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见到凯瑟琳时，她穿着一件很动人的深红色洋装，在候诊室里紧张地翻着杂志。在此之前的二十分钟，她在精神科外面的走廊来回踱步，说服自己依约赴诊而不逃走。我到候诊室招呼她，和她握手。她的手又湿又冷，证明了方才的焦虑。事实上，虽然有两个她信任的精神科医师大力推荐，但她还是花了两个月时间才鼓足勇气来看我。凯瑟琳是个外表十分有吸引力的女子，中等长度的金发，淡褐色眼睛。那时，她在我任精神科主任的同一家医院的实验室里做化验员，并兼做泳装模特兼外快。我领她进诊疗室，穿过躺椅来到一张靠背皮椅，我们隔着一张半圆办公桌对坐。凯瑟琳向后靠在椅背上，沈默着，不知该从何说起。我等着，希望由她来选择话题。但几分钟后，我开始询及她的过去，第一次会面，我即试图理清她是谁，为什么来看我这些问题的头绪。在回答中，凯瑟琳逐渐向我透露她的生平。她生长在麻州小镇一个保守的天主教家庭中，排行老二，哥比她大三岁，擅长运动，在家中得享她所没有的自由妹妹则是父母最钟爱的孩子。当我们谈到她的症状，凯瑟琳明显地变得焦虑紧张，她说得很快，身子前倾，把手肘放在桌上，她一直都为恐惧所忧，她怕水、怕卡到喉咙，怕到连药丸都不敢吞的地步；怕坐飞机，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