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949年到1955年,他在上海仍然是一面从事于经济学的教研工作,一面在银行界服务。1955年他应召到北京开全国文字改革会议,然后留下来参加新成立的文字改革委员会的工作,从此由经济学转业到语言学,他后半生的道路便完全改变了。中途改业,从经济专家变成了语文专家,在一般人来说,简直不可想象,但对有光先生而言却是再顺理成章不过的事。这得力于他早年所受到的"自由博雅"(liberalarts)的教育。他在圣约翰时已对语言问题发生了深厚的兴趣,修过课,也写过文章。在30年代他更正式参加了拉丁化运动,通过"独立思考",他提出了不同的意见,主张方言拉丁化必须互相沟通,在当时发生了相当的影响。语文虽是他的业余爱好,但这个爱好已"沦肌浃髓",和他的生命融合为一,再也挥之不去了。所以他战后到英国旅行,竟收集了不少关于字母学的著作,这是在中国知识人视野之外的一门学问。关于改业,他在口述中说:1955年,我来开文字改革会议,开完改行留在北京,那是意料之外。不过既然是来了,我就要改变。我认为语言学方面还是要更新,因为整个中国要变成一个现代化的国家,每个方面都要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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