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天醒来时，枕边有一双绛红色的布面鞋，我把它套在脚上，得意洋洋的在榻榻米上踩来踩去。更高兴的是，早餐时，不是往常的稀饭，而是一块一福堂的红豆面包，我把它剥成一小片一小片的，从周围开始剥，剥到只剩下红豆馅的一小块，才很舍不得的把他吃掉。那以后，妈妈就经常开箱子拿东西，在晚上去台中，第二天，我们就可以吃到一块红豆面包。而且，接下来的好几天，饭桌上便会有好吃的菜，妈妈总要在这时机会教育一番：&ldquo阿惠，你是女孩子，将来要理家。妈妈教你，要午时到市场，人家快要收市，可以买到便宜东西，将来你如果命好便罢，如果歹命，就要自己会算计。&rdquo渐渐的，爸爸回来的日子多了。不过他还是经常在下班后穿戴整齐地去台中；也还是粗声粗气的在那只有两个房间大的宿舍里，高扯着喉咙对着妈妈吼。他们两人对彼此都没有耐性，那几年，好象连平平和和的和对方说话都是奢侈的事。长久处在他们那&ldquo厝盖也会掀起&rdquo的吵嚷里，吵架与否，实在也很难分辨出来。然而，父亲横眉竖目，母亲尖声叫骂，然后，他将她揪在地上拳打脚踢的场面，却一再的在我们眼前不避讳的演出着。日子就这样低缓的荡着。有一回，看了爸爸拿回的薪水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