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0年冬，我入选《2000－2001年首次人文学者南极考察队》，我知道自己够不上学者，而且从没动朝学者发展的念头。我天性是个懒人，不可能像教授那样头悬梁锥刺骨。连新华社摄影部也对我被尊为学者选派南极深感意外，在他们眼中我不过是只该&ldquo炒&rdquo的病鸭子。同行的教授们都是国家栋梁：博士生导师、政府津贴享有者，个个著作等身、德高望重，可我连做他们博士生的资格都没有。嫉妒之余，唯有说几句酸葡萄怪话，继续当我的新华社记者。我早就知道兢兢业业的治学方式不是我梦想中的美好生活，我心目中的美好生活是自由自在随心所欲。我在大学宣誓加入共产党时就坚信《共产党宣言》中的美好社会：&ldquo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自由发展的条件。&rdquo　　即使到现在，我也不知道中宣部、海洋局、极地办、外交部、国家计委们挑选我入选&ldquo首次人文学者南极考察&rdquo的理由，他们把所有文件封在牛皮纸信封里，寄给了新华社。这种做法颇让我这只频频遭受枪击的野鸭子惶惶不安，不怕贼偷就怕贼惦记，而我又想不出自己有什么让人惦记的。出发去南极的当天，外交部世界知识出版社在首都机场和我签署了《重返巴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