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校拧开咖啡罐子的盖子，瞧见里面只剩下一小勺咖啡了。他把锅从火上移开，倒掉半锅水在地上，拿一把小刀在罐子壁上刮，直到仅剩的咖啡末混杂着些许铁锈掉进锅里。上校怀着自信而又充满天真的期待，靠火炉坐着等锅开，感觉五脏六腑里像有霉菌和毒百合在生根发芽似的。已经十月了。对他来说这又是一个难熬的早晨，尽管他已经熬过许许多多个这样的早晨。内战结束已经快六十年了，上校除了等待，什么也没做。而这十月，就是上校等来的为数不多的东西之一。妻子见他端着咖啡走了进来，便撩起了蚊帐。前一晚她刚犯了哮喘，这会儿正昏昏欲睡，不过她还是坐了起来，接过杯子。&ldquo你的呢？&rdquo她问。&ldquo我已经喝了。&rdquo上校撒了谎，&ldquo罐子里还有一大勺呢。&rdquo这时外面鸣起了丧钟，可上校早忘了葬礼的事。妻子正喝咖啡的当口儿，他把吊床的一端卸了下来，卷到另一端，放在了门后。妻子想起了那个死去的人。&ldquo他是1922年生的，&rdquo她说，&ldquo正好在咱们儿子后头一个月，4月7号。&rdquo她一边小口啜着咖啡，一边沉重地喘着气，看上去仅仅像是附在佝偻的、僵直的脊柱上的一团苍白。艰难的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