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官入阁不如为商入市--------------- 隋唐以后,科举制度为士人厘定了一条由学而仕的终南捷径。相对于这条经千年积淀并被大多数读书人视为圭臬的光明大道,山西人却选择了弃儒离农从商的人生道路,实为另类。 雍正二年,山西巡抚刘与义在给朝廷的一个奏片中,写过这样一段话:&ldquo山右积习重利之念,甚于重名。子弟俊秀者,多入贸易一途,其次宁为胥吏,至中才以下,方使之读书应试,以故士风卑靡。&rdquo山右就是山西,刘与义在给皇帝的奏疏中,对当时三晋的人才观所作的精辟分析:一流人才经商,二流人才到衙门做事,三流人才方读书应试。雍正皇上就在这个奏片上留下御批,为山西的社会地位重新排了顺序,第一经商,第二务农,第三行伍,第四读书。 如此重利轻名之念形成于大一统的明清,此时的山西政治气候冷漠沉寂,而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商贸异常活跃繁荣,人才济济,群贤毕至。尤其是清代道光年间平遥人雷履泰天才般地创立票号以后,晋商在全国呼风唤雨,汇通天下。以至后世俊秀,争相攀效,多入商界发展,三晋由此成为海内最富。 晋地大儒刘大鹏在《退想斋日记》中慨叹:&ldquo近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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