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此地，躺在疗养与护理院里用肥皂水刷洗干净的金属床上，在背后贴着布鲁诺眼睛的玻璃窥视孔的视野之内，回忆并描绘卡舒贝闷烧着的土豆秧堆里冒出的烟柱以及十月的雨的阴影线，可真不是件容易事。如果没有我这面鼓（只要熟练而有耐心地敲打，它便能回忆起全部必需的细枝末节，供我去芜存菁，把主要内容记录到纸上），如果我得不到疗养院管理处的同意，让这面鼓每天同我聊上三到四个小时，那么，我便会成为一个连有据可考的外祖父母都没有的可怜人。不管怎么说，我的鼓告诉我：一八九九年十月的那天下午，正值南非的奥姆·克吕格尔[注]擦他的反英浓眉的时候，在迪尔绍与卡特豪斯之间，比绍的砖窑附近，在四条同样颜色的裙子底下，在浓烟、畏惧、叹息、斜雨和圣者名字的痛苦呼唤声中，在两名农村保安警察毫无想像力的盘问以及他们被烟熏迷糊了的目光底下，矮而宽的约瑟夫·科尔雅切克使安娜·布朗斯基受孕，怀了我的妈妈阿格内斯。安娜·布朗斯基，我的外祖母，在那天黑夜里就改换了她的姓：在一位施圣礼向来慷慨大度的神甫帮助下，她改称安娜·科尔雅切克，并跟随约瑟夫，尽管没去埃及，至少也到了莫特劳河畔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