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序　　民国二十年秋，余始任教国立北京大学，为诸生讲近三百年学术史，因撮记要指备诵览。迄今五载，粗成首尾。　　窃谓近代学者每分汉宋疆域，不知宋学，则亦不能知汉学，更无以平汉宋之是非，故先之以引论，略述两宋学术概要。又以宋学重经世明道，其极必推之于议政，故继之以东林。　　明清之际，诸家治学，尚多东林遗绪。梨洲嗣轨阳明，船山接迹横渠，亭林于心性不喜深谈，习斋则兼斥宋明，然皆有闻于宋明之绪论者也。不忘种姓，有志经世，皆确乎成其为故国之遗老，与干嘉之学，精气夐绝焉。　　抑余治诸家书，犹多余憾。亭林最坚卓，顾其辞荐也，则曰：「人人可出，而炎武必不可出。」二甥既为清显宦；弟子潘次耕，亲兄备受惨毒，亦俯首为清臣。梨洲晚节多可讥。晚村独持夷夏之辨不变，然余读其遗训手迹，缕缕数百言，皆棺衾附身事耳，独曰：「子孙虽贵显，不许于家中演戏」，则无怪后人之入翰苑也。船山于诸家中最晦，其子则以时文名。习斋力唱经世干济，恕谷乃为游幕。徐狷石所谓「遗民不世袭」，而诸老治学之风乃不得不变。继之以潜邱、西河，此国亡不复后之所谓考据学也。复继之以穆堂、谢山，此国亡不复后之所谓义理学也。彼其所以与晚明诸遗老异者，岂不在朝廷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