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个潮湿、闷热、低云灼烧的日子，我拿到了东莞居住证。作为身份证的赝品，这个四方形硬卡片的表面，有层憔悴的光（在银行，它并不被承认）。那个将它发给我的警察眼神里映射出这样的含义：一个人，无论他的家乡有多么坏，任何逃离它的人，本质都是可鄙的，因为他生活在那个场之外，他让自己变得像个私生子。我并不同意这种苛责。迁徙对于一些作家意味着死亡，而对另一些作家，则是重生。或者更武断一些：死亡的，是那些曾经在故乡有着强烈优越感的作家。在新疆乌鲁木齐，我过的是靠稿费维生的自由写作生活。抵达东莞后，我的生活本质并未发生改变，所不同的，是我的外部环境。新环境让我每每陷入窘迫、颓废、悲愤乃至深思的境地中，好像我太孱弱，根本无法承受这些浓烈情绪般。我总是那么敏感。我被投进一个速成器，在短短几个月内，要将本地人用十几年、二十几年掌握的生活能力，悉数学会。适应东莞生活的第一步，是将以&ldquo公斤&rdquo计算的习惯，改变成&ldquo斤&rdquo。这种东西陡然少了一半而价格还比原来贵的日常生活，对操持一日三餐的主妇来说，是痛苦的。核算出一根黄瓜价值四元时，我的心尖一抽一抽地疼。我从不轻易买肉。如果馋，就买