]，并授予全权。这个人在短时期内恢复了地方的安宁与统一，因此获得极大的声誉。可是公爵后来因为害怕引起仇恨，认定再没有必要给他这样过分大的权力。于是他在这个地区的中心设立了一个人民法庭[9]，委派了一名最优秀的庭长，在那里每一个城市都设有他们自己的辩护人。因为他知道，过去的严酷已经引起人们对他怀有某些仇恨。为此，他要涤荡人民心中的块垒，把他们全部争取过来。他想要表明：如果过去发生任何残忍行为，那并不是由他发动的，而是来自他的大臣刻薄的天性。他抓着上述时机，在一个早晨使雷米罗被斫为两段，曝尸在切塞纳的广场上[10]，在他身旁放着一块木头和一把血淋淋的刀子。这种凶残的景象使得人民既感到痛快淋漓，同时又惊讶恐惧。　　但是，让我们回到我们扯开的地方来吧！我说，这时公爵觉得自己十分强有力了，而且有几分把握，能够免于当前的危险，因为他已经按照自己的方法武装起来；加之，他已经把邻近可能侵犯自己的武力大部分消灭了。如果他想继续进行征服的话，他就必须考虑法国国王问题。因为他知道，法国国王察觉自己犯了错误为时已晚，再不会支援他了。因此，公爵开始寻求新的盟友。当法国向那波利王国进军反对正在围攻加埃塔的西班牙人的时候，公爵敷衍法国，他的意图就是保住自己的安全以免法国为患。关于这一点，如果教皇亚历山大六世在世的话，公爵本来会迅速地获得成功的。　　对当前的事件，公爵所采取的措施就是这些。但是对于将来，他不能不忧惧重重。第一件事是，教廷的新继承人可能对他不友好，而且可能企图夺回亚历山大教皇已经给他的东西。因此，他考虑采取四条办法。其一，把那些他已经废黜的统治者的家族灭绝，使教皇无可乘之机。其二，正如上面所述，把罗马的贵族全部争取到自己一边，以便得到他们的帮助抑制教皇。其三，尽可能使枢机主教团[11]更加倒向自己。其四，趁着教皇未死的时候取得更大的统治权，以便能够依靠自己抵御最初的进攻。在这四件事情当中，当亚历山大教皇去世时，公爵已经完成了三件事；第四件事也差不多完成了，因为对于那些被废黜的统治者，只要他能够杀多少就已经杀多少了，只有极少数幸免于难；同时罗马的贵族也已经被他争取过来，而且在枢机主教团里面极大部分人是他的同党。至于进行新的征服问题，他决计成为托斯卡纳的主宰。他已经占领了佩鲁贾和皮奥姆比诺，并且已经把皮萨置于自己的保护之下。他一旦不再需要顾虑法国（他实在无需继续顾虑，因为法国人已经被西班牙人驱逐出那波利王国，这就使得他们当中的任何一方都不得不向他买好），他就立即攫取皮萨。继此之后，卢卡和锡耶纳一来由于对佛罗伦萨人的妒忌，二来出于恐惧，都会立即投降。对此，佛罗伦萨人不会有什么补救办法。如果他的这些计划实现了（他在教皇亚历山大六世去世那一年是获得成功的），他就会取得巨大的权力和声望，他可以自立，不再依靠他人的武力和幸运，而是依靠自己的力量和能力。　　但是在公爵开始拔剑之后的第五年，亚历山大教皇就死了。他给公爵留下了罗马尼阿这个国家，在两个强大的敌军之间，只有它是巩固的，其余的一切都是不可靠的，而且公爵自己病入膏肓[12]。　　可是公爵既勇猛又有能力，并且深知：怎样能够把人们争取过来，或者怎样就会丧失人们，而且他在短促的时期内所建立的基础又是那样巩固，假使他没有那些敌军在他背后[13]，或者他身体健康，那么他是能够克服任何困难的。而且，我们从罗马尼阿人继续等候他等了一个多月这件事看来，他的基础是牢固的。在罗马，他虽然只是半生半死，可是他的地位仍然是稳固的。虽然巴利奥尼[14]人、维泰利[15]人和奥尔西尼人进入罗马，可是他们找不到追随者反对公爵。如果说公爵没有能够使他属意的人成为教皇，但他至少能够阻止他不喜欢的人被选为教皇。　　可是假使在亚历山大教皇死时公爵身体康健，那么，一切事情都好办。在朱利奥二世当选教皇[16]的一天，公爵告诉我说，他事先已经预感到他的父亲死时可能发生的一切事情，并且事前已经找到了万全的对策，唯独从没有料想到他父亲死时他自己也会濒临死亡。　　当我回顾公爵的一切行动之后，我认为他没有可以非难之处。恰好相反，我觉得应当象我在上面提出的把公爵提出来，让那些由于幸运或者依靠他人的武力而取得统治权的一切人效法。因为他具有至大至刚的勇气和崇高的目的，他只能采取这种行动，舍此别无他途。只是由于亚历山大短命和他本人患病，才使他的鸿图终成画饼。所以，如果一个人认为，为了确保他的新的王国领土安全免遭敌人侵害，有必要争取朋友，依靠武力或者讹诈制胜，使人民对自己又爱戴又畏惧，使军队既服从又尊敬自己，把那些能够或者势必加害自己的人们消灭掉，采用新的办法把旧制度加以革新，既有严峻一面又能使人感恩，要宽宏大量且慷慨好施，要摧毁不忠诚的军队，创建新的军队，要同各国国王和君主们保持友好，使他们不得不殷勤地帮助自己，或者诚惶诚恐不敢得罪自己，那么，他再找不到比公爵这个人的行动更生动活泼的范例了。　　我们可以用来责难公爵的，唯有选举朱利奥当教皇这一件事情。在这次选举中他选择错了，因为，正如我已经谈到的，他本来能够阻止任何人当选为教皇，他如果不能够选举一个使自己称心满意的教皇，他也绝不应该同意选举任何一个自己已经得罪的枢机主教或者一个当上教皇就会害怕自己的枢机主教来担任教皇，因为人们出于恐惧或者出于仇恨都会损害你的。在公爵所曾经开罪的人们当中，有圣·皮耶罗·阿德·温库拉[17]、科隆纳[18]、圣·乔治[19]和阿斯卡尼奥[20]等人。除了罗阿诺和西班牙人[21]之外，其余的人一旦当上教皇，势必害怕公爵。——至于西班牙人则由于他们的同盟关系和对他负有义务，罗阿诺则由于自己同法兰西王国的关系，才享有权力，所以是个例外。因此，公爵本来应该选择一个西班牙人当教皇[22]。如果这一点办不到，他就应该赞同选立罗阿诺，而不是选举圣·皮耶罗·阿德·温库拉。如果任何人相信给以新的恩惠就会使一个大人物忘却旧日的损害，他就是欺骗自己。因此，公爵在这次教皇的选举中犯了错误，这就是他终于灭亡的原因[23]。　　[1]此处指切萨雷·博尔贾当其父教皇亚历山大六世死时，本人正患病（1503年）。　　[2]法恩扎（Faenza）意大利北部古城市。　　[3]里米诺（Rimino）意大利古城市，今称里米尼。　　[4]尔西尼（Orsine）家族，在十三世纪在罗马兴起，投身于军职，很多人任雇佣军的首领，受雇于切萨雷·博尔贾。　　[5]科隆内（Colonnesi）家族，中世纪和文艺复兴时期罗马居统治地位的家族，在军界占有重要地位。　　[6]1502年10月9日在意大利佩鲁贾附近的小村庄马焦内那里举行会议。由奥尔西尼家族、波洛尼亚的本蒂沃利奥家族以及其他受到切萨雷·博尔贾的野心威胁的势力，结成了反博尔贾联盟。　　[7]保罗·奥尔西尼（Signor Paolo Orsine)是奥尔西尼家族的头头之一，拥有军事力量，于1502年被切萨雷·博尔贾杀害于西尼加利亚(Sinigaglia）。　　[8]雷米罗·德·奥尔科（Remirro de Orco）原切萨雷·博尔质的军官，1501年被派往罗马尼阿代理博尔贾统治。1502年12月22日被投狱，26日被处决。　　[9]人民法庭（iudicio civ ile）建立于1502年10月至11月之间，由平民的法律家组成，与军事法庭相对待，而不是与刑事法庭相对待的民事法庭。　　[10]当时马基雅维里正在作为佛罗伦萨的使者在切塞纳的切萨雷·博尔贾的宫廷。在1502年12月23日、26日向佛罗伦萨所作的书面报告中，他谈及雷米罗被囚和民众对雷米罗的反感，以及目击曝尸实况。马基雅维里对处决的作法没有任何反感。　　[11]教皇是由枢机主教团选举的。　　[12]教皇亚历山大六世在1498年已任命其子切萨雷·博尔贾为“神圣教会保护人”（Gonfaloniere di Santa Chiesa）。其后博尔贾在酒中放毒拟毒死某些敌人，但亚历山大和博尔贾自己误饮，亚历山大致死于1503年，博尔贾亦得重病。　　[13]指法国和西班牙。　　[14]巴利奥尼（Baglioni）十五世纪佩鲁贾的统治家族的姓。　　[15]维泰利（Niccolo Vitelli），一个雇佣兵队长的家族的姓。　　[16]1503年亚历山大六世死后，选出庇护三世继仪，未就任即去世，另选朱利奥二世继任。　　[17]圣·皮耶罗·阿德·温库拉（San Piero ad Vincula），枢机主教，即朱利阿诺·德拉·罗韦雷，按习惯以其任职的教会堂区的名字命名；1503年当选教皇后，称朱利奥二世，参见前第2章注及本章前注。　　[18]科隆纳（Colonna）即焦万尼·科隆纳（Giovanni Colonna）枢机主教。　　[19]圣·乔治（San Giorgio），枢机主教，即拉斐勒·里亚里奥（Raffaelle RiAario），其命名同前。　　[20]阿斯卡尼奥（Ascanio）即阿尔卡尼奥·斯福尔扎（Ascanio Sforza）枢机主教。　　[21]西班牙人特指西班牙的枢机主教。　　[22]教皇是由枢机主教团选举的，博尔贾当然无权选举，但在枢机主教团选择上，他可以施加影响。　　[23]关于此一结论，一些现代意大利史学者认为不符合事实。博尔贾的失败大部分由于道德上的反动以及他的行动所引起的仇恨和恐惧的浪潮。第八章　论以邪恶之道获得君权的人们　　但是，从平民的地位崛起，成为君主的方法还有其他两个——这两个方法都不能够完全归诸幸运或者能力之属，因此我觉得对于这两者不应该略而不谈，虽然其中一个方法，当我论述共和国的时候还可以更详尽地加以讨论[1]。这两个方法就是：一个人依靠某种邪恶而卑鄙的方法登上统治地位；或者一个平民依靠他的同胞们的帮助，一跃而为祖国的君主。在讨论第一个方法的时候，我将举两个例子作为说明：一个是古代的，另一个是现代的。我认为，对于那些必须效法他们的人来说，这两个例子就足够了，而无需更进一步探讨这种方法的功罪。　　西西里人阿加托克雷[2]不仅是从平民的地位，而且是从下等而卑贱的地位崛起，成为锡拉库萨国王的。这个人是一个陶工的儿子，在他一生的各个时期都过着邪恶的生活。可是他的邪恶行径同时在身心两方面具有巨大的力量，因此，他投身军界之后，经过各个级别，擢升为锡拉库萨地方执政官。当他取得这个职位的时候，他就决心要当上国王，并且打算依靠暴力而不依靠他人的帮助，保有大家同意给他的一切[3]。为此，他使迦太基人阿米尔卡雷[4]对他这个计划有所理解，——当时阿米尔卡雷率领他的军队正在西西里作战。他在一个早上召集了锡拉库萨的人民和元老院，似乎要同他们商讨关于共和国国事似的，可是在发出一个约定的信号的时候，就让他的士兵把元老院全体元老和最富豪的人们统统杀掉。这些人死了，他没有遇到市民的任何反抗，就夺得了并且继续保有这个城市的统治权。而且，虽然他被迦太基人打败了两次，该城市最后被围攻，可是他不但能够保卫他的城市，而且除了留下一部分人马从事抵御围城之外，以其余兵力进攻非洲。这样一来，他在短期内就解除了锡拉库萨之围，并且使迦太基人陷入极端窘境，被迫同阿加托克雷讲和，迦太基人占有非洲就满足了，而把西西里让给阿加托克雷。　　因此，任何人考察阿加托克雷这个人的行动与生涯[5]，就会察觉到他毫无或者很少可以归功于幸运之处。因为，正如上面所说的，他取得了君权并不是依靠他人的好意，而是经历无数的艰难险阻，在军队中逐级提升得来的；其后他继续保持这个地位，则是有赖于许多勇敢的冒着风险的决策。但是，屠杀市民，出卖朋友，缺乏信用，毫无恻隐之心，没有宗教信仰，是不能够称作有能力[6]的。　　以这样的方法只是可以赢得统治权，但是不能赢得光荣。不过，如果考虑到阿加托克雷出入危殆之境的能力和忍受困难、克服困难的大勇，我们就觉得没有理由认为他比任何一个最卓越的将领逊色。然而他的野蛮残忍和不人道，以及不可胜数的恶劣行为，不允许他跻身于大名鼎鼎的最卓越的人物之列。因此，我们就不能够把他不是依靠幸运或能力而得的成就归功于幸运或者才能。　　在我们的时代里，当亚历山大六世在位期间，费尔莫市民奥利韦罗托[7]幼年时是一个无父的孤儿，由他的叫作焦万尼·福利亚尼的舅父抚养。在他童年的时代，他的舅父就把他送到保罗·维泰利[8]部下当兵，希望他在保罗·维泰利的训练下，能够在军界里，取得显赫的地位。保罗死后，他在保罗的兄弟维泰洛佐[9]部下从军。由于他的机智和身强胆壮，他在极短的期间内就成为维泰洛佐军队中的第一号人物。但是他觉得在他人底下服役是卑贱的事情，于是下定决心，在费尔莫某些市民的援助下（这些人认为奴役胜过他们国家的自由），并且在维泰洛佐的赞助下，要占领费尔莫。因此他写信给焦万尼·福利亚尼说，因为离乡背井已经多年，自己希望回去探望他和故乡，并且稍为看看自己的祖产；他又说，他汲汲以求的，除了荣誉之外再没有别的东西了。为着使他的市民同胞知道他并没有虚度光阴，他希望由他的朋友和侍从组成一百名骑兵伴送荣归故里，他请求他的舅父从事安排，使他受到费尔莫市民荣誉的接待，而这一切不仅是他的荣誉，同时也是焦万尼本人的荣誉，因为他是焦万尼养育的孩子。　　因此，焦万尼分毫不差地尽了对于他的外甥应尽的责任，使他受到费尔莫市的人们荣耀的接待，请他住到他自己的家里。奥利韦罗托在那里过了几天，为自己将来的阴谋诡计作好了必要的秘密安排之后，他举行一个盛大的宴会，邀请了焦万尼·福利亚尼和费尔莫市的一些首要人物出席[10]。当吃过酒肴以及这种宴会所常有的其他余兴完毕之后，奥利韦罗托装模作样地开始发表某种重要讲话，大说特说教皇亚历山大和他的儿子切萨雷的伟大，以及他们的鸿图伟业。当焦万尼和其他的人们对于他这个讲话作答之后，奥利韦罗托立刻站起来说，这些事情应当在较为秘密的地方进行讨论。于是他自己退入一个房间里去，焦万尼和所有其他的人也都跟随他进去了。可是他们刚要坐下来，士兵们就从密藏的地方涌上来，把焦万尼和所有其余的人统统杀了。在这次谋杀之后，奥利韦罗托就跨上马背，在市里往来驰骋，把宫廷中的最高长官围困起来，使他们惊骇恐惧，不得不唯命是从，并且确认由他本人当君主的政府。他把所有那些心怀不满可能加害于他的人们全部杀掉，同时颁布关于民政和军政的新的规章制度，来巩固自己的势力。　　这样一来，他在保有这个王国的一年中，不但在费尔莫这个城市之内安全不过，而且使所有的邻国都害怕他。但是，正如上面已经提过的，当切萨雷·博尔贾在西尼加利亚征服了奥尔西尼和维泰利的人们的时候，如果奥利韦罗托没有上博尔贾的当，他的灭亡就会象阿加托克雷的灭亡一样困难了。因此，在奥利韦罗托杀亲以后一年，他本人以及他在善恶方面拜作老师的维泰洛佐一道被绞死了。有些人可能感到奇怪：为什么阿加托克雷和某些象他一类的人们，为人无限奸诈、残暴，后来却能够长时期地在他们本国安全地生活下去，能够保卫自己不受外敌的侵害，而且他本国的公民也从没有阴谋反对他们；而与此相反，其他许多人，依靠残暴的方法，甚至在和平时期也不能够保有他们的国家。至于在胜败未卜的战争时期内就更不用说了。我认为，这是由于妥善地使用或者恶劣地使用残暴手段使然。如果可以把坏事称为好事的话，妥善使用的意思就是说，为了自己安全的必要，可以偶而使用残暴手段，除非它能为臣民谋利益，其后决不再使用。恶劣地使用的意思就是说，尽管开始使用残暴手段是寥寥可数的，可是其后与时俱增，而不是日渐减少。采取上述第一种办法的人们，如同阿加托克雷那样，由于神与人的帮助，对于他们的地位会获得某种补益，而采取另一种办法的人们却不可能自保。　　由此可见，占领者在夺取一个国家的时候，应该审度自己必须从事的一切损害行为，并且要立即毕其功于一役，使自己以后不需要每时每日搞下去。这样一来，由于不需要一再从事侵害行为，他就能够重新使人们感到安全，并且通过施恩布惠的方法把他们争取过来；反之，如果一个人由于怯懦或者听从坏的建议不这样做，他的手里就必需时时刻刻拿着钢剑，而且他永远不能够信赖他的老百姓，而由于他的新的继续损害，人民不可能感到安全。因为损害行为应该一下干完，以便人民少受一些损害，他们的积怨就少些；而恩惠应该是一点儿一点儿地赐予，以便人民能够更好地品尝恩惠的滋味。总之，君主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应该在人民当中生活，以免发生任何意外事件——不论是好的或者坏的，迫使自己改弦易辙[11]，因为如果这种变革的必要性是在不利时期发生的，这时你采取严酷手段就太晚了，而你作好事也帮助不了你自己，因为人们认为你是被迫如此，你是不会因此得到任何的感谢的。　　[1]关于共和国的问题，马基雅维里在《李维史论》中有所论述，但该书不是专论共和国的，因此马基雅维里是否另有关于此一问题的专著，迄今存疑。　　[2]阿加托克雷（Agatocle，公元前361—289），西西里人，锡拉库萨（Siracusa）的暴君（公元前316—304），后成为希腊西西里国王（公元前304—289），支配西西里岛的大部分；公元前310年出征非洲获胜；后回归西西里，完成其专制的统治（公元前305年）；以后入侵意大利本土和科尔西拉（Corcyra ，公元前300—295）。　　[3]取得元老院和人民的同意他就能够成为君主，但是他不愿对他们承担义务。　　[4]阿米尔卡雷（Amilcare，即Hamilcar），公元前五世纪迦太基将领，远征西西里，战败于杰隆（Gelon）。　　[5]此处“生涯”（vita），系从马里奥·本凡蒂尼校订本及奎多·马佐尼校订本。有的版本作“能力”（virtù）。　　[6]此处“能力”（virtù）的涵义包括道义上的优越性。　　[7]奥利韦罗托（Oliverotto da Fermo），姓欧弗雷杜奇（Euffreducci）。马基雅维里论述的事件发生于1501年12月。其后在1502年12月31日，奥利韦罗托在西尼加利亚被切萨雷·博尔贾杀害。　　[8]保罗·维泰利（Paolo Vitelli），在对皮萨的战争中任佛罗伦萨的雇佣军将领，后因涉有背叛嫌疑被捕，1499年10月在佛罗伦萨处决。　　[9]维泰洛佐·维泰利（Vittellozo Vittelli），1502年在西尼加利亚被切萨雷·博尔贾杀害。　　[10]这是在耶稣诞辰的第二天，即1501年12月26日。　　[11]指改变上述关于从事损害行为和布惠施恩的政策。第九章　论市民的君主国　　现在谈另一种情况：如果一个平民的市民，不是依靠罪恶之道或者其他难堪的凶暴行为，而是由于获得本土其他市民的赞助而成为本国的君主，这种国家可以称之为市民的君主国。要取得这种地位，一个人既不完全依靠能力，也不完全依靠幸运，需要的倒是一种幸运的机灵（una astuzia fortuAnata）。我认为，取得这种君权，不是由于获得人民的赞助就是由于获得贵族的赞助，因为在每一个城市里都可以找到两个互相对立的党派；这是由于人民不愿意被贵族统治与压迫，而贵族则要求统治与压迫人民。由于这两种相反的愿望，于是在城市里就产生下述三种结果之一，不是君主权（principato），就是自主权（libertà），否则就是无政府状态（licenzia）。君主政体，不是由人民建立，就是由贵族建立，这要看在这两方当中哪一方获有机会。当贵族看见自己不能够抗拒人民的时候，他们就开始抬高他们当中某一个人的声望，并且使他当上君主，以便他们在他的庇荫下能够实现自己的愿望。另一方面，当人民察觉自己不能够抵抗贵族的时候，也抬高他们当中某一个人的声望，并且扶他做君主，以便能够依靠他的权力保卫他们。一个人依靠贵族的帮助而获得君权，比依靠人民的帮助而获得君权更难于继续保持其地位。因为君主发觉自己周围有许多人自以为同他是平等的，因此他不能够按照自己的意思随意指挥他们或者管理他们。　　但是如果一个人是由于人民的赞助而获得君权，他就发觉自己是巍然独立的人，在自己周围并没有一个人不准备服从自己或者只有很少数人不准备服从自己的。除此之外，一个君主如果公平处理事情而不损害他人，就不能够满足贵族的欲望，但是却能够使人民感到满足。因为人民的目的比贵族的目的来得公正。前者只是希望不受压迫而已，而后者却希望进行压迫。再说，如果人民满怀不满，君主是永远得不到安全的，因为人民为数众多；另一方面，君主能够使自己安全地对付贵族，因为贵族人数甚少。君主能够预料到那些敌对的人民干出最坏的事情，就是他们将来把自己抛弃了。但是，对于那些敌对的贵族，君主不仅害怕他们抛弃自己，还害怕他们会起来反对自己。因为贵族在这些事情上比平民看得更深远而且更敏锐，常常能够及时使自己得救，而且从他们所预期的将会赢得胜利的一方取得帮助。此外，君主总是不得不和上述的平民在一起生活，但是如果没有上述贵族，君主也能够过得很好，因为他能够随时设立或者废黜贵族，并且能够随心所欲给予或者抹掉他们的名声。　　为了更清楚地说明这件事情，我认为对于贵族应该主要地从下述两种方式着眼进行考察：他们支配自己行动的方式使他们自己完全依靠你的运气，抑或不是这样。对于那些这样约束自己而不是贪婪的人们，你应该给以光荣并加以爱护；而对于不是这样约束自己的人们，你可以从下述两种方式着眼进行检验。这就是说，他们这样做可能是由于胆怯或者天生缺乏勇气使然。在这种情况下，你应该利用他们，特别是利用那些能够给你提出有益意见的人们。因为，这样一来，当你隆盛的时候，他们会尊敬你，而当你处在逆境的时候，你也无需畏惧他们。但是，如果他们是为了野心勃勃的目的，故意不依靠你，这是一个征象，表明他们为自己着想比替你着想得更多。君主就应该防范这类人，并且把他们当作公开的敌人那样加以警惕，因为在君主不利时期，他们总是出来帮助把君主灭掉。　　因此，如果一个人由于人民的赞助而成为君主的话，他应该同人民保持友好关系。因为他们所要求的只是免于压迫，君主是能够轻而易举地做到这一点的。但是一个人如果同人民对立而依靠贵族的赞助成为君主的话，他头一件应该做的事就是想方设法争取人民。如果他把人民置于自己保护之下，他就轻而易举地做到这一点。因为人们原来预料要受到他的损害而现在从他那里得到了好处，他们对自己的恩人一定更加接近；人民立即对他充满了好感，胜过那些赞助他登上王位的人们。而且君主要赢得人民的好感有许多方法。这些方法根据各种情况而互不相同，我们不能够制作出一定之规，因此现在就不谈了。我只是断言：君主必须同人民保持友谊，否则他在逆境之中就没有补救办法了。　　斯巴达国王纳比德[1]，抵御了全希腊人和一支罗马常胜军的围攻，保卫了他的国家和自己的地位不受他们侵害；当危难降临他头上的时候，他需要做的不过是使少数人无能为害；但是假使人民已经同他敌对的话，这就不够了。对于我的这条见解，谁都不要拿一句陈腐的谚语：“以人民为基础，譬如筑室于泥沙”来进行反驳。因为如果一位平民把他的基础建立在人民之上，并且深信当自己受敌人或者官吏压迫的时候人民将会解救自己，那末这句谚语是中肯的。在这种情况下，如同罗马的格拉奇[2]和佛罗伦萨的乔治·斯卡利[3]的遭遇一样，他往往发现自己上当了。但是，如果把基础建立在人民之上的人是一位君主，而且他能够指挥，是一个勇敢的人，处逆境而不沮丧，不忽视其他的准备，并且以其精神意志与制度措施激励全体人民，这样一个人是永远不会被人民背弃的，而且事实将会表明他已经把基础打好了。　　这种市民的君主国从平民政制（ordine civile）转向专制政治的时候，往往处于危险状态。因为这类君主不是由自己亲自指挥就是通过官吏进行指挥的。在后一种场合，君主的地位是更加软弱无力和更加危险的，因为他们完全依靠那些被任命当官的人们的意志；而后者，特别是在危难时期，不是采取行动反对君主就是拒不服从君主，这就很容易篡权夺位。君主在危难中已经来不及行使绝对的权力了，因为市民和属民已经接受官吏的命令惯了，在这种危急之秋不会服从君主的命令，而且在动荡不安之日，君主往往缺乏自己能够信赖的人。这种君主不能够以太平时期所看到的情况作为根据。因为在太平时期市民们对国家都有所需求，当时每一个人都为国家奔走，每个人都满口答应；而且当远离死亡之境的时候，他们全都准备为他而死；但是到了危难时期，当国家对市民有所需求的时候，能找到的人就寥寥无几了。而这种经历是极其危险的，它只能经历一遭就再没有机会了。因此，一个英明的君主应该考虑一个办法，使他的市民在无论哪一个时期对于国家和他个人都有所需求，他们就会永远对他效忠了。　　[1]纳比德（Nabide），斯巴达国王（在位：公元前206或207—192），以贪婪、酷虐著名。后被罗马军暗杀。　　[2]格拉奇（Gracchi）指由平民选出的有名的古罗马护民官格拉古兄弟蒂贝里奥和卡伊奥（Tiberio和Caio Gracco，公元前163—133 ，153—121）。二人分别于公元前133年和121年，在罗马贵族所挑起的反对他们的骚乱中被杀害；他们曾经采取一些有利于平民的措施，但似乎未获得人民的坚决支持。　　[3]乔治·斯卡利（Giorgio Scali），十四世纪，佛罗伦萨下层民众领袖之一，与汤姆马索·斯托齐（Tommaso storzzi）结党。于1382年1月17日被捕杀害。第十章　应该怎样衡量一切君主国的力量　　在研究这些君主国性质的时候，必须考虑另一点，也就是说，一个君主在困难的时候是否能够依靠自己的力量屹立不移，抑或是常常需要他人的援助。为了更清楚地说明这一点，我要说：我认为如果由于人口众多或者财力充裕能够募集足够的军队，同任何入寇者决战于疆场，他们就是能够依靠自己的力量屿立不移的人。另一方面，我认为，如果不能够同敌人决战于疆场，而只是被迫躲在城墙后面进行防御，他们就是常常需要他人援助的人。关于第一种情况，已经讨论过了，但是以后遇有机会，我们还需要再谈一谈。关于第二种情况，我只有鼓励这种君主为自己的城市森严壁垒、备足粮草，对于乡村则不要有任何顾虑，除此以外，我再没有什么话可说的了。任何人如果给他的城市作好了城防工事，至于同臣民的关系则依照上面指出的、以后还要谈到的方法进行处理，那么人们向他进攻总得慎重考虑一番，因为人们对于一项计划如果预见其中有困难总是不喜欢的，而且君主已经给他的城市作好了城防工事，同时他的人民又不仇恨他，如要对这样一位君主进攻，可以预见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德国的各个城市是享有完全自由的，它们的农地很少，它们认为合适的时候就服从皇帝。但是它们既不害怕皇帝也不害怕在它们邻近的其他任何统治者，因为他们已经作好了城防工事，以致谁都知道要攻陷这种城市定将旷日持久，困难重重。因为所有这些城市都筑有适当的壕沟与城垣，配备足够的大炮，在公家仓库里经常储备足供一年之需的粮食和燃料，除此之外，为着使老百姓得到温饱同时公家也没有损失，它们总是有办法在一年中让老百姓可以在关系该城市命脉的劳动中和供给老百姓衣食的行业中工作。加之，它们还十分重视军事训练，而且制定许多关于保持军事训练的规章制度。　　因此，君主如果拥有强固的城市，又没有积怨结恨于人民，他就不会受到攻击。假如任何人进行攻击的话，定将狼狈不堪地被驱逐出去。因为这个世界的事情是如此的千变万化的，要使军队无所事事地围城扎营整整一年，那简直是不可能的。有人也许要说，如果人民在城市外边有财产，现在眼看着它被焚烧了，他们将忍耐不住，而且长期的包围和利己心将使他们忘记了君主。对此，我回答说：一个强有力的果敢的君主，此时一方面要使臣民感到有希望，相信祸患不会长久下去，另一方面又要使他们对于敌人的残酷感到恐惧，同时把自己认为过于莽撞的人们巧妙地控制起来；这样一来，君主总是能够克服上述一切困难的。更进一步说，当敌人到来的时候，如果士气依然旺盛如故，并且决心进行抵抗，敌人定会立即焚烧破坏城市周围的地方。因此，君主更不应该犹豫不决，因为不久之后，当士气已经消沉，损失已经产生，灾害已经临头，就再没有什么挽救之道了。所以现在人民会更加下定决心同君主团结起来，因为在他进行抵抗的时候他们的房屋被烧掉了，他们的财产被毁灭了，他显然不能不对人民负有责任。原来，施恩正如受恩一样都使人们产生义务感，这是人之常情。所以，如果认真考虑了全部情况，只要不缺乏粮食和防卫手段，一位英明的君主在敌人包围的时候自始至终使他的公民意志坚定，这是没有困难的。第十一章　论教会的君主国　　现在只剩下教会的君主国有待探讨。关于这种国家，其全部困难来自取得这种国家之前。取得这种国家或者是依靠能力，或者是依靠幸运，而保有它却不是倚靠能力或幸运，这种国家是依靠宗教上的古老的制度维持的。这种制度是十分强有力的，而且具有这样一种特性：它们使它们的君主当权，而不问他们是怎样行事和生活的。这些君主自己拥有国家而不加以防卫，他们拥有臣民而不加以治理；但是，其国家虽然没有防卫却没有被夺取，其臣民虽然没有受到治理却毫不介意，并且既没有意思也没有能力背弃君主。只有这样的君主国才是安全和幸福的。　　但是，由于这种国家是依靠人类智力所不能达到的更高的力量支持的，我就不再谈论它了；因为这种国家显然是由上帝所树立与维护的，如果议论它，就是僭妄的冒失鬼的行为。　　可是人们会问我：罗马教会现在取得了这样大的世俗权力是何因缘？从教皇亚历山大时代上溯，意大利的主权者[1]，——不仅被称为主权者的人们，甚至虽然是小小的男爵和主子[2]，向来都轻视教会在世俗事务上的权力，而现今法国的一个国王对它却怕得发抖，因为教会能够把一个法国国王驱逐出意大利，并且使威尼斯人毁灭。虽然这件事情是众所周知的，但是我觉得唤起人们回忆一下并不是多余的。　　在法国国王查理侵入意大利[3]以前，这个地区是在教皇、威尼斯人、那波利国王、米兰公爵和佛罗伦萨人的统治之下的。这些主权者操心不过的主要是两件事：一是不能让任何一个外国人武装侵入意大利；另一件是，在他们当中谁都不得夺取比现有的更多的领土。这些主权者最注意教皇和威尼斯人。为了抑制威尼斯人，正如为了保卫费拉拉一样，其他各国必须联合起来[4]。为着遏制教皇，他们就利用罗马的贵族们，使后者分裂成为奥尔西尼和科隆尼斯两派，使彼此之间经常发生龃龉，而且手里拿着武器站在教皇跟前，使得教皇感到软弱、六神无主。虽然有时也可能出现一个象西克斯图斯[5]那样英勇的教皇，可是无论幸运或卓识都不能够使他摆脱这种烦恼。他们的生命短促[6]是一个原因。因为一个教皇在位期间平均十年，在这十年当中，他好不容易才能够把这些党派当中的一派压下去。比如说，一个教皇差不多把科隆尼斯这一派整垮，而另一个教皇继位却与奥尔西尼这一派为敌，他为使科隆尼斯派复兴，而没有时间搞垮奥尔西尼这一派。这就使得教皇的世俗权力在意大利不为人所重视。　　后来亚历山大六世做了教皇，在历代教皇当中，他最充分地说明一个教皇使用金钱与武力两者能够得势：他利用瓦伦蒂诺公爵作为工具，并且利用法国入侵意大利的机会，实现了各项事情，这些事情我在上面论述公爵行动的时候已经谈论过了。虽然他的意图本来不是为着壮大教廷的势力，而是为着壮大公爵的势力，但是他这样作，其结果是壮大了教廷的势力，因为在他去世和公爵灭亡之后，教廷就成为他的劳动成果的继承者。　　其后，朱利奥继位。他察觉教廷是强有力的，因为它已占领罗马尼阿全境，罗马的公侯被镇压了，那些党派在亚历山大的打击下被消灭了，他还发现亚历山大时期以前从来未曾使用过的积累财富的方法[7]。朱利奥不仅继续把这些事情进行下去，而且加以改进。他决心夺取波洛尼阿，消灭威尼斯人，并且把法国人驱逐出意大利。他的这些事业全部成功了[8]。因为他的一切作为都是为着提高教廷的地位而不是提高任何私人的地位，因此使他更加光荣。他还把奥尔西尼和科隆尼斯这两派约束在他所认定的范围之内。虽然在他们当中有些能够改变局势的头头，可是有两件事牢固地控制着他们：一件是教廷的强大，使他们有所畏惧，另一件是不让他们的人担任枢机主教，因为这种主教是党派之间发生纷争的根源。如果这些党派有他们自己的枢机主教，他们就绝不能够保持安静，因为这些主教将在罗马内外培植党派，而公侯们不得不卫护他们；于是由于僧侣的野心导致各个公侯之间发生骚乱与纷争。因此，当今圣父教皇利奥[9]察觉这个教宗的职位非常强大有力。我们希望，如果先前的一些教皇已经依靠坚甲利兵使教宗的职位强大起来了，那么当今教皇将依靠善行和无限的其他美德使它更加强大，并且更加获得人们的崇敬。　　[1]主权者（potentati）或译“当权者”、“统治者”等等。此处指佛罗伦萨、威尼斯、米兰、那波利、锡耶纳等国的主权者。　　[2]男爵（barone）、主子（signore），指小的统治者。　　[3]1494年法王查理八世的进攻，在意大利历史上开始了外敌入侵时期。　　[4]此处指1508年成立的康布雷联盟。由于威尼斯的扩张而失去领土的强国都联合起来剥夺威尼斯的大陆领地。联盟的成员包括法国、西班牙、教廷（朱利奥二世）和费拉拉等。　　[5]西克斯图斯（Sisto，1417—1484），即西克斯图斯四世（Sisto Ⅳ。在位：1471—1484），原名弗朗切斯科·德拉·罗韦雷。在位时，竭力使教皇辖地成为一个武装的强大领地，并为此目的任命他的许多“侄儿”（私生子）为代理人。　　[6]“他们的生命短促”（la brevità della vita loro）。事实上，教皇西克斯图斯四世活了六十七岁，在位十三年（1471—1484），英诺森八世活了六十岁（1432—1492），在位八年（1484—1492）；亚历山大六世活了七十二岁（1431—1503），在位十一年（1492—1503）；朱利奥二世活了七十岁（1443—1513），在位十年（1503—1513）。据此，此处所称“生命短促”当指教皇在位期间而言。在1976年莱比锡版《君主论》（F.Blaschhke的德译本》及1965年美国杜克大学版《马基雅维里主要著作集》中的《君主论》（A.Gilbert的英译本）均改译作“统治期间”（德文：“Herrschaftsdauer”和英文：“reign”）可供参考。　　[7]即以犯有国事罪为理由惩罚富人，由此可以没收他们的财产。　　[8]朱利奥二世于1506年征服了波洛尼亚；战胜了威尼斯，然后解散康布雷联盟；另外于1511年成立反对法国路易十二世的神圣联盟，由教廷、威尼斯、西班牙联合起来驱逐法国人。1513年2月朱利奥去世后，法国人再次被驱逐出意大利。　　[9]圣父教皇利奥（Sanità di papa Leone）指马基雅维里作此书时在位的教皇利奥十世（1513—1521），即乔万尼·德·梅迪奇（Giovanni de' Medici，1475—1521），是著名的大洛伦佐之一员。马基雅维里在被罢官后有意同教皇利奥结交，在1519年（小）洛伦佐·德·梅迪奇死后，曾向教皇利奥建议在佛罗伦萨恢复共和国。第十二章　论军队的种类与雇佣军　　在本书开头提出要论述的这些君主国的特性，我已经详细地讨论过，并且多多少少已经考虑了这些君主国盛衰的原因，还指出了许多人努力夺取并保持这些国家曾经采取的方法。现在尚待我概括地讨论一下在这些国家当中每一个国家可能使用的进攻与防守之道。我们在上面已经说明君主必须把自己建立在稳固的基础之上，否则必然地招致灭亡。而一切国家，无论是新的国家、旧的国家或者混合国，其主要的基础乃是良好的法律和良好的军队，因为如果没有良好的军队，那里就不可能有良好的法律，同时如果那里有良好的军队，那里就一定会有良好的法律。现在我不讨论法律问题而只谈军队问题。　　依我说，君主用来保卫本国的军队，或者是他自己的军队，或者是雇佣军、援军，或者是混合的军队。而雇佣军和援军是无益的，并且是危险的，一个人如果以这种雇佣军队作为基础来确保他的国家，那么他既不会稳固亦不会安全，因为这些雇佣军队是不团结的，怀有野心的，毫无纪律，不讲忠义，在朋友当中则耀武扬威，在敌人面前则表现怯懦。他们既不敬畏上帝，待人亦不讲信义；毁灭之所以迟迟出现只是由于敌人的进攻推迟罢了。因此你在和平时期受到这些雇佣军掠夺，而在战争中则受你的敌人掠夺。这是因为，除了一点军饷之外，他们既没有忠义之忱，也没有其他的理由使他们走上战场，而这点军饷并不足以使他们愿意为你牺牲性命。当你不打仗的时候，他们情愿给你当兵，但是如果发生战争，他们就逃避或者一走了事。　　要我证明这一点是毫不费力的，因为现在意大利崩溃不是由于别的原因，而是由于她许多年来依赖雇佣军，虽然他们先前曾经帮助某些人取得进展，并且在彼此之间显得勇猛不过，可是当外敌压境的时候，他们就原形毕露。因此，法国国王查理〔八世〕“拿着粉笔”[1]就能够不费吹灰之力而占据意大利。有人说，其原因是由于我们的罪过，他说的确是真实情况[2]，可是这并不是他所想象的那些罪过，而是我已经论述的那些罪过。因为那是君主们的罪过，所以他们也受到了惩罚。　　我想进一步论证这种军队的不可靠。雇佣军的首领们或者是能干的人，或者是不能干的人，二者必居其一。如果他们是能干的，你可不能够信赖他们，因为他们总是渴求自我扩张；因此不是压迫自己的主人——你，就是违反你的意思压迫他人。反之，如果首领是无能的人，他往往使你毁灭。如果有人回答说，不论是否雇佣军，只要手中掌握了武器，都是一样行动的。对此，我回答说，当君主或共和国必须用兵时，君主必须身临前敌，并且亲自挂帅。共和国则必须委派自己的公民前往，如果被派的人结果力不胜任，就必须予以撤换；如果其人胜任其事，则必须用法律加以约束，不要让他越出指示范围。经验已经证明，只有君主自己和武装起来的共和国才能够取得巨大的进展，而雇佣军只能造成损失。而且要使一个用自己的武装力量武装起来的共和国服从它的某一个公民的支配，比一个靠外国武力武装起来的国家远为困难。　　罗马和斯巴达许多世纪都是整军经武，从而享有自由。瑞士人则是彻底武装起来，从而享有完全的自由。关于古代使用雇佣军的事情，可以举迦太基人为例。虽然迦太基人派了自己的公民们担任雇佣军的头头，可是在他们同罗马人进行第一次战争之后就几乎被雇佣兵所压倒。在埃帕米农达[3]死后，底比斯就请马其顿的菲利普[4]当他们军队的将领；胜利后，菲利普就把底比斯人的自由剥夺了。菲利普公爵一死，米兰人便招罗弗朗切斯科·斯福尔扎[5]讨伐威尼斯人。等到在卡拉瓦焦[6]战胜敌人之后，斯福尔扎却同威尼斯人联盟，来压迫他自己的主人——米兰人。斯福尔扎的父亲，曾经应募在那波利王国的焦万娜女王[7]底下从军，后来突然间离开女王使她的军队解体；为着挽救她的王国，女王被迫投到阿拉冈国王的怀抱里。　　然而，威尼斯人和佛罗伦萨人先前都曾经利用雇佣军扩张自己的版图，而这种军队的将领们并没有自立为王，却保卫了他们，这又怎么理解呢？我回答说，在这种场合佛罗伦萨人是托福于侥幸的，因为在那些本来可能使他们感到可怕的能干的将领当中，有些人没有打胜仗，有些人遇到了对立的力量，另一些人则把他们的野心用于别的地方了。没有克敌取胜的那一个人就是焦万尼·奥库特[8]，因为他没有打胜仗，他的忠义就不能够获得证明。但是任何人都承认：假如他得胜了，佛罗伦萨人就得由他主宰了，而斯福尔扎则是始终同布拉奇奥家族[9]对立的，他们彼此之间互相掣肘。再说，弗朗切斯科则把他的野心转到伦巴第去了。而布拉奇奥则反对教廷和那波利王国。然而，还是让我们看一下不久以前发生的事情吧。佛罗伦萨人委派了保罗。维泰利担任他们的将领。这是一个非常深谋远虑的人。他以平民的身份崛起，在军队中早获得极大的名声。如果这个人攻占了皮萨，佛罗伦萨人当然要同他保持密切的关系，这是谁都不会否认的，因为如果他一旦变成他们的敌人的战士，他们就束手无策了；另一方面，如果他们雇佣他，他们就必须服从他。　　至于威尼斯人，如果我们考虑一下他们所取得的进展，我们就看到，当他们派遣自己人作战的时候，他们做得既稳当又光荣（这是在他们转向大陆方面攻打之前的事情），他们利用他们的贵族和武装的平民进行了英勇的战斗。但是，当他们开始在大陆作战的时候，他们抛弃了这种美德，而仿效意大利作战的习惯。威尼斯人在扩张大陆领土的初期，一来由于领土还不很多，二来由于名声赫赫，他们没有必要害怕他们的将领。但是其后，当他们在卡尔米纽奥拉[10]的指挥下，把他们的领土大肆扩张的时候，他们就吃了这个错误的苦头。因为他们在卡尔米纽奥拉的指挥下打败了米兰的公爵，于是察觉到卡尔米纽奥拉是一个极有能力的人，可是，另一方面，他们了解到他在战争中变得很冷淡，他们认定在他的指挥下不再能够获胜了。为着免得失去他们已经夺得的一切，他们又不愿意也不能够把他解雇。他们为着确保自己的安全，不得不把他杀了。后来他们先后招请巴尔托洛梅奥·达·贝尔加莫[11]、鲁贝托·达·桑·塞韦里诺[12]、皮蒂利亚诺伯爵[13]以及如此之类的人担任他们的将领。使用这些将领，他们不得不害怕打败仗，从而一无所得。例如后来在维拉战役发生的情况就是这样，他们在一日之间把八百年来历尽困苦所取得的一切都丧失了。因为靠这种雇佣军要有所获也只能慢慢来，既迁延时日又渺乎其小，但是损失则是突然出现的，而且是不可思议的。由于上面的例子，我想到多年来直到现在被雇佣军统治着的意大利，所以我想要深入地谈谈雇佣军的问题，以便了解雇佣军的起源及其发展，就能够更好地加以改正。　　你一定了解，晚近在意大利，皇权开始受到排斥，而教皇在世俗事务方面却取得了更大的声势，意大利已分裂成为更多的国家；因为在大城市当中有许多城市武装起来反对那些先前受皇帝宠爱、压迫自己的贵族，同时教会也赞助他们，以便扩大自己在世俗方面的声势。而在其他许多城市中，他们的市民也变成了君主。这样一来，意大利就几乎全部落在教廷和一些共和国手里，而组成教廷的神父们和支配共和国的市民们由于不谙军事，两者都开始招募外国人当兵。使这类军队赫赫有名的头一个人，就是罗马尼阿人阿尔贝里戈·达·科尼奥[14]。布拉奇奥和斯福尔扎——还有其他的人——就是由这个人训练出来的。这两个人就是当时意大利的主宰。继他们之后，又来了其他雇佣军将领，他们指挥意大利的军队以迄今日。然而他们的勇武带来的结果，却是使意大利遭受查理〔八世〕的蹂躏[15]、路易〔十二世〕的掠夺[16]、费尔迪南多的摧残[17]和瑞士人的凌辱[18]。　　他们过去所采取的政策，首先是贬低步兵的声势，借以抬高自己的声势。他们之所以这样做，就是因为他们没有自己的领土，而是依靠受雇佣的收入来维持生活的。然而为数区区的步兵是不能够使他们赢得声势的，但是他们又没有能力供养许多步兵；因此，他们改为依靠骑兵，他们使相当数量的骑兵获得供养并且受到尊崇。结果是：在一支两万人的军队中，步兵不及两千人。除此之外，这些将领们还采取各种方法来减轻自己和士兵们的劳苦和危险，在战斗中不进行屠杀而是活捉俘虏，而且不要求赎金即予以释放。他们并不夜袭城市，城市的防军亦不夜袭野营。他们在军营的周围既不树立栏栅，或者挖掘壕沟，在冬季也不出征。所有这些事情是他们的兵法所允许的，并且，正如我已经讲过的，这是他们为着避免疲劳和危险这两者而想出来的办法。这样一来，他们就使意大利陷入奴隶状态和屈辱之中。　　[1]原文“拿着粉笔（石膏）”（col gesso），是引用教皇亚历山大六世形容法国查理八世征服意大利轻而易举所说的俏皮话。据说，在1494年查理穿过意大利时没有遭到抵抗，因此教皇亚历山大常说法国人侵入意大利，手里拿着粉笔（石膏），只要在那里画上标记就能够在那里安营扎寨，而无需拿着剑进行战斗。　　[2]萨沃那罗拉在1494年11月1日早就预言法国查理八世将要入侵。后来他指出其原因在于意大利、罗马和佛罗伦萨的渎神、残暴和作恶多端。但马基雅维里则把此种不幸归罪于放弃军事训练，使佛罗伦萨无能力自卫。　　[3]埃帕米农达（Epaminunda）公元前四世纪底比斯的将领和政治家。　　[4]菲利普（Filippo Maria Visconti）米兰的公爵（1412—1447）。其女比安卡·马里阿嫁弗朗切斯科·斯福尔扎。菲利普死，斯福尔扎夺取公国领地。　　[5]弗朗切斯科·斯福尔扎（Francesco Sforza1401—1466），穆奇奥之子，雇佣军队长；在米兰的公爵菲利普的军队中任职。　　[6]卡拉瓦焦（Caravaggio）之战，在1448年9月15日结束，一月后（10月18日），斯福尔扎即背叛米兰人，自己与威尼斯人结盟，于1450年2月26日攻克米兰。　　[7]焦万娜二世（Giovanna Ⅱ，1371—1435），那波利女王（那波利国王拉地斯拉奥的遗孀），其王国为阿拉冈国王费尔迪南多所兼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