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了香港，我记得的事就多了。一块儿去的有七人，爸爸、妈妈、哥哥、我，袁妈和刘妈，还有外祖父的那位姨太太。她被送到周家时，我母亲才一岁多，七姨还未出生，我那众多的姨也还都是少年儿童。她分担了我外祖母的不少家务，互相间感情很好。外祖父去世后，我父亲自然就承担了赡养她的义务。我亲外祖母在我母亲大学还没毕业时就去世了，所以我们就直称她婆婆。不过，我妈妈还是&ldquo先叫后不改&rdquo地称她姨太婆。妈妈待人宽厚，爸爸更是奉行博爱、平等。袁妈和刘妈两人在我家是舒畅的，另一方面，她们照顾我们兄妹也好几年了，互相都舍不得，所以她们毅然离开了京郊的亲人，随我们南下了。到香港时，哥哥四岁，我两岁了。袁妈那时48岁，管做饭；刘妈36岁，管卫生。除此以外，还各管各的小孩儿。婆婆那时56岁了，她没有任务，每天学识字、写字，有时还绣花。我家客厅的大靠垫上，绣的都是我爸爸读书或教书学校的校徽，全部出自婆婆之手，好些还绣出立体的花纹，真不愧为湘绣的传人。我们香港的家在半山区，罗便臣道尾，马路直通进了我家院子，成了一条盲道。原来的罗便臣道是由此上坡通连干德道的，阻断后在路基上建了东西两幢一样的二层楼，我家就在东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